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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超越时空的网络福音——序范学德《传到中国》
·我必不至蒙羞——读《六十三年——与王明道先生窄路同行》
·我们的身体是箭靶而不是武器
·朋霍费尔对中国自由主义的更新
·我们的罪与爱──序北村《愤怒》
·“入中国”与“出中国”并行不悖
·乡村教会如何由隐匿走向开放?——给一位乡村教会领袖的一封信
第二卷 为了这个时代的公义
·中国印刷和传播圣经的真相
·圣经中有“国家机密”吗?
·中国需要更多的“以诺”企业
·站起来便拥有了自由——有感于傅希秋牧师荣获“约翰•李兰德宗教自由奖”
·为了这个时代的公义——致被流氓毒打的李和平律师
·真相是不能被消灭的——致世界报业协会“金笔奖”得主李长青
·从美国民权运动透视基督信仰与社会公义之关系
·如何捍卫我们的宗教信仰自由?——兼评中国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
·坎特伯雷大主教在中国的“波坦金之旅”
·从矿难看中国人对生命的态度
·个体的救赎与民族的救赎——与王军涛的信仰通信
·“宗教局长”如何变成“谎话大王”?
第三卷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
·桃源乐土的追寻——论基督宗教伦理与当代中国精神文明的重建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论新一代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
·我们是一座桥梁——论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
·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如羊进入狼群——论基督徒如何在不公义的世界里坚守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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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白头鹰与大红龙:美中关系及其对世界的影响》(2008年香港晨钟书局出版)
·美国民主的真相与根基——与庄礼伟商榷,兼论美国的基督教精神
·纪念那些战死在中国的美国士兵
·希拉里回忆录的中文版是如何被肢解的?
·民主女神浴火重生——华盛顿“共产主义死难者纪念碑”揭幕仪式亲历记
·跨国公司在中国的道德盲点
·从尼泊尔毛派的末路看全球清算共产主义罪恶的浪潮
·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共产主义就是恐怖主义——布什总统讲话的划时代意义
·人权议员布朗贝克和他的中国女儿
·美国媒体在“妖魔化”中国吗?——从美国媒体关于中国黑心商品的报道谈起
·巴以冲突中美国的角色
·美国的秘密与细节的启蒙——读范学德《活在美国》
·美国为何干涉日本的“内政”?
·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崛起
·美国学界应当避免“中国化”的陷阱
·面对邪恶的时候,没有真正的中立——从二战中美国与瑞典、瑞士的不同角色谈起
·美国如何帮助推进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在美国参议院的演讲
·我们关于声援美国政府摧毁萨达姆独裁政权的声明
·倒萨战争与“人权至上”的价值观
·韦塞尔为什么支持美国对伊战争?
·中国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白宫会谈的台前幕后
·美利坚不是藏污纳垢之地——建议美国政府对居留在美国的中国贪官及其家属展开调查
·“小鹰号”事件:中美谁是胜利者?
·以祷告改变世界——华盛顿“总统早餐祷告会”侧记
·谁之“崛起”,哪有“和平”?
·佩洛西:人权不是幌子
·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中国信仰的复兴与中美两国的“化敌为友”——在美国众议院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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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劳改基金会)
·不要做中国孩子的母亲——天安门惨案十九周年暨汶川大地震祭并为“天安门母亲”网站开通而作
·谁是亚洲最美丽的女性?——写给缅甸民主运动领袖昂山素姬
·“处女卖淫”案与警权过度扩张
·从警察到还是妓院的变脸
·业主维权与市民意识的觉醒
·寻求公义需要更大的耐心和勇气——天安门屠杀十八周年祭
·红卫兵外长李肇星的末路
·你可以成为一名快乐的异乡人——读格鲁沙《快乐的异乡人》
·扶不起来的胡阿斗
·青藏高原上的血雨腥风——读唯色《杀劫》
·退休高官休得窃取神圣教席
·矿难为何无法遏制?
·推倒西藏的“柏林墙”——读阿妈阿德《记忆的声音》
·被人民抛弃的中共十七大
·帝王腐尸味中的天价酒店
·孩子眼中的蒋介石
·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读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以“幽暗意识”透视中国百年激进思潮——与张灏对话
·《记念刘和珍君》为何被逐出中学语文课本?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余英时先生侧记
·宾利轿车为何能热销中国?
·萨达姆与阿米尔
·是工人运动,还是痞子运动?——读《罗章龙回忆录》
·中国人不是动物庄园里的熊猫——驳德国前总理施密特的若干亲共言论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 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胡锦涛为何成不了戴克拉克?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
·我们拒绝什么样的生活?——读狄马《我们热爱什么样的生活》
·中国,你的裂口大如海
·将这些事摆在你眼前——特务和告密者可以拥有美好的未来吗?
·明朝亡于厂卫,中共亡于恶警——评贵州国保总队副总队长庞鸿就任瓮安县公安局长
·下流人上升的国度
·我以自己的方式爱中国——《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跋
·被凌辱的中国女儿的救赎之路——读巫一毛《暴风雨中一羽毛》
·全民唾弃的央视名嘴张召忠
·那座流血的城里有几个义人呢?——读丁子霖《寻访六四受难者》
·谁也不能杀死孩子——写给所有的母亲,也写给所有的父亲
·从“持不同政见者”到“持自己政见者”——读刘晓波《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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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是一种高贵的称呼

   
   “教授”是一种高贵的称呼
   
   
   北大校友、青年作家张者写过一本名叫《桃李》的长篇小说,以在北大法学院的学习生涯为蓝本,淋漓尽致地描写了这所最高学府的腐败与堕落。“教授”不再是受学生尊重的老师,博士生导师们摇身一变成了珠光宝气的“老板”;“研究生”不再研究学问,莘莘学子们大都致力于研究“厚黑学”;校园也不再是一方灵魂的净土,学术圣地在商潮涛声中成为一个大卖场。

   幸运的是,我没有就读于法学院,我曾经是中文系的一名学生。我并不是说中文系就毫无瑕疵,中文系里也有诸多不称职的教授,比如固守“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的“僵尸”,比如歌颂毛泽东江青的“八个样板戏”的“造反派”。但是,中文系作为北大资格最老、传统最深的系科之一,最可贵之处在于,它还拥有那么多配得上“教授”这一高贵称呼的优秀学者。
   本科毕业之后,因为我对近代文学史和思想史有着浓厚兴趣,而在这一领域内卓有建树的学者是夏晓虹教授,于是我便报了夏老师的研究生。夏老师曾给我们这届学生上过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明清一段的课程,她讲起近代文学史上的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这些承前启后的大师来,如同一曲悲壮而婉转的乐章,让课堂上的学生不禁“拔剑四顾心茫然”。另外,我还有一个小小的私心,夏老师的夫君乃是陈平原教授,我曾选修过多门陈老师的专题课,大三时候研究近代著名的诗僧苏曼殊的学年论文,也是由陈老师指导完成的。如果夏老师愿意当我的导师,陈老师不也成了我的老师?此谓“一箭双雕”也。
   本科毕业前夕,夏教授特意到我的宿舍来看我。我记得她是骑着一辆大号的、破旧的自行车,冒着烈日前来的。那时,即将毕业离校的室友们正在收拾行李,宿舍里一片狼藉。就在人声鼎沸之中,夏老师仔细地询问了我即将展开的研究生生涯的打算和计划。她将一批必读书目娓娓道来,希望我在此后的三年里能够静心阅读大量的“原典”。做学问是一项必须耐得住寂寞的事业,做学问不能指望有任何的“终南捷径”。如果不能尽可能地掌握大量的原始资料,就不能轻率地写论文、下结论,正如胡适先生所说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也。夏老师读过我写的很多文章,发现我的最大毛病便在于下论断的时候过于轻率和断然,因此她特意在这方面给我以提醒。听老师一席谆谆告诫,胜过自己埋头读数年书。当我送夏老师离去时,目送着夏老师在烈日下蹬着自行车的身影,暗暗告诉自己说:研究生生活已经提前开始了,有这样一位导师,是何等的幸运啊。
   三年的研究生生涯,收获最大的地方不是课堂上,乃是在老师的客厅里。每逢周末或假期,两位老师往往会邀请学生们到家中做客。夏老师喜欢吃巧克力,出国讲学的时候通常都会买上几盒回来,摆在茶几上,和学生们一起吃,一边吃一边讨论学问。如果谈得很晚了,夏老师还会亲自下厨做上几道拿手的好菜来招待学生们。夏老师最拿手的菜是红烧肉,有一次那浓浓的香味吸引了住在隔壁的另一位老师敲门来要求分一杯羹。那时,在校园里青灯苦读的我们,面对如此美味,哪能不如狼似虎地扑上去呢?陈老师和夏老师则笑眯眯地坐在一旁,观看我们那难看的吃相。
   最精妙的学问的奥秘,差不多都是在茶几和餐桌边上听来的。这些“奥秘”,在数百人的大课堂上一般是听不到的。教授在上大课的时候,必须考虑到普通学生的接受程度,重在“普及”;而在少数几个学生“登门入室”的时候,则可以针对每一名学生的优长与缺陷进行个别辅导,此时则重在“提高”。有时候,老师的三五句话,便让我琢磨许久而不得其门而入的问题豁然开朗、迎刃而解。在明月之夜满心欣喜地从老师家回宿舍的路上,我顿时想起了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到过的三个境界来:“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罔不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界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界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界也。”什么时候,我才能到达第三个境界呢?
   当然,除了学问之外,师生之间也会天南海北地讨论许多话题,比如文化界又发生了什么论战、最近又出版了什么热门的书籍等等。夏老师一般不会一个人滔滔不绝地讲话,她很注意倾听学生们对许多事情的看法。她对我们说,你们年轻人关注的事物非常广泛,听学生们的谈话,我也能拓展视野。不过,夏老师会时不时地发表几句点评,往往即是画龙点睛之笔。
   夏老师也十分关心学生的日常生活情况。同学之中,有不少是日本、韩国以及欧美的留学生,夏老师对他们同样关心,对他们的要求也一样严格。记得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韩国的经济陷入困境,在师门的一次聚会中,夏老师特意询问两位来自韩国的同学,问他们生活上会不会有什么困难,如果有困难的话,她可以帮助他们向学校申请一些研究经费。在师兄弟师姐妹中,谁有了男朋友或女朋友,一定会首先告诉夏老师。一旦双方的“关系”确定下来,学生们通常会将自己的“另一半”带入这个圈子之中,让爱人也共同分享这个大家庭的温馨。记得我刚刚带着妻子到老师家做客的时候,因为妻子在外资企业做金融方面的工作,算是这个圈子中的“异数”了,陈老师和夏老师都很喜欢听妻子讲述她的“办公室里的故事”。
   在我看来,“教授”是一种高贵的称呼,尽管在今天说“高贵”这个词语似乎有点奢侈。老师不仅仅是一个知识的中转站,老师所赋予学生的还应当有精神的感召和人格的熏陶。今天,许多的大学教授热衷于职称的评比和担任各种兼职。教授越来越像商人,而辅导学生是没有多少受益的工作,他们一般不愿意在学生的身上花费多少心思和精力。夏老师与之恰恰相反,在她的心目中,指导学生的学业至少不亚于自己个人的学术研究。我在撰写硕士论文的时候,夏老师正在日本东京大学做访问学者。她在收到我电邮过去的文稿之后,几天之内便传过来了详细的修改意见,密密麻麻地有近百条之多,甚至连我打字的错误和标点符号的更正都一一标注出来。这样的老师能不让学生肃然起敬吗?
   陈平原教授的老师,是现代文学研究这门学科的开创者王瑶教授,而王瑶教授的老师则是现代散文大师朱自清先生;夏晓虹教授的老师,是北大中文系已故的老系主任季镇淮教授,而季镇淮教授的老师则是杰出的诗人和古典文学专家闻一多先生。闻一多和朱自清,不仅是学识渊博的学者、文采风流的作家,而且是不惜以身殉道的民主战士。而王、季两位先生,都是西南联大的毕业生,是在抗战的硝烟中完成学业的。在我心目中,西南联大是一所神话般的大学,在内忧外患之中“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世界上再也找不到第二所历史如此短暂、成就如此辉煌的大学了。这伟大的传统,正在通过一位又一位教授的言传身教传承下来。我幸运地成为这一学术链条上的一个细小的环节。
   
   
   ——二零零六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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