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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24、《从柏林围墙到天安门:从德国看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台湾允晨文化出版,2009)
·在哪个岔道走错了?----《从柏林墙到天安门》自序
·触摸受难者的体温——访布痕瓦尔德集中营
·迟到的忏悔还是忏悔吗?——君特•格拉斯为何隐瞒党卫军的履历?
·在死亡之地重建爱与和平——访柏林墙遗址及和解教堂
·邪恶也是一种美——里芬斯塔尔及其纪录片《奥林匹亚》
·在上帝与凯撒之间——从德国教会历史看政教关系
·从焚书到焚人——“焚书纪念处”侧记
·祈祷和烛光的力量
·白玫瑰永远绽放
·言论自由是信仰自由的开端——从马丁.路德故居到古登堡印刷博物馆
·记忆不仅仅是记忆——柏林“欧洲被屠杀犹太人纪念碑”侧记
·为奴隶的母亲——访柏林珂勒惠支纪念馆
·让习惯黑暗的眼睛习惯光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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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刘晓波与胡锦涛的对峙: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为何停滞?》(即将出版)
·布朗为何说北京的天气很好?
·谁让母亲成为妓女?
·紫禁城的星巴克与天安门的毛头像
·人民意愿轻如鸿毛
·韶山的“茅厕”与张戎的“毛传”
·黑心矿主与黑心政府
·航空母舰与国家形象
·邓小平与美少女
·独裁国家无友谊
·《达芬奇密码》不能禁
·《物权法》的“剖腹产”
·成思考危不以太监为耻
·从《河殇》到《大国崛起》
·中央政府是山西奴隶童工的解放者吗?
·诗歌与坦克,谁更有力量?
·国旗应当插在哪里?
·作为傀儡的孔子
·胡锦涛的崇毛情结
·温家宝为何闻“赵”色变?
·习近平可有习仲勋的眼泪?
·“八荣八耻”对决“三个代表”
·自由是我们争来的
·都江堰的灭顶之灾
·叶利钦与中国
·中共应当还中南海于民
·中国究竟有多么热爱和平?
·中共元老吴南生谈政治民主
·谁是胡锦涛的智囊?
·新闻出版的“外松内紧”
·以真话来维权
·昝爱宗与萧山教案
·我所见过的女议长佩洛西
·谁想不让我们过圣诞节?
·十博士为何不反对奥运会?
·人文奥运,去毛为先
·“爱国”为何成为流氓和白痴的专利?
·两朵金花耀中华
·中共已无改革派
·别了,毛贼
·胡锦涛捐献了多少钱?
·我们唯有勇气与谦卑——我为何在《零八宪章》上签名,兼致狱中的刘晓波
·六万与两亿
·探望刘霞受阻记
·在横眉与俯首之间—为刘晓波五十三岁生日而作
·与国保警官谈零八宪章
·刘晓波的道路就是胡适的道路
·她是中国的“犹太人”——写给刘霞
·偶尔抽抽
·签名,还是不签?----由昆德拉与哈维尔之争看《零八宪章》(之一)
·如何将真理从谎言中拯救出来?——读茨普金《巴登夏日》
·中共的硬与软
·签名的价值——从昆德拉与哈维尔之争看《零八宪章》(之二)
·但开风气不为帅——读《包遵信纪念文集》
·杀戮不能获取正义
·让网络监督的风暴更猛烈
·民权乃公理,宪法实良图——从康有为与章太炎的论争看零八宪章的改良主义
·希拉里进大观园
·我们共同的人性尊严----《零八宪章》与亚洲人权宪章之比较
·围巾送给温家宝,不如送给刘晓波
·家宝原来爱读书
·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与四川大地震----苏联和中国政治转型的比较
·胡锦涛与查天赐的幸福指数
·当代大学生人权意识的觉醒——论谭卓案与邓玉娇案中大学生的角色
·从邓玉娇案看公民拥有武器的权利
·中国是民主化的例外吗?----"六四"二十周年对中国改革路径的反思
·航母可以实现“强国梦”吗?
·从此革命不输出,自己家里瞎折腾
·从《零八宪章》看一百年前的立宪运动----为刘晓波失去自由一百天而作
·黄光裕与刘晓波
·北韩是中共豢养的一条狗
·六四是中国人的清明节
·他们让奥运会失去了重量
·盛世出国虎?
·坦克再上长安街
·毛泽东阴影下的胡时代
·释放刘晓波才是不折腾
·莫将罪犯当英雄
·巨资封口 人命关钱
·我可以不喜欢奥运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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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泥足巨人:苏俄崩溃的秘密》(2010年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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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黑暗深渊的入口处——读布伦特与诺莫夫《斯大林晚年离奇事件》


   在黑暗深渊的入口处
   ——读布伦特与诺莫夫《斯大林晚年离奇事件》
   一九三六年,曾经积极支持苏联政权的法国作家纪德出版了《访苏归来》一书。纪德并没有因为斯大林和苏联政府的热情款待、精心安排参观项目而成为其吹鼓手,也没有迫于当时欧洲知识分子“政治正确”的压力而保持沉默。相反,这位睿智的观察家嗅到了那个庞大帝国中四处弥漫的血腥味,纪德直截了当地批评道:“我怀疑世界上是否还有哪一个国家,甚至希特勒的德国,其思想和精神比在苏联更不自由、更受压抑、更胆怯(受恐吓)、更附庸化。”纪德对苏联的尖锐批评,立即被淹没在当时普遍左倾的欧洲知识分子的唾沫之中。
   然而,纪德所揭示的还只是斯大林帝国的冰山一角——如果说希特勒帝国仅仅肆虐了十多年,随着二战的结束,纳粹思想及其制度得到了有效的清理和根除;那么斯大林帝国则整整肆虐了三十多年,在斯大林死后,其思想体系及其制度还延续了近半个世纪之久。斯大林当之无愧的是一个“精神暴君”,正如尼采所指出的那样,“精神暴君”施行暴力的办法是使人们“相信他拥有真理,但这种信念所固有的残忍、专横、暴虐和凶恶还从来没有如此有力地表现出来”。因此,斯大林的罪恶甚于希特勒的罪恶。
   在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之交,一场不亚于三十年代大清洗运动的政治迫害又拉开了序幕:一九四八年八月三十一日,斯大林的新宠、政治局委员日丹诺夫突然死于心脏病。斯大林亲自批示调查这起犹太医生的“谋杀计划”,此后四年间大规模的逮捕席卷而来……仅仅是因为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斯大林本人的死亡,这场新的迫害才戛然而止。美国历史学家乔纳森•布伦特和俄罗斯历史学家弗拉基米尔•诺莫夫合著的《斯大林晚年离奇事件》一书,即是对这段可怕的历史隧道的第一次“探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历史研究的性质类似于地理探险。
   尽管两位作者在结束全书时谦虚地表示“在对斯大林的‘医生阴谋’这个巨大迷宫的调查中,我们仅仅到达了深渊的入口”,但由于两位作者对最新获得的大批秘密档案——包括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俄罗斯国家社会和政治史档案、俄联邦安全保卫中心档案和俄罗斯国家当代史档案——的引用、分析和比较,“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使得读者对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苏联社会的变迁以及晚年斯大林的心态有了崭新的认识。因此,这本书“为二十世纪的灾难文学作出了无价的贡献”。
   历史视野之外的苏联反犹运动
   不久前刚刚去世的百岁老人、有“纳粹猎人”之誉的维森塔尔,是纳粹集中营幸存者,他一生致力于追查纳粹战犯,先后将一千多名潜逃的纳粹战犯绳之以法。维森塔尔为何不开始新的生活,却将漫长的人生与那段黑暗而恐怖的历史纠缠在一起呢?他在自传中写道,一九四四年,一个党卫军军官对他说:“你想把集中营的真相告诉美国人民。这是对的。但你知道会发生什么吗?他们不会相信你的。他们会说你疯了,甚至把你送进精神病院。除非他们亲自经历,否则怎么会有人相信如此可怕的事情。”为了否定这名党卫军军官的判断,维森塔尔开始了其艰苦卓绝的事业,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如美国前总统卡特在给他颁发勋章时所言:“我们应当加入维森塔尔的事业。我们的良心不能动摇,我们的记忆也不能淡薄。如果我们不了解历史,就会重蹈悲剧的覆辙。如果我们要想拥有一个和平的未来,我们就必须铭记过去的罪行。”
   在此意义上,布伦特和诺莫夫两位历史学家所从事的也是同样的事业,他们发现了这样一个令人震惊的真相:反犹主义决不是希特勒一个人的突发异想,它根植于欧洲历史文化中幽深的种族主义传统;反犹主义也不只是纳粹所独有的意识形态,它在斯大林那里同样是一记战无不胜的“杀手锏”。《斯大林晚年离奇事件》一书忠实地记录了斯大林对犹太人根深蒂固的偏见,以及由此延展出来的反犹政策——这是一场历史视野之外的、规模巨大的反犹运动。
   在布尔什维克革命早期,革命领袖中便有托洛茨基等诸多犹太人,被新政权奉为圭臬的“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也是犹太人。但这并不能改变俄罗斯沙文主义历史传统中对犹太人的蔑视和排斥。在斯大林掌权之后,苏联的反犹主义又摇身一变成为反西方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在这个维度上,斯大林与希特勒心心相印、惺惺相惜。随着德国对苏联的突然入侵,斯大林只好暂时收敛起反犹思想,并允许居住在苏联的犹太人组建反法西斯组织。但是,在二战结束之后,苏联的势力急剧膨胀,斯大林又肆无忌惮地重弹其反犹老调,继承起希特勒未竟的事业来。斯大林本人是格鲁吉亚人,在俄罗斯帝国内部,属于高加索人的格鲁吉亚人从来都是受歧视的族裔。然而,极为吊诡的是,斯大林却是一个狂热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者,他对格鲁吉亚人的镇压从来不曾手软,更对犹太人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偏见。这种变态的心理,也许与他内心深处的自卑——包括对自己外形的自卑有关。当然,当反犹主义上升为一种国家意识形态的时候,它又包含了斯大林巩固权力的意图。
   一九四七年,在斯大林的授意下,苏联社会从上到下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反犹运动。《真理报》上发表社论严厉谴责犹太人的思想和文化破坏了俄罗斯的“纯洁性”,指责犹太人是不会效忠苏联的西方间谍,一旦苏联与美国开战,他们都会成为帝国主义的“第三纵队”。从一九四八年到一九五三年,成千上万的犹太知识分子、科学家、政治领导人、军管、公务员和商人被无情地传讯,失去了职位,并被公开嘲弄、辱骂、威胁,甚至监禁,许多人被处决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是:在德军围攻莫斯科的危急时刻,斯大林并未命令将莫斯科艺术学院内瓦格纳的肖像取下来;而在五十年代初,犹太作曲家门德尔松的肖像却被从艺术学院大厅移走了。
   日丹诺夫的突然死亡,成为斯大林将反犹运动升温的绝佳借口。就像此前斯大林利用基洛夫、高尔基等人的死亡,制造了一环扣一环的冤案来清洗政敌一样,此刻他又故伎重施。负责克里姆林宫医疗工作的犹太医生们纷纷被捕,四个规模空前庞大的集中营动工兴建,莫斯科街头巷尾都在传说领袖要将所有犹太人都遣送到西伯利亚去,甚至还发生了殴打排队买食品的犹太妇女的浪潮,“对医生们的审讯计划在三月进行,但是到二月,许许多多甚至连牲口都不适合住的牢房被草草建成了,围绕莫斯科的那些专用铁轨上满是货运列车,大城市的民兵总部正在列出要驱逐的公民的名单——那些具有百分之五十和百分之百犹太血统的人。”
   这次种族清洗显然不是领袖的心血来潮,正如俄罗斯历史学家拉津斯基在《斯大林密闻》中所指出的那样:三十年代的大清洗是打算建立一个绝对服从“当家的”的一统社会,并为国家做战争准备;而一九五三年计划的清洗也有同样的目的,意味着要重新恢复被战争损害了的纪律,使已逐渐消失了的恐惧感重新笼罩全国,并且策动与西方的战争。一九五三年二月,斯大林最后一次出席党中央主席团常委会,猛烈抨击了那些担心西方对医生案件的反应的战友们,辱骂他们是“瞎眼猫”,并说了一句让所有人惊恐万分的话:“我们谁都不怕,如果帝国主义者们想打仗,那对我们来说,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死神迅速降临,使斯大林的战争狂想曲未能奏响,否则这“第三次世界大战”又是人类的一场浩劫。
   斯大林企图利用这场反犹运动来达到一箭双雕的效果:对内是树立“敌人”的靶子,获得党政军系统和老百姓对“伟大领袖”的支持,进而彻底清除残存的老战友们。他亲自指示审理犹太医生案件的特务头子:“如果医生们不从实招来,你就到他们现在呆着的地方去。”所谓“从实招来”,便是将莫洛托夫、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等“久经考验”的政治局委员们统统网罗其中——在斯大林的最后岁月里,这四位老战友再也没有被邀请到其别墅去,斯大林已经把他们看作是“死囚”了。对外则是故意挑起西方对苏联的反感,按照斯大林的逻辑:既然犹太人是美帝国主义的代理人,那么打击犹太人,就会疼在美国主子的心上。如果西方由此掀起新一轮的反苏浪潮,那么就趁机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至于那些在监狱中冤死的犹太医生,对斯大林来说根本就只是一批囚徒的番号罢了,他对他们不会有丝毫的怜悯和愧疚。
   这场可耻的反犹运动虽然未能全面实施,但仍有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被剥夺了自由、尊严和生命。然而,斯大林和苏联政权犯下的这些丑恶罪行,并未像纳粹的罪行那样彰显在光天化日之下。维森塔尔曾指出:“人类的历史是一段充满各种罪行的历史。因为历史会重演,所以信息是一种防御。通过它,我们能够,也必须建立一个避免重蹈覆辙的防御机制。”在此意义上,布伦特和诺莫夫所从事的事业与维森塔尔是相同的:不仅是哀悼无辜受害的逝者,更是要将产生暴政的机制彻底埋葬。
   流氓是“恺撒王国”真正的主人
   《斯大林晚年离奇事件》一书细致地梳理了作为至高无上的领袖的斯大林与苏联的政治制度之间“鸡生蛋、蛋生鸡”般的复杂关系。“犹太医生”冤案完全是斯大林个人基于虐待狂和被虐待狂的矛盾心理状态而制造出来的闹剧,却被各级党政官僚、军队、安全部门、宣传和教育机构忠实地执行。
   斯大林是怎样成为苏联帝国的“当家人”的?斯大林这样一个没有受过完整的教育、没有尊严感和道德感的流氓,是如何成为“不朽的导师”的?或者用俄罗斯思想家别尔嘉耶夫的方式提问:“为什么数量巨大的人们,在体力上占有优势,却要一致同意服从一个人或者一小批人,如果这些人握有权柄的话?”布伦特和诺莫夫通过研究斯大林日益歇斯底里的晚年生活,得出了这样的一个结论:“立足于这个国家的最高处,斯大林拥有绝对的权力。他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不是因为这个国家赋予了他绝对的权力,而是因为他成功地找到了使这个国家脱离合法化的方法。在他生命的最后年头里的‘医生阴谋’成了达到这个目标的、他手中最有力的武器,它赤裸裸地表明了斯大林的权力不是从国家和它的制度中产生的,而是从那个允许他操纵国家和国家制度的隐秘的体制中产生的。”换言之,斯大林的权力来自于一套比写在纸面上的苏联宪法更重要的“潜规则”。他用一种粗俗的催眠方式巩固其绝对权力,而类似于“医生阴谋”的案件正是其用来实现催眠效果的绝妙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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