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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香港沉没(2010年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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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心灵重建的建筑师——台湾《旷野》杂志社长苏南洲访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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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 ——关于《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的争论
·问鼎奥斯卡奖的《建国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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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女林昭与中国教会的复兴
·不要忘了缅甸,不要忘了昂山素姬
·
·家庭教会的公开化与中国社会的民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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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是比远方更远的地方

   
   故乡是比远方更远的地方
   ——写给蒲宁
   
   

   “一个人如果没有失去期待幸福的能力——他就是幸福的。这就是幸福。”在离开俄罗斯的前夕,蒲宁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段话。那时,他已然预感到自己即将要离开祖国。但是,他却没有想到从此再也回不来了,故乡从此成为梦中的场景,成为比远方更远的地方。蒲宁的后半生,时刻都处在无穷无尽的期待中,期待流血的俄罗斯成为一个文明而优美的国度,期待自己的文字让全世界都感触到那片在冰雪中呻吟的土地,期待作品中(更确切地说是现实生活中)那些被凌辱的小人物都能够过上幸福的生活。
   在离开俄罗斯二十年之后,蒲宁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是第一个获此殊荣的俄罗斯作家。那天晚上,他在法国普罗旺斯的一家电影院里看“一部名叫《贝比》的有趣的胡闹的片子”。这时,旁边响起了一种谨慎的声音,接着是一道手电的亮光,有一个人碰了碰他的大衣,郑重而又激动地小声说:“斯德哥尔摩来的电话……”
   那道光照亮了蒲宁颠沛流离的后半生。在颁奖典礼上,他特意指出:“自诺贝尔奖金设立以来,你们首次把奖金授给一个流亡者。”蒲宁一直没有淡漠对俄罗斯的爱,对那片贫瘠的乡村和困窘的人民的爱。他不认为荣誉是属于自己的,荣誉属于他思念中的土地和人民。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的国籍属于这么一个奇怪的俄罗斯,这个俄罗斯现在已经分散在全世界,发生了那种世界上任何一个奖金获得者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事情:斯德哥尔摩的决定对于在全部情感上受到如此损害和侮辱的整个俄罗斯来说,真正是民族的事件。”虽然苏维埃政权发起了批判蒲宁的浪潮,斥责他是“一个阴险的卖国贼”,但是任何一个用心去读他作品的人都会发出由衷的赞叹。连政治观点与蒲宁完全敌对的高尔基也承认:“从来没有人如此深刻如此历史地写过农村。蒲宁的《乡村》除了其第一流的艺术价值外,还是一种推动力。它迫使千疮百孔、摇摇欲坠的俄国社会严肃地思考的已不是庄稼汉,也不是人民,而是俄罗斯能否存在下去这一严厉问题。”
   在一九一七年夏天席卷俄罗斯的革命高潮中,蒲宁陷入了极度的痛苦之中。蒲宁是知识分子中少有的一开始就洞察了“革命”的本质的人。跟别的知识分子不一样,他没有经历过一个拥护、参与、怀疑、彷徨、背叛的过程,他坚信幸福不可能依靠暴力来实现,革命所建立的不过是一套新的、更加严密的统治秩序。他是一个呵护古老的俄罗斯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价值的保守主义者。因此,蒲宁把十月革命的胜利看作自己的末日:“一切都停止了——所有的障碍物,所有上帝和人间的关卡都倒塌了……胜利者在克里姆林宫上空升起了自己的旗帜。在我的整个一生中,从来没有比这天更可怕的日子。”二十世纪末,当庞大的苏联帝国崩溃的时候,蒲宁的预言显示出了神奇的生命力。蒲宁认为,革命并没有改变以“掠夺”为根基的社会性质。正是出于这样的理由,他苛刻地批评了那些“投奔革命”的作家们,尤其是高尔基、阿•托尔斯泰、马雅可夫斯基等人。他与这些人有过或多或少的交往,他知道他们支持革命的目的并非口头上那些冠冕堂皇的理由,而是自己的地位和利益,“他们懂得,为了自己能引人注目需要做些什么”。
   昔日的朋友们通过写作歌功颂德的作品而成为新一代的御用文人,很快住进了豪华的别墅,很快获得了在作家协会显赫的职务,作品在报刊上广为流传并被铭刻在纪念碑上。然而,蒲宁知道,那不是他所祈求的幸福,他宁愿孤独地漂泊在法国的乡村,依靠自己勤奋的写作来维持生活。果然,那些曾经风光一时的革命作家们没有一个有好下场:高尔基最终死于克格勃的谋害,连年轻的儿子都未能幸免;阿•托尔斯泰虽然渴望成为“第三个托尔斯泰”,但在高官显贵的宴会上,他不过充当花瓶的角色;马雅科夫斯基最积极地为斯大林政权歌唱,其下场也最惨——在无尽的羞辱中,他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那么,真正的幸福在哪里呢?蒲宁的回忆录尖酸刻薄地嘲讽了当时绝大多数的文化名人,但也对少数人士表达了深深的敬意。他们都是与他一样渴望幸福、捍卫自由的人。比如老作家埃尔杰利,他认为“世界上的一切苦难的意义以后都会得到揭示的”,因此幸福也就蕴含在苦难之中。在埃尔杰利去世的一九零八年,革命已经渐成燎原之势。在普遍的对革命的幻想和呼唤中,埃尔杰利却看到了革命的本质:“对于暴力意义上的革命,我是从本能上感到厌恶的。在每一次革命的破坏中都有粗暴的破坏,不只是物质的,而且是生命的圣物。”他曾经在长篇小说《加尔杰宁一家、家仆、追随者和敌人》中描写了俄罗斯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人民?我长时间流着泪写了人民……”但是,岁月流逝,这个爱人民的人现在又说些什么呢?埃尔杰利沉痛地认识到:“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理解过涅克拉索夫的‘因为爱才恨’这一表述,沐浴在真正的、而不是抽象化的人民的现实的地狱里,沐浴在俄国不足信的残酷的日常生活的美妙中……俄罗斯民族是极其不幸的民族,但也是极其恶劣、野蛮,而且主要是爱撒谎,是爱撒谎的野蛮人……大家都认为,亚历山大二世执政时千方百计地残害了几千个革命者,可是要知道,如果放纵‘真正的人民’,那么他就会仿照伊凡雷帝的做法去镇压这几千人。是无宗教信仰吗?可是没有宗教信仰的人是可怜而又不幸的生物。”有几个作家能够像他这样勇于自揭家丑呢?人人都在歌颂自己的国家和民族——爱国者的角色谁都会扮演。
   那些昔日的贵族都成了革命的对象,但蒲宁认为他们并不都是应当扫进历史垃圾堆的“坏人”和“剥削者”。他以很少使用的充满敬意的笔墨,写到了无政府主义思想家克鲁泡特金公爵的晚年生活。这是一位一生都在为他人的幸福而奔波的圣徒般的老人,“两颊有玫瑰色的红晕,头上有轻得像绒毛一样的白色残迹,他生机勃勃,在谈吐中,他还有一双生动、明亮的眼睛,善良的信任人的目光和快捷而温和的上流社会的言谈——这也是令人感动的婴儿时期的东西”。蒲宁敏锐地发现,这位圣徒的身上有着婴儿般的纯洁。克鲁泡特金公爵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白痴》中的主人公梅特金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都是“白痴”,因为他们对“幸福”有着一种特别的理解,那就是“尽量加增他人的幸福”,那就是“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同情和理解”。而革命偏偏就是要宣扬仇恨和对立,因此克鲁泡特金便成了革命的对象——革命之后他的处境甚至比革命之前还要糟糕。
   二月革命之后,克鲁泡特金结束流亡生涯回到俄罗斯。他并不指望有人列队欢呼,但他希望从此可以拥有一张安静的书桌。刚开始,他颇受临时政府的尊重,当局专门拨给他一套别墅,并派人照料其生活起居。十月革命之后,他被布尔什维克赶了出去,这个长期被沙皇政府迫害的老人不得不像流浪汉一样四处漂泊。他看到了暴力的泛滥,便谋求同列宁会面,试图将列宁的行为转到“人道主义路线上来”。这一愿望遭到失败之后,他对列宁“感到失望”,列宁已经不是当年那个谦虚的流亡者了。他伤感地告诉身边的朋友说:“我明白了,不论在任何事情上要说服这个人是完全徒劳的。”
   紧接着,克鲁泡特金被迫离开莫斯科,到了县城德米特洛夫。他在那里过着穴居般的生活,经受了真正千百万种折磨:饥饿的折磨,寒冷的折磨,坏血症的折磨……年迈的公爵夫人无能为力地为一块发霉的小面包而不断地操心和烦恼,而公爵为弄到一张买毡靴的票证就徒劳地耗费了三个月的时间。写到这里,蒲宁一半是愤怒一半是泪水:“还能想象有什么更可怕的事情吗?这个人几乎是把整个生命——一个曾经是亚历山大二世特别亲近的人的整个生命,都白白地花在了革命的梦想上,花在无政府主义天堂的幻想上,——这是我们这些还没有完全学会不要脸地巴结的人们中间发生的!——这个生命就是在冻死、饿死,在冒烟的松明下,在论述人类道德的手稿下结束了。”思想家点燃了革命的导火索,他自己不惜粉身碎骨,而前来摘取革命果实的却是一群流氓无赖。
   生命会终结,但是高尚的人们渴望自由、期待幸福的心灵却不会死亡。俄罗斯是一个比远方更远的地方,革命者们已经将俄罗斯改造得面目全非了。伤心欲绝的蒲宁,没有回到那让他魂牵梦绕的俄罗斯,但他用文学作品重建了一个心灵的俄罗斯。在那里,他获得了永远的幸福、自由与平安。
   
   
   ——二零零三年夏初稿
   二零零五年十一月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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