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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向西藏忏悔──读《雪山下的火焰:一个西藏良心犯的证言》
·自由之魂 从雷震到林昭
·香港还有爲“六•四”魂牵梦绕的勇敢者
·余杰、余世存对北大「一塌糊涂」网站被关闭的声明:我们不能再忍受这样的耻辱
·师涛:一个失去自由的自由人
·让我们一起反抗文字狱
·末世贪官最后的疯狂
·自由中国,何以可能?
·中国社会──最坏的社会主义与最坏的资本主义的结合
·从电影《英雄》看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缘木求鱼的“革命传统”教育
·王申酉:死于毛泽东暴政的思想者
·基督徒如何看待法轮功信仰
·谁在“移山”?——“文学与艺术:说出真相”研讨会上的发言
·后极权主义时代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他让“劳改”进入了牛津词典——读吴弘达《昨夜雨骤风狂》
·抓住中宣部的"黑手"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呼吁迁移毛泽东尸体的公开信
·莫把大学当监狱
·中共腐败官僚的“信仰”
·林昭与弓琳——两个北大女生的对照
·“万人杰文化新闻奖”答谢辞
·丁子霖女士致法国总统希拉克的公开信(余杰代拟)
·就法国政府致力于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致法国人民的公开信
·蒋彦永医生,中国的良知从你开始复苏
·十年改革,一夜屠城
·“船坚炮利”不会“强国富民”
·北大的沉沦与右派的风骨
·不一样的葬礼,不一样的时代
·中共有过“不独裁”的时代吗?
·沦为受虐狂的中国作家:著书都为颂毛魔
·向西藏忏悔
·中国的“古拉格群岛”浮出水面
·“太空秀”能够秀到几时?
·新左派们为何不对重庆的灾难发言?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中共是“唯物党”还是“谶纬党”?
·朱镕基:清官神话的终结
·世界人权日这天,特务掐断了我的电话
·让我们记住那些参与罪恶的人
·永不“引咎辞职”的中共官僚
·新版的“窃国者侯,窃钩者诛”
·官逼民死
·邓小平的“亲民秀”
·邓朴方的获奖与联合国的堕落
·写给为李思怡而绝食的朋友们
·揭开“文革”的红盖头
·为了自由,我们愿意献身:在民主基金会的演讲
·没有理由乐观的“后江时代
·连战在大陆最该说的一句话
·赵紫阳不是你们的“同志”
·永远站在自由一边
·毛泽东在抗战中的所作所为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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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致帝国的悼词》(香港田园书局)
·胡平:余杰《致帝国的悼词》序言
·《致帝国的悼词》自序:我的生命被这天分成两半
·是怯懦,还是虚伪——有感于温家宝谈“六•四”事件
·拆除北京的“靖國神社”——毛泽东纪念堂
·这样的审判只能用荒谬来形容——抗议湖南长沙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师涛十年徒刑
·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有感
·自唾其面——就王光泽被解聘致《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发行人沈灏的公开信
·一个人的“大屠杀博物馆”——中国作家廖亦武的文学与人生
·活着,记忆着,忏悔着,控诉着——序鲁礼安之文革回忆录《仰天长啸》
·是资本巨鳄,还是末世怪胎?——从原健力宝总裁张海的被捕谈起
·党杀死了忠心耿耿的党员——纪念北京西单工地坍塌事故中的死者周绪湘
·江胡对立的“江湖”——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至五中全会期间的权力转移
·表达的自由与宪法的保障——从昝爱宗诉讼案说起
·走出“黑名单”,活在光明中
·杨振宁究竟爱哪个“国”
·两头“野兽”的会面——评泰森拜谒毛泽东干尸
·从未存在过的“胡温新政”
·胡锦涛正在步齐奥赛斯库后尘
·像老鼠一样胆怯的“世界第一大党”
·中央电视台是党的喉舌,还是皇帝的尿壶?
·“反右运动”与中共的现代奴隶集中营(上)
·从图图与林义雄的会面看天安门事件的未来
·从赵紫阳与胡锦涛的分野看中共的未来
·秘密警察能捍卫“铁桶江山”吗?
·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独裁者的盛宴
·谁是松花江大污染的罪魁祸首?
·温家宝的“大师梦”
·缘木求鱼的“革命传统”教育
·从体制外异见作者的真实处境说起——兼论鄢烈山的文风问题
·公审邬书林为期不远
·没有民营媒体,何来新闻自由?
·谁把网络当作洪水猛兽?
·我们为什么要有基本的是非判断?
·宣传部是个什么部?
·抓住“冰点”事件的幕后黑手李东生
·“冰点”之殇与中国新闻界的觉醒
·陈光诚重于温家宝千百倍
·给汉语以自由,给心灵以自由
·独立中文笔会二零零五年度(第一届)“林昭纪念奖”颁奖词
·在二零零五年澳洲墨尔本“亚太地区作家论坛”上的对公众演讲
·言论自由神圣不可侵犯——关于郑北京“爆破作文”案件的感想
·在没有出版自由的国度,作家何为?
·谁是说真话的人?——悼念刘宾雁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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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的灵魂,死于不美的时代

   
   美丽的灵魂,死于不美的时代
   
   
   《新京报》之“个人史”专栏刊登了一篇题为《朱光潜:在不美的年月里》的文章,文章是对朱光潜的女儿朱世乐的专访。朱世乐在抗战时期生于四川乐山,在女儿的眼里,朱光潜和蔼慈祥,“连猫都敢欺负爸爸”。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温和的长者、中国现代美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在“文革”中却因为“学术观点”和“历史问题”成为被批斗的对象。

   朱世乐回忆说:“关于父亲的大字报,不只是出现在广场的墙上,就是在我们家里,也是被贴得满满的。父亲那时候经常穿着一个中式对襟的小褂,上面都被人用毛笔写满了字,恨不得把整瓶墨水都泼到他的身上。”朱先生当时住在北大燕东园二十七号,我在北大念书的时候,很喜欢这些古老幽静的院落。闲暇时,我常常抱着几本书,到这附近随便找一片草地或一个石椅,埋头看书,看累了就抬头看风景,大半天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我知道这些院落里曾经居住过若干国宝级的学术大师,这些饱经风霜略显破败的院落在我心目中比紫禁城更加辉煌。我哪里想像得到,在如此美丽的地方,曾经发生过许许多多残酷而卑琐的“反文化”的事件呢?
   这篇访谈中最让我受到触动的一段,是朱世乐所讲述的朱光潜之死:一九八六年,朱光潜得了脑出血,要送到友谊医院去抢救。但是,校车队说没有车,不给派。当时又没有出租车,一家人着急得不行。后来,家人和邻居家的孩子一起跑到校医院去借担架。校医院的人才不管你是朱光潜教授呢,坚持说要先交押金才能借担架。家人只好回去取押金来,好容易借到了担架。刚抬老先生出门,恰好遇到校车队的一辆回来的车。朱先生的女婿出面交涉一番,这才将司机说服送老人去医院。
   等到了医院的时候,医生说已经太迟了,“本来是可以抢救的,但你们没有给我们留抢救的时间啊。”
   朱世乐回家给父亲取衣服,总要换了衣服才能送去火葬场啊。她到校车队去要车,校车队说:“死都死了,还要什么车?”朱世乐说:“就是因为死了,才要车,活着的时候要不来。”
   朱先生的追悼会召开的时候,统战部的领导到家里来,说他们的工作没有做好,表示歉意。朱世乐说:“谢谢领导们的关心,可是父亲现在什么也不需要了。”
   多少年后,朱世乐的姐姐家买了车,妈妈总是说:“当初要是有了车,你爸也能多活几年……”
   一代美学家就这样一点也不美地死去了。对我来说,这样的“个人史”比那些宏大的历史叙事更为重要,比阅兵典礼和领袖巡视更应当被记载下来。正是这样如黄连般苦楚的“个人史”,方才迫进历史幽暗隧道的核心位置,如俄罗斯作家索尔仁尼琴所说,“个人的命运体现在千百万人中间,千百万人的命运集中在个人身上。”时代的光明与黑暗,时代的正义与邪恶,在此展露无遗。
   美丽的灵魂,往往无辜地死于不美的时代。那个时代,以蔑视文化为骄傲;那个时代,以仇视文化人为荣耀。既然“知识越多越反动”,那么像朱光潜这样的学术大师当然被定义为最反动的人。而在一个彻底以“反文化”为旨归的时代里,文化人的死亡大都是毫无尊严的——对文化的消灭,乃是从摧毁文化人的尊严开始的。蒙昧主义的盛行,反智主义的猖獗,使得文化和知识在中国成为一种“理所当然”的原罪、成为一种“不言自明”的耻辱。更可怕的是,它并不因为“文革”的结束而结束,它的潜在影响还将漫长地持续下去。晚年的朱光潜被安排了一个翻译联合国文件的差使,在他办公室的桌子上,放着厚厚的一叠草稿,上面是联合国的文件,下面是翻译黑格尔的译稿。他只能这样“偷偷摸摸”地做自己热爱的工作。老人的这点“小聪明”让人潸然泪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以牺牲尊严来换取文化创造和学术传承的权利。
   比朱光潜还要不问世事的古典文学专家俞平伯,因为被毛泽东亲自点名批判其《红楼梦研究》,从而莫名其妙地被裹胁进了政治的漩涡。毛泽东是想借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来肃清胡适思想在中国学术界的“遗毒”,淡泊文雅的俞平伯不幸成了一个“药引子”。领袖向来是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每个人都可以被领袖当作一枚棋子。伟大领袖哪里会顾及俞平伯这样一个手无束鸡之力的书生的感受呢?政治家的逻辑不是一个纯朴的文化人所能领悟的。
   “文革”一开始,“革命群众”多次前来抄家,将俞平伯的藏书和资料都抄走当作废品处理了。那可是先生一生的心血所在啊。哪个读书人不爱书呢?可是,老先生没有办法阻止“革命群众”的“革命行为”,眼睁睁地看着珍贵的书籍被抢走,心如刀搅。那时,俞老太太还在世,家中备有棺材。“革命群众”如获至宝,这可是封建糟粕啊,他们立即逼迫俞平伯在棺材前哭妈。此后,俞平伯夫妇被送到干校劳动,熬了一年之后才回到北京。老俩口在黄昏时刻爬上一辆没有蓬子的大货车,坐在行李上,双手紧紧抓住栏杆,一脸平静。
   学者陈徒手在《人有病,天知否》一书中记载了俞平伯的外孙的一段回忆:“‘文革’的阴影始终压着外公,‘文革’后情绪没有恢复过来,不爱讲学问,不爱见人,对后半生影响很大。《红楼梦》的事情把外公彻底搞伤了,从学术角度讲,他对大批判一事心里肯定不服气。一九八六年去香港讲学,勾起他对《红楼梦》研究的余兴。去世前半个月神志不清楚,像是中了魔,常常坐在桌前翻看《红楼梦》。睡觉时大声喊:‘我要死了。’声音可怕极了,我们听了吓一跳,冲进去看他躺在床上没事。这是脑软化的症状。我们听了挺凄凉。”
   也许,进入“白痴”的状态是维护个人尊严的最后选择。智慧迅速地从他们的生命中消逝了,但这并不意味着邪恶势力的胜利,相反这是一种无声的抗议、一种深沉的控诉。与朱光潜和路翎相比,作家路翎的命运更为悲惨。四十年代,这位天才作家刚刚开始创作的时候,评论界就指出,他把握世界的宽度令人想起托尔斯泰,他对小人物的亲切感令人想起契诃夫,而他挖掘生活的倔强性格则又令人想起了高尔基。就是这样一名拥有巨大创作潜力的青年作家,却因为卷入胡风案件而被打入人间地狱。一九五五年,路翎的创作生命被强行中止。七十年代末,路翎从监狱中出来,他的好朋友、诗人绿原如是描述他的生活状态:“人们偶然在一条脏胡同里,在大扫把扬起的灰尘和垃圾中间,发现一个蓬头垢面的老头低着头一面扫,一面喃喃自语——这是谁呀?这就是当年名重一时的路翎。有人曲曲折折找到他的家,更发现他每天扫完几条胡同之后,便钻进一间又矮又暗又潮湿的小屋子里呆坐着,从没有玻璃的小窗口凝望着灰朦朦的天空,一坐就是一天:什么话也不说,当然更是什么字也不写了。”
   路翎被时代所“腰斩”了——他失去了与文学和文化之间的血肉联系,他在数十年非人的折磨中陷入了精神分裂症的深渊。绿原心酸地写道:“曾经写过几百万字的多产作家,今天家里竟没有一本书,竟找不到一支铅笔或一页稿纸,他已经完全失去了写点什么的欲望和需要。有人去探望他,把他过去写的书送给他看,他一面摩挲着陈旧发黄的封面,一面恍惚而淡漠地问道:这会是我写的么?路翎这时仅靠胡同里每家每月一毛钱卫生费为生,平日只能用破报纸卷卷烟蒂末过瘾,他于是顺手给来客递过去一支,自己接着也陪客抽起来,这个姿势还隐约留下了他当年豪迈而豁达的身影。”
   近年来,很多人都在追问这样一个问题:在文化艺术各个领域,当代中国为什么都缺少大师级的人物?其实,中国并不缺少大师,中国缺少的乃是尊重大师的文化氛围,中国缺少的乃是大师得以成长的肥沃土壤。大师都夭折在敌视大师的社会环境之中。
   这些美丽的灵魂,被不美的时代消灭了。他们真的消灭了吗?我不相信。他们的身体可能陷入泥泞之中,但他们的心灵却飞翔在高空。他们的生命可能戛然而止,但他们的文化创造却与天地同在。章诒和在《往事并不如烟》中讲述了张伯驹和康同璧的故事,他们是“最后的贵族”,守望着文明最后一丝的余晖。张伯驹将收藏的书画文物等无价之宝都捐献给了国家,却因为没有“级别”而无法享受基本的医疗条件。这样的现实比卡夫卡的小说更加荒谬。这些美丽的灵魂不由自主地充当了黑暗时代的牺牲品,他们毁灭的过程,本身就是对人的尊严的肯定和对破坏这一尊严的一切企图的抗议。他们的文化创造物流传下来,如火把般被一代代人传递。他们的文字被一次次地印刷,为一双双亮晶晶的眼睛所阅读。这就是他们所获得的安慰,这就是他们所获得的永恒。他们以这种方式赢得了战争的胜利,肮脏的政治不会如磐石般地统治人的肉体与心灵。德国作家黑塞说过:“大部分的人都像被风吹落、随风飘舞、掉于地上的树叶一样。但也有与星星相似的人,他们行走在固定的轨道上,多强的风都吹不倒他们。他们本身拥有自己的法则和自己的轨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朱光潜、俞平伯、路翎、张伯驹和康同璧们向死而生,虽死犹生。
   
   
   ——二零零四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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