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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伤心最是醉归时
·深情惟有君知
·天将离恨恼疏狂
·相寻梦里路,飞雨落花中
·一寸狂心未说
·一棹碧涛春水路
·正碍粉墙偷眼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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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中国教育的歧路》(香港晨钟书局)
第一卷 凄雨冷风说北大
·谁是北大最优秀的学生?
·北大需要五星级酒店吗?
·北大之殇,可谓国殇
·致没有三角地和旁听生的北大
·北大教授的书房
·北大教授与小学教师
·北大教师的“造反”与教授治校的前景
·中文大学的老树与北大的老房子
·怀念一位远去的北大学长:沈元
第二卷 高等教育的忧思
·还大学生以献血的自由
·大学之门,向谁而开?
·大学的危机与人文教育的缺失
·学历的危机与诚信的缺失
·最有思想的教授最清贫
·“教授”是一种高贵的称呼
·美丽的灵魂,死于不美的时代
·大学不是制造愤青的工厂
·寻求大学的尊严,寻求经济学的尊严——与邹恒甫对话
第三卷 基础教育的困局
·爱的影子
·从中学生萌萌的妙语看今天的师生关系
·忘记孩子的国家没有未来
·我为什么要揭露“爆破作文”的谎言?
·致人于死地的教育非改不可
·解开芬兰的奇迹背后的秘密
·以“童子军”取代“仇恨教育”-
·捍卫公民的受教育权
·雷锋与盖茨:谁是真的英雄?
第四卷 知识分子哪里去了
·贺谢泳受聘厦门大学
·误人子弟的杨帆应当下课
·知识分子是“牛虻”,也是“春蚕”
·钱钟书神话的破灭
·知识分子的使命是说真话
·余秋雨:文人无行,忏悔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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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白昼将近:基督信仰在中国》(香港晨钟书局)
·《白昼将近——基督信仰在中国》目录
第一卷 我们的罪与爱
·一颗历尽沧桑依然发光的珍珠——读刘德伟《一粒珍珠的故事》
·迎接中国福音传播的第二个黄金时代——读赵天恩《中国教会史论文集》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三位基督徒在中共劳改营中的生命见证
·超越时空的网络福音——序范学德《传到中国》
·我必不至蒙羞——读《六十三年——与王明道先生窄路同行》
·我们的身体是箭靶而不是武器
·朋霍费尔对中国自由主义的更新
·我们的罪与爱──序北村《愤怒》
·“入中国”与“出中国”并行不悖
·乡村教会如何由隐匿走向开放?——给一位乡村教会领袖的一封信
第二卷 为了这个时代的公义
·中国印刷和传播圣经的真相
·圣经中有“国家机密”吗?
·中国需要更多的“以诺”企业
·站起来便拥有了自由——有感于傅希秋牧师荣获“约翰•李兰德宗教自由奖”
·为了这个时代的公义——致被流氓毒打的李和平律师
·真相是不能被消灭的——致世界报业协会“金笔奖”得主李长青
·从美国民权运动透视基督信仰与社会公义之关系
·如何捍卫我们的宗教信仰自由?——兼评中国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
·坎特伯雷大主教在中国的“波坦金之旅”
·从矿难看中国人对生命的态度
·个体的救赎与民族的救赎——与王军涛的信仰通信
·“宗教局长”如何变成“谎话大王”?
第三卷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
·桃源乐土的追寻——论基督宗教伦理与当代中国精神文明的重建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论新一代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
·我们是一座桥梁——论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
·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如羊进入狼群——论基督徒如何在不公义的世界里坚守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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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白头鹰与大红龙:美中关系及其对世界的影响》(2008年香港晨钟书局出版)
·美国民主的真相与根基——与庄礼伟商榷,兼论美国的基督教精神
·纪念那些战死在中国的美国士兵
·希拉里回忆录的中文版是如何被肢解的?
·民主女神浴火重生——华盛顿“共产主义死难者纪念碑”揭幕仪式亲历记
·跨国公司在中国的道德盲点
·从尼泊尔毛派的末路看全球清算共产主义罪恶的浪潮
·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共产主义就是恐怖主义——布什总统讲话的划时代意义
·人权议员布朗贝克和他的中国女儿
·美国媒体在“妖魔化”中国吗?——从美国媒体关于中国黑心商品的报道谈起
·巴以冲突中美国的角色
·美国的秘密与细节的启蒙——读范学德《活在美国》
·美国为何干涉日本的“内政”?
·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崛起
·美国学界应当避免“中国化”的陷阱
·面对邪恶的时候,没有真正的中立——从二战中美国与瑞典、瑞士的不同角色谈起
·美国如何帮助推进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在美国参议院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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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囚禁的海燕——访高尔基故居


   被囚禁的海燕
   ——访高尔基故居
   与人潮汹涌的普希金和托尔斯泰的故居相比,位于莫斯科小尼基塔街六号的高尔基故居显得冷冷清清。历史就是这样无情,对于一个作家及其作品的评价,必须在经历了一定的时间距离之后,才有可能尘埃落定。在斯大林时代,为了确立“无产阶级文化”的先进性,作为革命的“海燕”和“旗手”的高尔基,获得了几乎可以与革命导师列宁并肩的地位,无数的城市、广场、街道、工厂、公园、剧院甚至劳改集中营都以他的名字来命名。高尔基的声望远远溢出了文学领域,甚至盖过了俄罗斯文学之父普希金和俄罗斯文学的良心托尔斯泰。由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方知识界的普遍左倾,高尔基在西方世界也得到了崇高的赞美。高尔基所获得的一切,是任何与他同时代的作家都可望而不可及的,他什么都有了,美中不足的是,就差一顶诺贝尔文学奖的冠冕了。侨居国外的俄罗斯作家苏尔切夫并非开玩笑地认为:有一次高尔基与被上帝遗弃在沙漠上的魔鬼签了合同,于是“高尔基这样一个中流作家所获的成就是普希金、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前所不曾获得的。高尔基拥有一切:荣誉、金钱、女人的爱。”这样的命运对高尔基来说并不完全是喜剧,反而烙上了浓重的悲剧色彩。作家的地位不是靠某政权的大肆宣传就能永久确定,惟一可以依靠乃是他本人的作品。如今,历史的浪潮几起几落,对高尔基的评价也经历了数次大起大落。在俄罗斯文学的序列中,高尔基终于摆脱了被“捧杀”和被“骂杀”的命运,回归其本来应有的地位。
   一度被当作“无产阶级文学圣地”的高尔基故居,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曾被关闭,近年来才重新开门。这一栋掩映在几棵大树背后的具有鲜明的现代风格的建筑,是俄国建筑师谢韩德于一九零零年设计建造的,也是其生平最得意的代表作。它原来的主人是沙俄时代的富商良布申斯基,这里曾是富翁们夜夜笙歌的场所。十月革命之后,这所住宅被收归国有。当高尔基从海外归来之时,斯大林为表示对其笼络之意,特意下令将这所位于莫斯科市中心的豪宅赐予其居住。在大门的墙壁上,我看到了这样一块简洁的铜牌——“阿•马•高尔基于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六年的居所”。也就是说,高尔基在这里度过了其生命中最后五年的时光,而这五年恰恰是他一生中最风光、最受尊崇却也最痛苦、最没有自由的一段岁月。
   高尔基与阿•托尔斯泰比邻而居。与包括阿•托尔斯泰故居在内的周围的古典风格的建筑相比,这栋今天看来依然充满前卫气息的建物,显得如同未来世界的巨兽般古怪而张扬:叠层式的屋顶构造、大小不一的窗户、铸铁的窗花格,使之具有了某种张牙舞爪的动感。而最引人注目的是大厅中央那如浪涛汹涌的大理石楼梯,让人宛如进入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里,难怪来访的罗曼•罗兰感叹说:“高尔基住在一栋骇人的楼房里。”罗曼•罗兰的这一形容显然是双关之语。一九三五年,罗曼•罗兰作为苏联政府的“统战对象”受邀访问莫斯科时,经常在高尔基家中做客。罗曼•罗曼的性格其实比高尔基更加懦弱,他在日记中详细记载了在苏联观察到的一切,却留下遗嘱吩咐这些日记必须在自己死后六十年才能发表。而当这些日记正式出版的时候,苏联帝国已经从世界地图上消失了。在日记中,罗曼•罗曼写道,高尔基“正在违背自己的天性行事”、“正努力不去谴责强有力的政治朋友们的错误”、“沒有人能知道,他內心所进行的激烈挣扎”。罗曼•罗兰敏锐地发现了高尔基内心的风暴,伤感地形容高尔基是“鼻孔上穿着铁环的老熊”。
   高尔基并不喜欢这所豪宅,“党”却命令他必须在此居住——虽然他并非“党员”,却比党员更需要遵循“党”的指令。在回国前,高尔基曾派秘书为其挑选住所,在给秘书的一封信中写道,他不想住到“宫殿”或“庙宇”中去。斯大林却丝毫不会理会高尔基本人的意愿:一九三一年五月十四日,高尔基在莫斯科白俄罗斯车站下车后,就被直接送进了这座住宅。高尔基本人一直不承认这个别人替他选定的“家”,在肺病日益严重的晚年,他多次提出申请去阳光明媚的意大利去疗养,斯大林却始终没有批准——在即将开始对高尔基的好友布哈林进行审判的关键时刻,猜忌心极重的领袖怎么会“放虎归山”呢?
   看守高尔基故居的是几位年迈的老太太。由于来客稀少,门口的一位老太太正坐在椅子上打盹。莫斯科深秋的阳光柔和温暖,沐浴着阳光小憩是莫大的幸福。当听说我们是来自中国的作家时,管理员立即表示可以免去门票,这是俄罗斯对作家的特殊待遇——这种待遇我在中国的各个景点、文化遗址、博物馆和名人故居从未遇到过。看来,俄罗斯这块土地盛产大文豪不是偶然的。步入内室,我这才发现高尔基书房、卧室和客厅的陈设都相当简单,甚至可以说是我所参观的若干俄罗斯作家故居中最为简陋的。这里的家具大多是苏维埃时代统一制作和配置的,笨拙而沉闷,全然没有俄罗斯固有的文化风格和艺术气质。
   解说员是一位身材高达的中年女子,她告诉我们,高尔基本人其实并不喜欢这些家具,但他不愿再去麻烦官方,他告诉家人:“既然他们已经配置了,我们就凑合着使用吧。”在故居的说明书上这样写道,这里“只有必需的东西”。可见,底层出身的高尔基确实生活简朴,与自称“无产阶级作家”却一直保持贵族派头的阿•托尔斯泰形成鲜明的对比。高尔基的工作室虽然面积巨大,但陈设比刻意追求简朴的列夫•托尔斯泰的工作室更为简单:写字台是特制的,又高又大,上面几乎没有什么摆设,就像是一张乒乓球桌。桌子上的书籍和文稿都保持着高尔基生前的模样,主人通常将书桌收拾得整整齐齐。旁边的墙上挂着一幅苏联“五年计划”的招贴,高尔基对经济和工业方面的问题颇感兴趣,在写作的闲暇时候,经常站起来“按图索骥”地研究挂图上的城市规划,并先后提出许多建议。有关方面从来都没有将这些建议当真。
   这间工作室里仅有的贵重摆设,是一张中国的供桌、两只中国方凳和玻璃橱中众多的东方小雕像。这些来自中国和日本的象牙雕刻、瓷器、木雕等艺术品,还仅仅是高尔基的东方艺术收藏中的很小一部分。管理人员告诉我说,高尔基的大部分收藏都已捐献给了国家艺术馆。显然,高尔基经济状况良好,否则不可能有这么多钱来购买这些价值不菲艺术品。由于他的作品通过国家宣传的手段深入千家万户,他亦成为同代人中版税收入最高的作家。高尔基一生都没有到过中国,他的书架上有《孔子》、《老子》等已经翻译为俄文的中国古代典籍。高尔基并不知道,在他死去十多年之后,他亦成为中国读者心目中最伟大的无产阶级文豪。他是苏联文学的象征:作品大量被选入中国的中小学课本,可以说差不多有两代中国青年是阅读着他的作品长大的。解说员告诉我们,直到现在,到高尔基故居来参观的中年以上的中国人仍然非常多,他们对高尔基作品的熟悉程度让她也感到惊讶。
   高尔基的书房和客厅都非常宽大,客厅差不多可以容纳一个连队的人,可以想见当年他在这里接待过多少客人。客厅一角的大钢琴,留下过当时最优秀的音乐家们即兴演奏的天籁之音。坐在客厅的角落里倾听音乐的时候,大概是晚年高尔基少有的心情轻松愉快的时刻。由于当局的严密控制,他很难在家中接待他所挚爱的劳苦大众,这里的客人“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这并非作家所愿,可他无力改变这种境遇。斯大林多次亲自光临此处,与高尔基单独会谈,这是任何一位作家都不曾享受过的尊崇。甚至苏联作家协会的“筹备会议”也在此召开,最高当局特意以此来显示对高尔基的尊重。但实际上,官方的文艺政策和文化官员的人选早就确定了,高尔基根本无力在这些方面施加个人的影响,他只是充当一个傀儡的角色而已。
   这所住宅见证了苏俄时代文坛若干大事的发生,也见证了高尔基的家庭悲剧:房间里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张差不多有半米见方的高尔基与儿子马克西姆的照片。马克西姆是父亲的得力助手,他对当时斯大林的政策有相当深刻的认识,并帮助处于“隔离”状态的父亲获得了许多苏联社会的真实信息。然而,就在两眼摸黑的高尔基最需要儿子的时候,一向身体矫健的马克西姆却突然死于一场感冒,年仅三十七岁。马克西姆之死至今仍是一个谜。有人认为他死于最高当局的毒药,这是斯大林对不完全驯服的高尔基的警告与刺激;也有人认为是克格勃首脑雅戈达垂涎于高尔基儿媳的美貌,因此下毒手杀害了马克西姆。儿子的死亡给高尔基以致命的打击,他的身体状况迅速恶化了。
   高尔基本人的死亡也是苏俄历史上的一大疑案。斯大林在其死后兴起大狱,将高尔基的医生和若干友人指为杀害高尔基的凶手而进行审判。然而,俄罗斯历史学家巴拉诺夫在《高尔基传》中却指出,下令杀害高尔基的不是别人,正是斯大林本人。俄罗斯文学史家巴辛斯基在《高尔基》一书中也认为,高尔基死于斯大林的毒杀的可能性极大。当斯大林准备拿加米涅夫开刀的时候,高尔基请求宽恕这位老朋友——加米涅夫在政治斗争失败之后,被贬到科学出版社担任副社长,而社长正是高尔基。当出版社被查抄之后,高尔基终于忍无可忍,宣布要出国治病。当老熊不再顺从鼻子上的铁环的时候,主人该怎么办呢?斯大林深知高尔基的反对会对即将实施的政治清洗运动造成何等重大的危害,于是他命令雅戈达——“好好保护高尔基,不要让敌人利用我们的海燕。”
   一九三年年六月九日,高尔基突然陷入昏迷之中,斯大林亲自赶来探视,在其病榻前驻足良久,高尔基一直没有知觉。斯大林刚刚离去,高尔基突然又活了过来,向惊诧不已的亲友们说:“我究竟死还是不死?”九天之后,这名一度声称自己的身体是“钢铁铸造”的作家才痛苦地死去。此时此刻,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一直围坐在他的床边喝着香槟酒。高尔基的好友、移居国外的库斯科娃写道:“他们站在沉默的作家身旁,昼夜燃着蜡烛。”作为“斯大林集中营中最自由的囚徒”,高尔基死后得到了最隆重的安葬,斯大林亲手捧着高尔基的骨灰盒,阴阳两隔的凶手与受害者以此种方式相遇——这是苏联历史上最具戏剧性的时刻之一。
   在这个房间里,挂着多幅高尔基在一生中不同时期的照片。高尔基的长相不算英俊,却绝对让人一眼难忘:宽阔的额头、凌厉的眼神、直立的头发和翘起的胡须,深深地烙上了苦难生活的印迹。这些照片也显示出,高尔基确实是一个具有“双重面孔”、“双重灵魂”、“多副面孔”的人——他不仅衣着不同,而且表情也不同:有的像俄国农夫,有的像犹太先知,有的像佛教菩萨,有的像哥萨克悍匪。就连对人性有着深刻体察的列夫•托尔斯泰也没有能够看透高尔基,一度认为高尔基是一个真诚的庄稼汉,后来才发现其城府极深。托尔斯泰在作品中经常让自己的灵魂处于全裸状态,高尔基却不会轻易让读者窥视到自己的心思意念。托尔斯泰在晚年的日记中预见到了高尔基的悲剧及其根源:“饭后读有关高尔基的文章。让人奇怪的是我克制住了对他的不友善的感情。我认为他像尼采一样是个有害作家的看法是正确的:巨大的天赋和缺乏任何一种宗教的,也就是理解生活意义的信念并存。他依靠我们‘有教养’的世界,而这个世界又从他身上看到了自己的表现者,更加严重地熏染这个世界的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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