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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中国社会──最坏的社会主义与最坏的资本主义的结合
·从电影《英雄》看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缘木求鱼的“革命传统”教育
·王申酉:死于毛泽东暴政的思想者
·基督徒如何看待法轮功信仰
·谁在“移山”?——“文学与艺术:说出真相”研讨会上的发言
·后极权主义时代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他让“劳改”进入了牛津词典——读吴弘达《昨夜雨骤风狂》
·抓住中宣部的"黑手"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呼吁迁移毛泽东尸体的公开信
·莫把大学当监狱
·中共腐败官僚的“信仰”
·林昭与弓琳——两个北大女生的对照
·“万人杰文化新闻奖”答谢辞
·丁子霖女士致法国总统希拉克的公开信(余杰代拟)
·就法国政府致力于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致法国人民的公开信
·蒋彦永医生,中国的良知从你开始复苏
·十年改革,一夜屠城
·“船坚炮利”不会“强国富民”
·北大的沉沦与右派的风骨
·不一样的葬礼,不一样的时代
·中共有过“不独裁”的时代吗?
·沦为受虐狂的中国作家:著书都为颂毛魔
·向西藏忏悔
·中国的“古拉格群岛”浮出水面
·“太空秀”能够秀到几时?
·新左派们为何不对重庆的灾难发言?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中共是“唯物党”还是“谶纬党”?
·朱镕基:清官神话的终结
·世界人权日这天,特务掐断了我的电话
·让我们记住那些参与罪恶的人
·永不“引咎辞职”的中共官僚
·新版的“窃国者侯,窃钩者诛”
·官逼民死
·邓小平的“亲民秀”
·邓朴方的获奖与联合国的堕落
·写给为李思怡而绝食的朋友们
·揭开“文革”的红盖头
·为了自由,我们愿意献身:在民主基金会的演讲
·没有理由乐观的“后江时代
·连战在大陆最该说的一句话
·赵紫阳不是你们的“同志”
·永远站在自由一边
·毛泽东在抗战中的所作所为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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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致帝国的悼词》(香港田园书局)
·胡平:余杰《致帝国的悼词》序言
·《致帝国的悼词》自序:我的生命被这天分成两半
·是怯懦,还是虚伪——有感于温家宝谈“六•四”事件
·拆除北京的“靖國神社”——毛泽东纪念堂
·这样的审判只能用荒谬来形容——抗议湖南长沙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师涛十年徒刑
·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有感
·自唾其面——就王光泽被解聘致《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发行人沈灏的公开信
·一个人的“大屠杀博物馆”——中国作家廖亦武的文学与人生
·活着,记忆着,忏悔着,控诉着——序鲁礼安之文革回忆录《仰天长啸》
·是资本巨鳄,还是末世怪胎?——从原健力宝总裁张海的被捕谈起
·党杀死了忠心耿耿的党员——纪念北京西单工地坍塌事故中的死者周绪湘
·江胡对立的“江湖”——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至五中全会期间的权力转移
·表达的自由与宪法的保障——从昝爱宗诉讼案说起
·走出“黑名单”,活在光明中
·杨振宁究竟爱哪个“国”
·两头“野兽”的会面——评泰森拜谒毛泽东干尸
·从未存在过的“胡温新政”
·胡锦涛正在步齐奥赛斯库后尘
·像老鼠一样胆怯的“世界第一大党”
·中央电视台是党的喉舌,还是皇帝的尿壶?
·“反右运动”与中共的现代奴隶集中营(上)
·从图图与林义雄的会面看天安门事件的未来
·从赵紫阳与胡锦涛的分野看中共的未来
·秘密警察能捍卫“铁桶江山”吗?
·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独裁者的盛宴
·谁是松花江大污染的罪魁祸首?
·温家宝的“大师梦”
·缘木求鱼的“革命传统”教育
·从体制外异见作者的真实处境说起——兼论鄢烈山的文风问题
·公审邬书林为期不远
·没有民营媒体,何来新闻自由?
·谁把网络当作洪水猛兽?
·我们为什么要有基本的是非判断?
·宣传部是个什么部?
·抓住“冰点”事件的幕后黑手李东生
·“冰点”之殇与中国新闻界的觉醒
·陈光诚重于温家宝千百倍
·给汉语以自由,给心灵以自由
·独立中文笔会二零零五年度(第一届)“林昭纪念奖”颁奖词
·在二零零五年澳洲墨尔本“亚太地区作家论坛”上的对公众演讲
·言论自由神圣不可侵犯——关于郑北京“爆破作文”案件的感想
·在没有出版自由的国度,作家何为?
·谁是说真话的人?——悼念刘宾雁先生
·谁是中国最大的卖国贼?——评谢幼田《中共壮大之谜》
·写作是一种捍卫记忆的努力
·这是纪念抗战,还是歪曲历史?
·专制之下无信史——评《东亚三国近现代史》
·两个母亲,一个时代
·“长征”与“鬼地方”
·中共向朝鲜学什么?
·监牢里的“正义——从郭光允和欧阳懿的狱中遭遇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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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病患者的生命意识——鲁迅与加缪之比较研究


   肺病患者的生命意识
   ——鲁迅与加缪之比较研究
   一个作家的创作永远不可能脱离其生命体验。作家写得最多的人物通常就是他自己的投影。写作是对身体和心灵的双重消耗,这种消耗一直将持续到作家本人生命力干涸为止。写作对作家的伤害与肺结核这种慢性疾病十分相似:肺结核是一种消耗性的疾病,患者往往食欲不振,体重降低,全身乏力,因而精神萎靡、病态伤感。根据美国文学批评家苏珊•桑塔格的说法:“肺结核的发烧是身体内部燃烧的标志:结核病人是一个被热情‘消耗’的人,热情销蚀了他的身体。” 那么,如果一个执着的、投入的作家同时又患上了严重的结核病,对他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他的生命就好像一张绷得太紧的弦,随时都可能断裂。
   在人类历史中一段相当漫长的时间里——直至1945年特效药链霉素的发明,肺病是癌症和艾滋病出现之前最可怕的一种“不治之症”。与“黑死病”相对应,它被视为“白色瘟疫”,一旦患上肺结核,便被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之下。另一方面,肺结核又有它的独特之处。天花、霍乱、鼠疫等急性传染病,使患者顾不上甚至来不及关心和思考自己的身体和生活。而慢性的肺结核病人,如果经济上允许,则可以有充裕的时间在优越的条件下整天躺卧在病榻之上沉思默想。多数的病症,都不可能与“美”结缘,而总是跟形体的损伤和丑陋相联系,肺结核却能够带来身材的消瘦、脸孔的白皙以及行为举止的温文尔雅。因此,肺结核被赋予某种浪漫主义的色彩。“肺结核是艺术家的疾病”这一看法,最初由于音乐家和文学家这类人中患结核病的特别多的事实引起人们的注意,它似乎只是根据统计学而产生的猜测。二十世纪以来,有关专家从心理素质方面研究,特别指出患这种疾病的人大多智力聪慧,富有才华,而且多情善感,感情强烈而纤细,甚至到了过于敏感、过于脆弱的地步,于是终于得出和同意加拿大学者卡尔•艾博特的结论:“肺结核与天才的创造力之间有某种关系。”
   在中外文学史上,具有肺病患者这一特殊身份的作家可以说数不胜数,在欧美作家中有拜伦、济慈、史蒂文森、福楼拜、契诃夫、普鲁斯特、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劳伦斯、奥尼尔、梭罗、加缪等人,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有巴金、郁达夫、柔石、萧红、曹禺、鲁迅等人。严重的肺病深刻地影响了他们的日常生活和创作方式,也使得他们拥有了一种极端化的生命体验,并在不同程度上改变着他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作为肺病患者,这些作家加剧了他们与各自的时代和国族之间本来就已经相当紧张的关系,他们被放逐或自我放逐,他们被隔离或自我隔离,他们是没有故乡的孤独者。值得注意的是,在他们的笔下出现了若干肺病患者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或多或少地投射了作家本人的伤痛与苦涩、希望与绝望。
   如果未能与心仪的作家生活在同一时代,那么读者可以通过其日记、书信、传记以及他所创作的文学作品,来重现他所经历的痛苦与挣扎。无疑,在若干患肺病的作家中,鲁迅与加缪承担了最多的肉体与精神的痛苦,取得了卓越的文学成就,并对自己的疾病最富于形而上的哲学思考。1936年5月底,在许广平眼中的鲁迅“成天靠着藤躺椅,不言不食,随便什么东西,勉强呷一口就不要了,这就是所谓‘无欲望状态’的时期罢。铁青的肉色,一动也不愿动,看了真叫人难受。” 与此相似,1942年1月底,口吐鲜血的加缪把妻子吓坏了——他躺在床上,声音微弱地对妻子说:“我还以为自己完了。” 尽管“鲁迅对传统道德和民众的奴性的批判及他对个人自主的鼓励成为了富有浪漫色彩的个人主义和反权威主义这些基本思想的信条,在五四时期中国的年轻知识分子以饱满的宗教般的热情到处传播这些思想信条” ;尽管“没有哪一位作家能比加缪更能给法国青年人带来希望”、即便其论敌萨特也认为“加缪怀着顽强、严格、纯洁、肃穆、热情的人道精神,向当今世界的种种粗俗丑陋发起胜负未卜的宣战” ;但是,鲁迅最终还是被肺病夺去了生命,年仅五十五岁;加缪则意外地死于一场车祸,以这种方式逃脱了病魔的追捕,他更年轻,只有四十七岁。死亡过早地终止了他们的创作、思考和战斗。
   他们的作品却存留下来,成为各自国族甚至全人类的文化财富。致命的肺病给鲁迅和加缪的作品蒙上了浓重的荒谬感与悲剧色彩,使他们与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中的“大人物”们区隔开来。鲁迅与胡适的差异,就如同加缪与萨特的差异一样巨大。疾病让鲁迅与加缪习惯于离群索居,疾病让他们先在地反对权力与暴力,以及乌托邦和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因此,探究“肺病患者”的“生命意识”,探究他们对疾病的自我疗救和对死亡的超越,也许是对鲁迅与加缪进行比较研究的一个有意味的视角。
   (一)肉体与精神的疼痛
   致力于研究作家的疾病与其创作风格及思维方式的关系的苏珊•桑塔格曾经指出:“疾病是生命的阴面,是一种更麻烦的公民身份。每个降临世间的人都拥有双重公民身份,其一属于健康王国,另一则属于疾病王国。尽管我们都只乐于使用健康王国的护照,但或迟或早,至少会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们每个人都被迫承认我们也是另一王国的公民。” 疾病是所有人都无法摆脱的命运:鲁迅与加缪都是结核病患者,都是疾病王国的公民,都被迫终生承受无所不在的疼痛感,并与这种“不可能治愈”的疾病作绝望的斗争。
   对于十九世纪的浪漫派文学家来说,他们总是“以一种新的方式通过结核病导致的死亡来赋予死亡以道德色彩,认为这样的死消解了粗俗的肉身,使人格变得空灵,使人大彻大悟”。 拜伦望着镜子中的自己说:“我看上去病了,我宁愿死于痨病。因为夫人们会说:‘瞧那个可怜的拜伦,垂死之时也是那么的好看啊!’” 也是患肺结核的梭罗则这样写道:“死亡与疾病常常是美丽的,如……痨病产生的热晕。” 这样一种似乎有些矫情的“疾病审美”,在富于现实主义取向和悲剧审美精神的鲁迅和加缪那里已经荡然无存。鲁迅在《无常》中写道:“想到生的乐趣,生固然可以留恋;但想到生的苦趣,无常也不一定是恶客。无论贵贱,无论贫富,其时都是‘一双空手见阎王’,有冤的得伸,有罪的就得罚。” 加缪在《正面与反面》中则这样写道,这场疾病只是“在我已面临的障碍上增添了别种障碍,而且是最艰难的障碍”、“死亡是一种具有深刻意义的感情”。 无法治愈的肺病让他们赤裸裸地面对死亡,勇敢而诚实;也让他们在绝境中寻觅希望的可能性,严重而艰难。
   鲁迅与加缪有着同样不幸的童年——丧父的童年、窘迫的童年、备受歧视和漠视的童年——爱是那样的稀缺。
   童年的鲁迅生活在由稀奇古怪的失意儒生、鸦片瘾君子、争风吃醋的家庭妇女和放荡奢侈的子孙组成的庞大家族里,在祖父企图向主持科举的考官行贿而被捕入狱之后,这个曾经富有而显赫的家族顿时土崩瓦解了,很多大家族都以不同的方式走向相同的衰亡之路,用其传记作者赖尔的话来说,鲁迅的家庭环境“立刻显得有趣(疯人院是有趣的)而黑暗(疯人院是黑暗的)。它是一个令人无法满意的环境。无论何处都可看到衰朽的生命……” 鲁迅的肺病大概是从父亲那里传染而来,他的父亲盛年时便死于肺结核。 在孩子看来,父亲死于疾病,也死于庸医。辗转于药典与当铺之间的生活,给少年周树人以深深的刺激,亦成为他此后选择东渡日本学医的原始动因。然而,这个性格内向的少年不知道,肺病让他的父亲苦不堪言,肺病也已经与他本人如影随形。父亲已然死去,而肺病依旧存在,这成为鲁迅不得不接受的宿命,比母亲强迫他迎娶朱安还要蛮不讲理。
   而童年的加缪则生活在法属殖民地阿尔及尔的贫民区,他们的房间里甚至没有电力和自来水的供应。父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丧生,家庭的悲剧成为加缪描写苦难生活的素材,在《第一个人》中的这段描写具有相当程度的写实性:“他们继续过着艰苦的日子,虽然对生活充满疑惑,但逆来顺受,像动物一样爱着生活。凭着自身的经历,他们知道生活往往不露声色,令人猝不及防地将它所孕育的不幸降临人间。” 刚刚十七岁的时候,肺病就已经在加缪的身体里肆虐了。当时普遍认为肺结核和胸膜炎这两种传染病的起因是受凉。加缪的好几位朋友都认为他的病是一场大雨中的比赛造成的,或是因为他守门时受了冲撞引起的。实际上,肺结核决不可能因着凉或剧烈运动而染上,但完全可能由此引发,更有可能是生活条件恶劣、营养不良而引起的。 肺病让加缪比同龄人更早地咀嚼到了什么叫荒谬:“他开始咳血。告别了,足球。在莫达发医院——他在青年时代的作品里称之为‘贫民区医院’——诊断的结果是右肺干酪样结核。在当时及后来相当长时间中,这种病意味着不治之症,这对他的哲学思想产生了影响。一个酷爱生活的人眼看着自己被莫名其妙地剥夺生命,这就是荒谬的最初表现之一。” 初步检查之后,医生对加缪当肉店老板的舅舅说:“只有你才能救活这个小男孩。”舅舅阿库家比较富有,有经济能力让外甥多吃点肉,那时候,人们认为多吃肉有助于肺结核病人的康复。
   两位患慢性肺病的作家,意志力都很坚强。在疾病面前,鲁迅表现出了忍受疼痛的持久耐力。1936年5月31日下午,史沫特莱和茅盾引美国医生邓恩来诊。邓恩是在上海的惟一的西方肺病专家,“经过打诊、听诊之后,虽然誉我为最能抵抗疾病的典型的中国人,然而也宣告了我的就要死亡;并且说,倘是欧洲人,则在五年前就已经死掉。这判决使善感的朋友们下泪。我也没有请他开方,因为我想,他的医学从欧洲学来,一定没有学过给死了五年的病人开方的法子。然而D医生的诊断却实在是极准确的。后来我照了一张X光透视的胸像,所见的景象,竟大抵和他的诊断相同。” 这是精神对肉体的最大限度的战胜,强悍的鲁迅从死神那里夺回了五年的时间。此时此刻,鲁迅平静地接受了这可怕的结论,置身事外般地谈论着自己的死亡。在给杨霁云的信中,鲁迅无比冷静地写道:“我这次所生的,的确是肺病,而且是大家所畏惧的肺结核,我们结交至少已经有二十多年了,其间发过四五回,但我不大喜欢嚷病,也颇漠视生命,淡然处之,所以也几乎没有人知道。这一回,是为了年龄关系,没有先前的容易制止和恢复了,又加以肋膜病,遂至缠绵了三个多月,还不能停止服药。” 鲁迅就像在谈论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情一样,长期染病使他把疾病当作了一位不能拒绝的朋友——这个朋友一直都在毫不留情地折磨着他。许寿裳来,看见鲁迅“神色极惫,不愿动弹,两胫瘦得像败落的丝瓜”。 在同样患有肺病的萧红眼里,“鲁迅先生在无欲望状态中,什么也不吃,什么也不想,睡觉是似睡非睡的”。 朋友们眼中倍受疾病折磨的晚年鲁迅,确实让人心痛不已,而他自己竭力做出无所谓的模样来,为的是让亲人得到安慰,他不喜欢别人为他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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