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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在二零零五年澳洲墨尔本“亚太地区作家论坛”上的对公众演讲
·言论自由神圣不可侵犯——关于郑北京“爆破作文”案件的感想
·在没有出版自由的国度,作家何为?
·谁是说真话的人?——悼念刘宾雁先生
·谁是中国最大的卖国贼?——评谢幼田《中共壮大之谜》
·写作是一种捍卫记忆的努力
·这是纪念抗战,还是歪曲历史?
·专制之下无信史——评《东亚三国近现代史》
·两个母亲,一个时代
·“长征”与“鬼地方”
·中共向朝鲜学什么?
·监牢里的“正义——从郭光允和欧阳懿的狱中遭遇说起”
·弱女子撬动“潜规则”——向两位同龄的女教师宋飞和卢雪松致敬
·“海龟”祸国论
·荆棘中的过客——评易大旗的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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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几番魂梦与君同》(同心出版社)
·《几番魂梦与君同——小山词中的爱欲生死》目录
·几番魂梦与君同
·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
·半镜流年春欲破
·不眠犹待伊
·唱得红梅字字香
·可怜人意,薄于云水
·人情恨不如
·问谁同是忆花人
·又踏杨花过谢桥
·紫骝认得旧游踪
·长恨涉江遥
·从今屈指春期近
·人情似故乡
·伤心最是醉归时
·深情惟有君知
·天将离恨恼疏狂
·相寻梦里路,飞雨落花中
·一寸狂心未说
·一棹碧涛春水路
·正碍粉墙偷眼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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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中国教育的歧路》(香港晨钟书局)
第一卷 凄雨冷风说北大
·谁是北大最优秀的学生?
·北大需要五星级酒店吗?
·北大之殇,可谓国殇
·致没有三角地和旁听生的北大
·北大教授的书房
·北大教授与小学教师
·北大教师的“造反”与教授治校的前景
·中文大学的老树与北大的老房子
·怀念一位远去的北大学长:沈元
第二卷 高等教育的忧思
·还大学生以献血的自由
·大学之门,向谁而开?
·大学的危机与人文教育的缺失
·学历的危机与诚信的缺失
·最有思想的教授最清贫
·“教授”是一种高贵的称呼
·美丽的灵魂,死于不美的时代
·大学不是制造愤青的工厂
·寻求大学的尊严,寻求经济学的尊严——与邹恒甫对话
第三卷 基础教育的困局
·爱的影子
·从中学生萌萌的妙语看今天的师生关系
·忘记孩子的国家没有未来
·我为什么要揭露“爆破作文”的谎言?
·致人于死地的教育非改不可
·解开芬兰的奇迹背后的秘密
·以“童子军”取代“仇恨教育”-
·捍卫公民的受教育权
·雷锋与盖茨:谁是真的英雄?
第四卷 知识分子哪里去了
·贺谢泳受聘厦门大学
·误人子弟的杨帆应当下课
·知识分子是“牛虻”,也是“春蚕”
·钱钟书神话的破灭
·知识分子的使命是说真话
·余秋雨:文人无行,忏悔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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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白昼将近:基督信仰在中国》(香港晨钟书局)
·《白昼将近——基督信仰在中国》目录
第一卷 我们的罪与爱
·一颗历尽沧桑依然发光的珍珠——读刘德伟《一粒珍珠的故事》
·迎接中国福音传播的第二个黄金时代——读赵天恩《中国教会史论文集》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三位基督徒在中共劳改营中的生命见证
·超越时空的网络福音——序范学德《传到中国》
·我必不至蒙羞——读《六十三年——与王明道先生窄路同行》
·我们的身体是箭靶而不是武器
·朋霍费尔对中国自由主义的更新
·我们的罪与爱──序北村《愤怒》
·“入中国”与“出中国”并行不悖
·乡村教会如何由隐匿走向开放?——给一位乡村教会领袖的一封信
第二卷 为了这个时代的公义
·中国印刷和传播圣经的真相
·圣经中有“国家机密”吗?
·中国需要更多的“以诺”企业
·站起来便拥有了自由——有感于傅希秋牧师荣获“约翰•李兰德宗教自由奖”
·为了这个时代的公义——致被流氓毒打的李和平律师
·真相是不能被消灭的——致世界报业协会“金笔奖”得主李长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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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姆林宫的女主人们


   克里姆林宫的女主人们
   ——从阿利卢耶娃和赖莎的不同命运说起
   在莫斯科西南郊的新圣母公墓,汇集了沙俄时代以来数千位名人的墓穴,因此它可以说是一部浓缩的、立体的苏俄历史。从果戈理到赫鲁晓夫,从马雅科夫斯基到乌兰诺娃,从火箭设计师到马戏团团长,这里简直就是“群贤备至”。每一个墓碑的设计都与主人的身份契合,每一个墓碑都是一件意味深长的艺术品。新圣母公墓已经形成了这样一个不成文的传统:生前如果不是对社会作出过重大贡献的人,死后根本没有资格埋葬在这里。俄国朋友告诉了我一个关于新圣母公墓的笑话:有一名一夜暴富的金融寡头希望死后能被安葬到新圣母公墓,便开出一张一百万美元的巨额支票。管理处的负责人不能违背公墓数百年来的传统,又不敢得罪这个有黑社会背景的寡头,于是便回电告诉对方说:“好,我们可以为您破例,但我们仅有的那个空地只能为您保留十天时间,如果您在十天之内死去,就能拥有角落里的那块地盘了。”当然,那个寡头不可能安排自己在十天之内死去(除非自杀),他知道自己的计划落空了。
   新圣母公墓是一处风景优美的公园,也是莫斯科重要的一个旅游景点。本地居民节假日常来此参观凭吊,外国友人也在此阅读苏俄的历史与艺术。这与中国人如果不是祭祀自己的亲人,一般忌讳去公墓的习俗完全不同。在俄罗斯的公墓中,生与死的界线模糊了,生者与死者可以在这蓝天白云之下娓娓对话。当我徘徊在一排排造型各异、构思精巧的墓碑之间时,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并不是那些曾经改变历史走向的风云人物,而是两名弱不禁风的女性——阿利卢耶娃和赖莎,她们分别是斯大林和戈尔巴乔夫的妻子,她们见证了苏联帝国的兴衰存亡,她们截然不同的命运也成为惊涛骇浪的苏联历史中的两个小小的注脚。
   阿利卢耶娃的墓碑前有一尊雪白的雕像,高达两米多,立柱是方形的,直到顶端才出现了人物柔和的头像和手腕。这是一位美丽而忧郁的年轻女子,让我联想起了《红楼梦》中那位清清爽爽、多愁善感的林妹妹。她在沉思,在眺望,她不愿接受被定格的命运,她大概是整个苏联惟一不害怕斯大林的人,她多次当着众人与之发生激烈的争吵,当她的朋友一个接一个地被丈夫消灭的时候,她终于绝望了,最后采取开枪自杀的极端方式告别了这个暴虐的世界。阿利卢耶娃去世的时候,她的女儿斯维特兰娜才六岁,但女儿对母亲已经有了相当清晰的记忆:“我记得母亲非常美丽,大约不仅是我觉得这样。我记不太清楚她的面容,但在我总的印象里她是美丽的,优雅的。这是我童年留下的无意识的印象,无非感到她步态轻盈,芳香扑鼻的气息,她的气质。”
   奇怪的是,在整个新圣母公墓所有的墓碑和塑像中,惟有阿利卢耶娃的塑像被透明的玻璃框保护起来。难道是因为这种名贵的石料不能承受风吹雨打吗?俄国朋友告诉我说,以前曾出现过该塑像被人用油漆污染的事件,因此公墓管理方被迫将塑像用这种方式保护起来。在短暂的一生中,阿利卢耶娃本人不会有什么仇人,也许是那些受斯大林残害民众及其家属,采取了这种不恰当的方式来发泄他们对斯大林的仇恨。但是,他们没有想到,阿利卢耶娃虽然贵为斯大林的妻子,却同样也是斯大林暴政的受害者。他们的这种做法对阿利卢耶娃是不公平的。
   阿利卢耶娃是斯大林的第二任妻子,她是他朋友和战友的女儿——这是那一代革命领袖通常的婚姻方式,布哈林也是娶了朋友和战友的女儿。阿利卢耶娃先后为斯大林生了两个孩子:儿子瓦西里和女儿斯维特兰娜。斯大林在第一个妻子的葬礼上说:“是这个人软化了我的铁石心肠。”在第二个妻子的葬礼上他却说:“她作为我的敌人走了。”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结过婚。如果说沙皇和他们的妻子一起统治国家的话——确实如此,伊凡三世的妻子、拜占庭公主索菲娅想要在莫斯科再建造一座君士坦丁堡,现在克里姆林宫的许多精美建筑都归功于她的努力;那么,阿利卢耶瓦在她生活的克里姆林宫中没有做过类似的事情,她平易近人,从来不参与男人们的政治事务,她甘愿到工厂去当普通工人,与民众生活在一起,斯大林却将她像宠物般地禁锢在家中,将她当作私有财产。
   然而,这个弱女子天性刚烈。在精神的意义上,阿利卢耶娃确实是斯大林的敌人。她经常受到斯大林的虐待,有时刚烈地反抗丈夫的专横——她的血液里有茨冈人狂放的因子。她的朋友们都是具有浓郁的知识分子气质的人,如布哈林,但这些人都是斯大林的“敌人”(或者被斯大林看作是敌人)。斯大林不允许她与这些“敌人”交往。阿利卢耶娃失去了所有的朋友,在庞大的宫殿中郁郁寡欢。这对“第一夫妇”多次发生激烈争吵,斯大林拿妻子无计可施。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八日,一起神秘的悲剧在克里姆林宫发生了——斯维特兰娜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早上,人们去敲她的门,发现她已经死去……那插在头发上的那朵玫瑰掉在地上,在门旁。那是她跑进房间时掉的。正因为这样,雕塑家在她的墓碑上装了一朵用大理石刻的玫瑰。”根据大部分当事人的陈述,领袖的妻子是用手枪自杀的,官方的报道则声称她是死于阑尾手术所引发的心脏病。但是,也存在着一些不同的说法,有一个专门为斯大林一家服务的清洁女工说,是斯大林杀死了妻子,但这名女工很快就消失在古拉格群岛之中。此后,此后再也没有人敢于议论此事。
   对于母亲意外的死亡,作为女儿的斯维特兰娜将其归罪于父亲的冷酷与粗暴:“对于我这个上中学的女孩子来说,这些年里,直至战争爆发,父亲都在不断根除和消灭妈妈创造的一切,坚持不懈地毁灭她的精神,不再遵守她立下的规矩,使一切都与之背道而驰……妈妈的好朋友,如布哈林、基洛夫、奥尔忠尼则以及她的其他至亲好友的死亡,我当时都认为是与她有关的事物的毁灭。”也许,阿利卢耶娃选择自杀是明智之举,她再也不用忍受身边残酷的杀戮了。斯大林一生毁灭了无数珍贵的人和事物,包括阿利卢耶娃身上的美和善良。斯大林不容许克里姆林宫里有这样的价值观存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不必追问历史细节也可以肯定:阿利卢耶娃确实是被斯大林杀死的。但愿她在这里能够安息。
   在新圣母公墓的另一个角落里,静静地趟卧着戈尔巴乔夫的妻子赖莎。这两位第一夫人的墓前都有人献上献花。她们并不寂寞。赖莎的墓前没有墓志铭,却是一尊以青铜塑造的少女像。少女似乎在迎着阳光翩翩起舞,那么鲜活,那么娇艳,那么青春,这是赖莎少女时代的写照吗?在赖莎墓地旁边还有一块颇大的空地,据说这是戈尔巴乔夫留给自己的。管理员介绍说,戈尔巴乔夫经常来这里悼念妻子,一呆就是好几个小时。只有来到赖莎的墓地前,这个叱咤风云的伟人才显得与普通的丧偶的老人没有什么差别。
   同样是苏共总书记的妻子,赖莎比阿利卢耶娃幸福得多,正如戈尔巴乔夫要比斯大林幸福得多一样。杀戮之心过重之人,他本人亦成为暴虐之气的牺牲品;而宅心仁厚之人,其家庭生活亦其乐融融。比起斯大林对妻子的不屑一顾来,戈尔巴乔夫对妻子可谓关怀备至。在戈尔巴乔夫第一次访问伦敦时,他发现当时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戴的耳环非常漂亮,于是便打听是在哪里买的,并在百忙之中抽空到伦敦的那家商店里买了一对同样的耳环,带回国去送给心爱的妻子。这一幕被敏锐的西方政治观察家们注意到了,他们在评论中如此写道:“这是一个对妻子充满爱和尊重的男人,他不同与此前那些趾高气扬的、从来不与妻子在公开场合露面的苏联领袖。既然他是一个具有与我们一样人性的人,那么苏联必将在他的领导下发生变化。”这一观察是准确的。
   是的,他是一个“不一样的人”,她也是一个“不一样的人”。赖莎是首次在世界面前露面的苏联“第一夫人”。戈氏前任的妻子们,大都是肥胖臃肿、闭门不出的俄罗斯老太太。赖莎与她们不一样,作为学者,她有很高的审美品味,还有睿智的头脑,经常给戈氏提出正确建议。戈尔巴乔夫说过:“赖莎是我一生中得到的最珍贵的礼物。”赖莎曾这样说过:“不管人们对我有何看法,我首先是戈尔巴乔夫的妻子,其他都是次要的。”在他们全家被政变分子囚禁在总统别墅中的时候,赖莎始终与丈夫站在一起,告诫丈夫绝对不能在阴谋家们面前屈服。在那关键时刻,她显得比丈夫还要镇定自若,即便是发动政变的将军也对她当时的表现赞不绝口。
   戈尔巴乔夫和赖莎顽强地守护着他们的“二人世界”,曾有人用“固若金汤的城堡”来形容他们的婚姻。在长达四十六年的婚姻生活中,赖莎始终如一地呵护和关爱着她的“米沙”。无论戈尔巴乔夫走到哪里、工作在哪里,赖莎总是相伴左右,即使短暂的分别,也充满着深深的牵挂。他们的好朋友、德国前总理科尔曾这样评价说:“他们是真正的一对。她是他的一部分,几乎永远在他身旁。戈尔巴乔夫的事业没有赖莎是不可想象的。”戈氏亦然,在苏联的统治阶级中,他是第一个把妻子看得比帝国更重要的总书记,这恰恰是他与斯大林之间最大的不同——斯大林将权力维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却失去了亲人的爱;戈尔巴乔夫过早地失去了权力,却在亲人的爱中享受晚年时光。
   自从戈尔巴乔夫成为苏联最高领袖之后,赖莎被迫中止了其热爱的学术生涯,转而充当丈夫的参谋。他们结成了一个牢固的联盟,“这个联盟不仅是天作之合的美满婚姻,而且又是思想上和工作上的联盟”。他们那紧张的、许多人看来值得羡慕的全部生活,不仅是被迫地可以公开的,而且还是公家的、在卫队的隔绝(甚至是看管)下和在不属于他们的地界上的生活。这显然不是一种享受。赖莎默默地忍受了这一切。只有在戈氏下台之后,这对夫妻才不把摄影记者当回事,手挽着手,爱去哪儿去哪儿。失去权力对于戈氏这样的政治家来说,固然是莫大的痛苦,但对于赖莎来说,则是丈夫成为她一个人的伴侣的开端。
   然而,好景不长。赖莎梦寐以求的生活是“多会儿在海边置上一处可以过太平日子的小屋”,但当戈氏被历史的急流所抛出去,可以过一介平民的生活的时候,赖莎却患上了急性白血病。这是无法治愈的绝症。在赖莎生命最后的两个月里,戈尔巴乔夫几乎寸步没有离开过病房。在病房里,戈氏一直同他的“小刺猬”讲话,甚至在她陷入昏迷和失去知觉时也不停止。他给爱人唱抒情歌曲,回忆大学时她因患咽喉炎住院时,他在宿舍里给她烧土豆并送到病房去的情景。在赖莎重病期间,许多俄罗斯人——其中不少人不满于戈氏的改革政策,也有不少人对赖莎“爱出风头”而颇有微词——全都把戈尔巴乔夫一家的不幸当作自己的不幸。这也许是从沙皇以来所有苏俄领袖都没有得到过的最真实的爱,跟权力无关的爱。赖莎在临终前几天,听到戈尔巴乔夫给她念那些陌生人的来信时,眼泪夺眶而出:“难道我应该死去,才对得起他们的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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