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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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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天安门之子》(香港开放出版社)
·包遵信:余杰《天安门之子》序中国新一代知识份子的崛起
·《天安门之子》自序:致“警察读者”的公开信
·晤蒋彦永,谈说真话
·“政治文明”时代的“党国逻辑”
·杨子立的母亲,也是我们的母亲
·记住历史,记住母亲──在美国芝加哥纪念「六•四」十五周年音乐会上的演讲
·罗大佑的撕护照与张惠妹的被封杀
·屠夫崇拜:从张献忠到毛泽东——为成都大屠杀三百六十周年而作
·刘军宁遭遇“警察大学”
·吴祖光的铁骨柔肠
·解放军原来是家奴
·熊德明与李昌平的困惑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蒋彦永的自由,就是我的自由
·爲每一个被杀害的生命祈祷──达赖喇嘛与「六•四」屠杀
·向西藏忏悔──读《雪山下的火焰:一个西藏良心犯的证言》
·自由之魂 从雷震到林昭
·香港还有爲“六•四”魂牵梦绕的勇敢者
·余杰、余世存对北大「一塌糊涂」网站被关闭的声明:我们不能再忍受这样的耻辱
·师涛:一个失去自由的自由人
·让我们一起反抗文字狱
·末世贪官最后的疯狂
·自由中国,何以可能?
·中国社会──最坏的社会主义与最坏的资本主义的结合
·从电影《英雄》看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缘木求鱼的“革命传统”教育
·王申酉:死于毛泽东暴政的思想者
·基督徒如何看待法轮功信仰
·谁在“移山”?——“文学与艺术:说出真相”研讨会上的发言
·后极权主义时代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他让“劳改”进入了牛津词典——读吴弘达《昨夜雨骤风狂》
·抓住中宣部的"黑手"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呼吁迁移毛泽东尸体的公开信
·莫把大学当监狱
·中共腐败官僚的“信仰”
·林昭与弓琳——两个北大女生的对照
·“万人杰文化新闻奖”答谢辞
·丁子霖女士致法国总统希拉克的公开信(余杰代拟)
·就法国政府致力于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致法国人民的公开信
·蒋彦永医生,中国的良知从你开始复苏
·十年改革,一夜屠城
·“船坚炮利”不会“强国富民”
·北大的沉沦与右派的风骨
·不一样的葬礼,不一样的时代
·中共有过“不独裁”的时代吗?
·沦为受虐狂的中国作家:著书都为颂毛魔
·向西藏忏悔
·中国的“古拉格群岛”浮出水面
·“太空秀”能够秀到几时?
·新左派们为何不对重庆的灾难发言?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中共是“唯物党”还是“谶纬党”?
·朱镕基:清官神话的终结
·世界人权日这天,特务掐断了我的电话
·让我们记住那些参与罪恶的人
·永不“引咎辞职”的中共官僚
·新版的“窃国者侯,窃钩者诛”
·官逼民死
·邓小平的“亲民秀”
·邓朴方的获奖与联合国的堕落
·写给为李思怡而绝食的朋友们
·揭开“文革”的红盖头
·为了自由,我们愿意献身:在民主基金会的演讲
·没有理由乐观的“后江时代
·连战在大陆最该说的一句话
·赵紫阳不是你们的“同志”
·永远站在自由一边
·毛泽东在抗战中的所作所为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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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致帝国的悼词》(香港田园书局)
·胡平:余杰《致帝国的悼词》序言
·《致帝国的悼词》自序:我的生命被这天分成两半
·是怯懦,还是虚伪——有感于温家宝谈“六•四”事件
·拆除北京的“靖國神社”——毛泽东纪念堂
·这样的审判只能用荒谬来形容——抗议湖南长沙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师涛十年徒刑
·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有感
·自唾其面——就王光泽被解聘致《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发行人沈灏的公开信
·一个人的“大屠杀博物馆”——中国作家廖亦武的文学与人生
·活着,记忆着,忏悔着,控诉着——序鲁礼安之文革回忆录《仰天长啸》
·是资本巨鳄,还是末世怪胎?——从原健力宝总裁张海的被捕谈起
·党杀死了忠心耿耿的党员——纪念北京西单工地坍塌事故中的死者周绪湘
·江胡对立的“江湖”——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至五中全会期间的权力转移
·表达的自由与宪法的保障——从昝爱宗诉讼案说起
·走出“黑名单”,活在光明中
·杨振宁究竟爱哪个“国”
·两头“野兽”的会面——评泰森拜谒毛泽东干尸
·从未存在过的“胡温新政”
·胡锦涛正在步齐奥赛斯库后尘
·像老鼠一样胆怯的“世界第一大党”
·中央电视台是党的喉舌,还是皇帝的尿壶?
·“反右运动”与中共的现代奴隶集中营(上)
·从图图与林义雄的会面看天安门事件的未来
·从赵紫阳与胡锦涛的分野看中共的未来
·秘密警察能捍卫“铁桶江山”吗?
·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独裁者的盛宴
·谁是松花江大污染的罪魁祸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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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黑暗深渊的入口处——读布伦特与诺莫夫《斯大林晚年离奇事件》


   在黑暗深渊的入口处
   ——读布伦特与诺莫夫《斯大林晚年离奇事件》
   一九三六年,曾经积极支持苏联政权的法国作家纪德出版了《访苏归来》一书。纪德并没有因为斯大林和苏联政府的热情款待、精心安排参观项目而成为其吹鼓手,也没有迫于当时欧洲知识分子“政治正确”的压力而保持沉默。相反,这位睿智的观察家嗅到了那个庞大帝国中四处弥漫的血腥味,纪德直截了当地批评道:“我怀疑世界上是否还有哪一个国家,甚至希特勒的德国,其思想和精神比在苏联更不自由、更受压抑、更胆怯(受恐吓)、更附庸化。”纪德对苏联的尖锐批评,立即被淹没在当时普遍左倾的欧洲知识分子的唾沫之中。
   然而,纪德所揭示的还只是斯大林帝国的冰山一角——如果说希特勒帝国仅仅肆虐了十多年,随着二战的结束,纳粹思想及其制度得到了有效的清理和根除;那么斯大林帝国则整整肆虐了三十多年,在斯大林死后,其思想体系及其制度还延续了近半个世纪之久。斯大林当之无愧的是一个“精神暴君”,正如尼采所指出的那样,“精神暴君”施行暴力的办法是使人们“相信他拥有真理,但这种信念所固有的残忍、专横、暴虐和凶恶还从来没有如此有力地表现出来”。因此,斯大林的罪恶甚于希特勒的罪恶。
   在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之交,一场不亚于三十年代大清洗运动的政治迫害又拉开了序幕:一九四八年八月三十一日,斯大林的新宠、政治局委员日丹诺夫突然死于心脏病。斯大林亲自批示调查这起犹太医生的“谋杀计划”,此后四年间大规模的逮捕席卷而来……仅仅是因为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斯大林本人的死亡,这场新的迫害才戛然而止。美国历史学家乔纳森•布伦特和俄罗斯历史学家弗拉基米尔•诺莫夫合著的《斯大林晚年离奇事件》一书,即是对这段可怕的历史隧道的第一次“探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历史研究的性质类似于地理探险。
   尽管两位作者在结束全书时谦虚地表示“在对斯大林的‘医生阴谋’这个巨大迷宫的调查中,我们仅仅到达了深渊的入口”,但由于两位作者对最新获得的大批秘密档案——包括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俄罗斯国家社会和政治史档案、俄联邦安全保卫中心档案和俄罗斯国家当代史档案——的引用、分析和比较,“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使得读者对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苏联社会的变迁以及晚年斯大林的心态有了崭新的认识。因此,这本书“为二十世纪的灾难文学作出了无价的贡献”。
   历史视野之外的苏联反犹运动
   不久前刚刚去世的百岁老人、有“纳粹猎人”之誉的维森塔尔,是纳粹集中营幸存者,他一生致力于追查纳粹战犯,先后将一千多名潜逃的纳粹战犯绳之以法。维森塔尔为何不开始新的生活,却将漫长的人生与那段黑暗而恐怖的历史纠缠在一起呢?他在自传中写道,一九四四年,一个党卫军军官对他说:“你想把集中营的真相告诉美国人民。这是对的。但你知道会发生什么吗?他们不会相信你的。他们会说你疯了,甚至把你送进精神病院。除非他们亲自经历,否则怎么会有人相信如此可怕的事情。”为了否定这名党卫军军官的判断,维森塔尔开始了其艰苦卓绝的事业,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如美国前总统卡特在给他颁发勋章时所言:“我们应当加入维森塔尔的事业。我们的良心不能动摇,我们的记忆也不能淡薄。如果我们不了解历史,就会重蹈悲剧的覆辙。如果我们要想拥有一个和平的未来,我们就必须铭记过去的罪行。”
   在此意义上,布伦特和诺莫夫两位历史学家所从事的也是同样的事业,他们发现了这样一个令人震惊的真相:反犹主义决不是希特勒一个人的突发异想,它根植于欧洲历史文化中幽深的种族主义传统;反犹主义也不只是纳粹所独有的意识形态,它在斯大林那里同样是一记战无不胜的“杀手锏”。《斯大林晚年离奇事件》一书忠实地记录了斯大林对犹太人根深蒂固的偏见,以及由此延展出来的反犹政策——这是一场历史视野之外的、规模巨大的反犹运动。
   在布尔什维克革命早期,革命领袖中便有托洛茨基等诸多犹太人,被新政权奉为圭臬的“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也是犹太人。但这并不能改变俄罗斯沙文主义历史传统中对犹太人的蔑视和排斥。在斯大林掌权之后,苏联的反犹主义又摇身一变成为反西方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在这个维度上,斯大林与希特勒心心相印、惺惺相惜。随着德国对苏联的突然入侵,斯大林只好暂时收敛起反犹思想,并允许居住在苏联的犹太人组建反法西斯组织。但是,在二战结束之后,苏联的势力急剧膨胀,斯大林又肆无忌惮地重弹其反犹老调,继承起希特勒未竟的事业来。斯大林本人是格鲁吉亚人,在俄罗斯帝国内部,属于高加索人的格鲁吉亚人从来都是受歧视的族裔。然而,极为吊诡的是,斯大林却是一个狂热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者,他对格鲁吉亚人的镇压从来不曾手软,更对犹太人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偏见。这种变态的心理,也许与他内心深处的自卑——包括对自己外形的自卑有关。当然,当反犹主义上升为一种国家意识形态的时候,它又包含了斯大林巩固权力的意图。
   一九四七年,在斯大林的授意下,苏联社会从上到下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反犹运动。《真理报》上发表社论严厉谴责犹太人的思想和文化破坏了俄罗斯的“纯洁性”,指责犹太人是不会效忠苏联的西方间谍,一旦苏联与美国开战,他们都会成为帝国主义的“第三纵队”。从一九四八年到一九五三年,成千上万的犹太知识分子、科学家、政治领导人、军管、公务员和商人被无情地传讯,失去了职位,并被公开嘲弄、辱骂、威胁,甚至监禁,许多人被处决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是:在德军围攻莫斯科的危急时刻,斯大林并未命令将莫斯科艺术学院内瓦格纳的肖像取下来;而在五十年代初,犹太作曲家门德尔松的肖像却被从艺术学院大厅移走了。
   日丹诺夫的突然死亡,成为斯大林将反犹运动升温的绝佳借口。就像此前斯大林利用基洛夫、高尔基等人的死亡,制造了一环扣一环的冤案来清洗政敌一样,此刻他又故伎重施。负责克里姆林宫医疗工作的犹太医生们纷纷被捕,四个规模空前庞大的集中营动工兴建,莫斯科街头巷尾都在传说领袖要将所有犹太人都遣送到西伯利亚去,甚至还发生了殴打排队买食品的犹太妇女的浪潮,“对医生们的审讯计划在三月进行,但是到二月,许许多多甚至连牲口都不适合住的牢房被草草建成了,围绕莫斯科的那些专用铁轨上满是货运列车,大城市的民兵总部正在列出要驱逐的公民的名单——那些具有百分之五十和百分之百犹太血统的人。”
   这次种族清洗显然不是领袖的心血来潮,正如俄罗斯历史学家拉津斯基在《斯大林密闻》中所指出的那样:三十年代的大清洗是打算建立一个绝对服从“当家的”的一统社会,并为国家做战争准备;而一九五三年计划的清洗也有同样的目的,意味着要重新恢复被战争损害了的纪律,使已逐渐消失了的恐惧感重新笼罩全国,并且策动与西方的战争。一九五三年二月,斯大林最后一次出席党中央主席团常委会,猛烈抨击了那些担心西方对医生案件的反应的战友们,辱骂他们是“瞎眼猫”,并说了一句让所有人惊恐万分的话:“我们谁都不怕,如果帝国主义者们想打仗,那对我们来说,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死神迅速降临,使斯大林的战争狂想曲未能奏响,否则这“第三次世界大战”又是人类的一场浩劫。
   斯大林企图利用这场反犹运动来达到一箭双雕的效果:对内是树立“敌人”的靶子,获得党政军系统和老百姓对“伟大领袖”的支持,进而彻底清除残存的老战友们。他亲自指示审理犹太医生案件的特务头子:“如果医生们不从实招来,你就到他们现在呆着的地方去。”所谓“从实招来”,便是将莫洛托夫、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等“久经考验”的政治局委员们统统网罗其中——在斯大林的最后岁月里,这四位老战友再也没有被邀请到其别墅去,斯大林已经把他们看作是“死囚”了。对外则是故意挑起西方对苏联的反感,按照斯大林的逻辑:既然犹太人是美帝国主义的代理人,那么打击犹太人,就会疼在美国主子的心上。如果西方由此掀起新一轮的反苏浪潮,那么就趁机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至于那些在监狱中冤死的犹太医生,对斯大林来说根本就只是一批囚徒的番号罢了,他对他们不会有丝毫的怜悯和愧疚。
   这场可耻的反犹运动虽然未能全面实施,但仍有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被剥夺了自由、尊严和生命。然而,斯大林和苏联政权犯下的这些丑恶罪行,并未像纳粹的罪行那样彰显在光天化日之下。维森塔尔曾指出:“人类的历史是一段充满各种罪行的历史。因为历史会重演,所以信息是一种防御。通过它,我们能够,也必须建立一个避免重蹈覆辙的防御机制。”在此意义上,布伦特和诺莫夫所从事的事业与维森塔尔是相同的:不仅是哀悼无辜受害的逝者,更是要将产生暴政的机制彻底埋葬。
   流氓是“恺撒王国”真正的主人
   《斯大林晚年离奇事件》一书细致地梳理了作为至高无上的领袖的斯大林与苏联的政治制度之间“鸡生蛋、蛋生鸡”般的复杂关系。“犹太医生”冤案完全是斯大林个人基于虐待狂和被虐待狂的矛盾心理状态而制造出来的闹剧,却被各级党政官僚、军队、安全部门、宣传和教育机构忠实地执行。
   斯大林是怎样成为苏联帝国的“当家人”的?斯大林这样一个没有受过完整的教育、没有尊严感和道德感的流氓,是如何成为“不朽的导师”的?或者用俄罗斯思想家别尔嘉耶夫的方式提问:“为什么数量巨大的人们,在体力上占有优势,却要一致同意服从一个人或者一小批人,如果这些人握有权柄的话?”布伦特和诺莫夫通过研究斯大林日益歇斯底里的晚年生活,得出了这样的一个结论:“立足于这个国家的最高处,斯大林拥有绝对的权力。他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不是因为这个国家赋予了他绝对的权力,而是因为他成功地找到了使这个国家脱离合法化的方法。在他生命的最后年头里的‘医生阴谋’成了达到这个目标的、他手中最有力的武器,它赤裸裸地表明了斯大林的权力不是从国家和它的制度中产生的,而是从那个允许他操纵国家和国家制度的隐秘的体制中产生的。”换言之,斯大林的权力来自于一套比写在纸面上的苏联宪法更重要的“潜规则”。他用一种粗俗的催眠方式巩固其绝对权力,而类似于“医生阴谋”的案件正是其用来实现催眠效果的绝妙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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