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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堤的崩溃,始于哪一颗螺丝钉?——读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


   大堤的崩溃,始于哪一颗螺丝钉?
   ——读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
   亚•尼•雅科夫列夫,一九二三年出身于普通农民家庭,十八岁参加卫国战争,身负重伤,此后腿部终身残疾。从教育学院历史系毕业之后,他先后在教育和新闻部门工作,因才华出众而被调入苏共中央机关。一九六五年起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七三年任代理部长(由于其思想解放而被苏共领导看成是“不正统”,因此一直没有正式批准他担任部长)。在此期间,雅科夫列夫继续学术研究,先后通过硕士和博士论文的答辩,并获得教授学衔,成为苏共高级领导人中学历最高的、也是最有学问的人之一。然而,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头头苏斯洛夫却对其学术研究持否定态度。
   一九七三年,亚•尼•雅科夫列夫在中央受到批判,并被贬到加拿大担任大使。十年之后,戈尔巴乔夫上台启动全面的政治改革,将其调回莫斯科,先后担任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和苏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一九八六年,雅科夫列夫被戈尔巴乔夫提拔进苏共政治局,从此进入最高决策层,成为戈尔巴乔夫改革政策最坚定的支持者。他亲自起草了包括“公开性”问题在内的若干重要文件,是改革运动“思想库”的核心成员。一九九零年,他被任命为总统委员会成员,并宣布退出苏共政治局,成为苏共历史上惟一主动退出政治局的政治局委员。
   一九九一年八月六日,在保守势力对改革力量“图穷匕见”的关键时刻,雅科夫列夫毅然宣布退出苏共,向民间沉淀。在“八•一九”政变之前,他多次警告戈尔巴乔夫有发生政变的危险,然而戈氏未能对此警告引起充分的重视。政变发生之后,雅科夫列夫挺身而出,走上街头,在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讲,接受西方媒体记者的采访,表示支持合法政府,反对政变。苏联解体之后,他又出任俄罗斯社会民主党主席,并兼任若干民间职务,继续为俄罗斯社会的进步而奔走呼吁。虽然在此后的政坛风云中他逐渐边缘化,但他始终没有停止对社会前途的思考和呼吁。
   在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执政期间,雅科夫列夫先后两次出任“为政治镇压受害人平反委员会”主席。在他卓有成效的领导下,该委员会先后为三百万名苏维埃时代受到镇压的公民恢复了名誉——仅仅从这个庞大的数字(当然这也仅仅是受害者中的一小部分)中便可以看出,极权主义对人民造成了多么沉痛的伤害,而雅科夫列夫为恢复历史真相、还受害者清白和正义又付出了多么了不起的努力。除了大力推进改革进程并为之提供思想资源之外,这是雅科夫列夫所作出的最伟大的历史贡献。
   如果将苏联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制度看作一台精心设计、准确运转、功率巨大的发动机的话,这台发动机是如何失灵的?如果将其比喻为一座大堤的话,它的崩溃始于哪一颗螺丝钉?是由于先天设计的缺陷,还是操作者使用不当,或者是敌对者的故意破坏?为什么苏联绝大多数的领导层、知识分子和民众都没有觉察到这个庞大的帝国会如此迅速地崩溃呢?为什么那么多西方的苏联问题专家当中,几乎没有一个人预测到了苏维埃帝国的寿命?雅科夫列夫的回忆录《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被誉为“一面了解俄罗斯百年历史进程的镜子”,也是回答这些世纪难题的一次尝试。它不仅是一本苏联杰出的政治家高屋建瓴的回忆录,更是一个优秀学者长期艰苦思考的结晶。作者从历史、哲学、政治、经济、文化等角度,全面分析了布尔什维主义在俄罗斯兴起和消亡的原因。在这本书中,雅科夫列夫既对历史的弯路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也对未来俄罗斯的面貌作出了清晰的预测。总之,这是一本充满了真知灼见的书,也是一本“良心和勇气”之书。
   暴力为什么会取得胜利?
   为什么在长达八十年的时间里,专制制度、暴力统治和谎言宣传一直是苏联社会的主流?为什么俄国人会选择布尔什维主义这杯“苦酒”?这是雅科夫列夫多年来都在苦苦思考的问题,也是他在这本著作中企图回答的问题。
   在俄罗斯出现列宁—斯大林式的统治方式及其意识形态,有着其深邃的民族文化心理——单单谴责或者追究马克思的责任无助于问题的解决。作为历史学家,雅科夫列夫敏锐地发现了俄罗斯文化传统中的一个毒瘤,即对暴力的崇尚。说到底,沙皇政权就是军事独裁政权,沙皇制的确定经历了这样几个重大事件:战胜蒙古的侵略,全民受洗归入基督教,彼得一世的改革,以及在卫国战争中打败拿破仑。俄国的东正教是基督教的一个变异的流派,其致命弱点便在于政教合一,违背了圣经中政教分离的诫命。沙皇体制一方面依靠东正教“君权神授”的理论和政教合一的意识形态来维系民心,另一方面则以赤裸裸的军警暴力机构消灭来自新兴力量的任何挑战。既然统治者依靠暴力治国,那么平民也惟独对暴力臣服。暴力成为俄罗斯社会的最高原则。
   当然,更为直接的原因是近代以来以法国大革命为代表的暴力革命的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学说。这两股思潮合而为一,首先征服了俄罗斯的平民知识分子,然后再征服大部分平民百姓。十九世纪末以来,俄国社会本来有若干走上改良道路的契机,例如斯托雷平的改革和“二月革命”后组建的临时政府,但它们迅速被“激进——更激进”的暴力革命模式席卷而去。俄罗斯思想家布尔加科夫深刻地揭示了俄国激进主义的本质:“它在自己的想像中做出历史的跳跃,而且很少对跳跃的方式感兴趣,把自己的视线只投入到历史地平线的最边缘处的光明点上。这样的极端主义具有思想着迷、自我催眠的特征,它束缚思想并制造盲目迷信,对生活的呼声置若罔闻。”在社会变动的关键时刻,俄罗斯利益互相对立的社会各阶层之间缺乏基本的妥协意识,他们把社会变革当作一场危险的赌局:要么胜者通吃,要么输家一无所有。最后,暴力成为最为迅速地实现各自目标的捷径——无产阶级策动了武装暴动,而资产阶级则将希望寄托在旧俄时代的几名将军身上。
   那么,暴力是否能够成为通往天国的道路?通过对人类历史的宏观考察,雅科夫列夫发现了这样的一个历史规律:“在数千年的文明史中,任何人、任何地方、任何时刻都未能依靠暴力建成一个人们赞许的社会,因为暴力只能产生暴力。暴力革命——乃是洒在悲剧性幻想的玫瑰花瓣上的鲜血。”他认为自己是一个社会民主主义者和一个改良主义者,他不同意马克思主义学说并发现了它最根本的弱点:“马克思主义中最邪恶的教条是关于暴力的教条,以及构筑于其上的阶级斗争的观点。”然而,在以列宁为首的俄国革命者们手中,玩弄得最为得心应手的正是“阶级斗争”这一威力无比的武器。马克思建立了一个严密而庞大的、真理与谬误共存的思想体系,而列宁却将其化繁为简、彻底“俄罗斯化”了。列宁选择的大多是马克思学说中的糟粕部分,却恰恰是能够在俄罗斯现实中发挥出巨大能量的部分。列宁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实用主义者,谁的理论有利于自己获得权力,他便顺手拿来。因此,雅科夫列夫认为,对于大部分俄罗斯人来说,“之所以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不仅把它当作新的学术流派,而是作为一种指出摆脱绝望和困境的学说”。
   在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暴力被放大到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即使是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和希特勒的纳粹德国也望尘莫及。在担任“为政治镇压受害人平反委员会”主席期间,雅科夫列夫接触到浩如烟海的秘密材料,从二十年代到五十年代的历次镇压,其规模之浩大、手段之残暴、组织之严密,让他不寒而栗。他提到一九五四年内务部长克鲁格洛夫给赫鲁晓夫的一份报告,报告指出:仅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初,遭到镇压的人数就达三百七十万。他认为,在官方的数字之外还应当追加集体化时期的三百四十万人以及遭到镇压的三百三十万少数民族,这样的话总数至少不下于一千万。
   那么,这一切又是如何堂而皇之地发生的呢?雅科夫列夫认为:“问题不仅在于列宁或斯大林。当然,对于千百万无辜蒙难者的生命他们负有个人责任。这一点是明确的。问题的实质在于他们所建立的布尔什维主义制度,在于构筑在暴力意识形态之上的制度。”关于这套曾经被人民憧憬、却又已经被人民抛弃了的制度,他一针见血地分析说:“任何一个思维健全的人不可能不明白,凡是布尔什维主义一经确立的地方,就必然出现诛除异己、血腥镇压、精神奴役和政治迫害等现象;而超乎寻常和冷酷无情的党和国家的垄断压力更使人们透不过气来。所有这些耽误了社会历史的发展,拉大了与世界文明进程的差距,败坏了道德风尚,丧失了固有的传统。”暴力的作用仅仅在于捍卫当权者的权力,它消灭人的肉体、摧毁人的尊严、贬低人的价值,最后导致国民整体素质的急剧下降,人们一提起“政治”这个词语便瞠目结舌,整个社会陷入一片死气沉沉。城市被层层党组织所严密控制,俄罗斯本来已经具备的“乡村自治”的传统也彻底被“集体农庄”所摧毁。可以说,在苏联七十多年的历史上,只有顺民而无公民。
   在雅科夫列夫看来,专制制度的建立和暴力手段的泛滥,“是罪恶昭彰的党和国家黑手党肆虐的结果,是政治意识形态偏执狂热的结果,又是我们全体殷勤地参与了恶行的结果”。在这里,他尖锐地提出了大家共同来承担罪孽的论点,因为绝大部分人都是有罪的——无论是罪恶的参与者、实施者,还是罪恶的旁观者、沉默者。没有人能够改变过去的历史、将自己描绘成一个先知先觉的聪明人。雅科夫列夫痛心疾首地指出:“不要逃避现实——正是我们自己泯灭了人格和良知,冷酷无情地中伤戕害并将子弹射向了与自己相仿的人们;是我们告发了邻居和同事;在党的会议或别的集会上,或通过报刊、电影和戏剧舞台,揭发了那些‘思想不纯正分子’。有人会说:‘这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也许不是你。但是大家都有份。难道是外星人在我们土地上散播仇恨?”显然,他的反思将自己也包括在内,他也是一个迟到的清醒者。
   外部的邪恶固然面目狰狞,但我们的内心为什么没有康德所说的那种“神圣的道的律令”呢?一场全民共同的忏悔是必要的。三十多年以前,赫鲁晓夫已经率先忏悔了——他是那个时代的领导人中唯一为自己做过的错事进行忏悔的人。今天,更多的人应当开始他们的忏悔。没有经过对罪恶的忏悔而建立起来的民主制度,只能是一个摇摇晃晃的纸房子,因为“布尔什维主义既存在于制度之中,也存在于我们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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