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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11、《铁与犁》(长江文艺出版社)
·第一章 历史在这里徘徊
·第二章 近代的歧路
·第三章 以日本为桥梁的时代
·第四章 大东亚之梦
·第五章 倾国之痛
·第六章 没有硝烟的生死搏斗
·第七章 光荣与耻辱
·第八章 没有完成的审判
·第九章 日本为什么不忏悔?
·第十章 寻找日本的良心
·第十一章 拒绝遗忘与捍卫尊严
·第十二章 祈祷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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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暧昧的邻居》(光明日报出版社)
·《暧昧的邻居》目录
·引子
·一:《日本管窥》与《日本人》•翻译老田•日本的“小”
·二:幸福的母亲•无人照看的“红富士”•花岗惨案旧址
·三:“拆碑会”与“护碑会”•护国神社•尹奉吉
·四:三根山•观音与战犯•丹羽庄
·五:东史郎•大江山•双语文学杂志《蓝》
·六:松冈环•两个老兵的回忆•中日文化交流的困局
·七:一个人的图书馆•天皇诏书•《无言的幽谷》
·八:在路上的王选•天皇的宫殿•对日索赔之难
·九:靖国神社•万爱花的下跪•日本人的募捐
·十:日本的外交目标•社民党的衰落•班忠义
·十一:生鱼片•曾经在地图上消失的“恶魔之岛”•广岛的红灯区
·十二:广岛原爆资料馆•千只鹤•吴港
·十三:本岛市长•电视中的石原慎太郎•侦探故事
·十四:两个原爆资料馆•出岛的荷兰商馆•长崎的秋祭
·十五:春帆楼•“李鸿章道”•长州炮
·十六:光武金印•古地图•日本文化的长处与短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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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光与影》(东方出版社)
·《光和光的背面:我的美国之旅》目录
·一:“我们是吹口哨的人”
·二“我们是真正的爱国者!”
·三“一分钟人”与来克星顿的枪声
·四:不要遗忘历史那黑暗的一页
·五:布什:一半是火,一半是冰
·六:公民有焚烧国旗的自由吗?
·七:看哪,那些办报纸的人
·八:劳拉:从图书馆馆员到第一夫人
·九:马车上的阿米西人
·十:美国人是公民,也是志愿者
·十一:墓碑之美
·十二:那栋朴素的小房子
·十三:记一位在“九•一一”中罹难的弟兄
·十四:瓦尔登湖:大地的眸子
·十五:威尔逊:理想主义的总统
·十六:美国作家和站在作家背后的人
·十七:希拉里:美国的第一位女总统?
·十八:耶鲁与中国
·十九:在“左”与“右”之间的美国知识分子
·二十:最好的教育是爱的教育
·《光与光的背面》后记:“八仙”还是“九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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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拒绝谎言》(香港开放杂志社)
·《拒绝谎言》目录
·包遵信序《拒绝谎言》:一个知识分子的道德良心和勇气
·刘晓波序《拒绝谎言》:在日常生活中拒绝说谎
·致中国作家协会的公开信
·就本人与中国作家协会的劳动合同纠纷致读者的公开信
·末路的狂人与末路的主义——论米洛舍维奇的垮掉
·一代新人的觉醒和受难
·丧钟为谁而鸣
·朱熔基总理,请您尊重台湾的民主
·面对中国的“国难”
·中国大地上的毛幽灵
·薄熙来的“神光圈”
·论邓家菜馆的倒调
·同胞之间的杀戮
·愚蠢的“远攻近交”
·谎言王国迫死说谎者
·"幸灾乐祸"的文化背景
·从杨子立等人的遭遇,我们如何学习“爱国”?
·流沙河笑谈“一毛”——百元人民币“变脸”
·从华国锋的退党谈起
·谭其骧与毛泽东
·为了在阳光下生活——读北明《告别阳光》
·台湾的选择
·姜恩柱的"个人意见"
·哈维尔的态度
·谁出卖了中国?
·一百步笑五十步
·中国知识界的堕落和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从身体囚禁到心灵控制——我所经历的军政训练
·从北大的堕落看中国知识分子的奴才化
·黎明前的黑暗
·俄罗斯悲剧与极权主义后遗症
·我们的尊严和血性在哪里?
·董建华的“自动当选”与香港的危机
·大陆眼中“暧昧”的香港
·李敖的堕落
·辞职的勇气与生命的价值
·从“小说反党”到“电影救党”
·毛毛笔下的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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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暴中的燕园


   风暴中的燕园
   
   “文革”时期的历史,是北大的一道永远难以愈合的“伤疤”。人们现在已经不愿或者不敢去触及它了——在汗牛充栋的回忆文章中,关于这一段历史的叙述几乎是一个空白。北大校庆期间,在有关北大百年历史的滔滔不绝的叙述中,这段“敏感”的历史被有意抹煞掉了。
   然而,无论如何回避,这道“伤疤”依然在历史的隧道口上对着我们冷笑。

   北大低年级的新生们,七十年代后期乃至八十年代出生的北大学子们,在改革开放的浪潮和物质相对充裕的环境中长大的新一代学子们,对昔日北大在那场浩劫总所扮演的角色已经一无所知了。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篡改历史的那些人取得了某种“阶段性”的成功。
   掩盖历史,是因为许多有罪的人正处在风光和荣耀的境况之中,他们沾满鲜血的手上戴着雪白的手套。他们重新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其中有不少是“学界名流”,牢牢地掌握着叙述和书写历史的重要权力。作为“文革”重灾区的北大,差不多所有的六十岁以上的“老北大”都与“文革”有着这样或者那样的联系。受害者和害人者如今“和平共处”着。因为处处都是罪人,导致了罪孽不再彰显,导致了忏悔成为缺席。
   然而,正如鲁迅所说:“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越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血不但不掩于墨写的谎语,不醉于墨写的挽歌;威力也压不住,因为它已经骗不过,打不死了。”(《无花的蔷薇之二》)那些血迹,那些罪恶,那些悲惨的泪水,那些人性的高贵与人性的卑劣所作的惊心动魄的斗争,是无法永远掩盖的。风暴中的燕园,是观察大学与现实政治之间纠缠不清的关系的一个特殊视点。
   让我们从对历史的反思开始,这是恢复学术研究和文化教育的尊严的第一步。
   没有这样的一步,重建我们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学术传统和教育传统就只能是空中楼阁。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当聂元梓的第一张大字报贴出以后,北大便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当时的人们绝对没有想到,这种混乱会延续十年之久;人们也没有想到,即将来临的这场政治运动将比声势浩大的“反右”还要残酷和严峻。
   六七月间,学校的领导干部被强迫戴着高帽子在校园里游街,在学校的各种会议上挨批斗,他们的“资产阶级教育方针”遭到了学生们严厉的批判。这些官昔日也曾经整过人的僚,是北大最早的一批“牛鬼蛇神”。在审讯和批斗期间,他们受到学生和职工造反派不同程度的拘禁和拷打,被关进了所谓的“牛棚”——也许连造人的上帝也没有想到,居然有一个民族试图要将人变成“牛”、变成“蛇”、变成“鬼”。
   刘少奇派出的工作组企图控制局面。但是,在七月底,毛泽东以阻碍“文化大革命”为由,命令工作组从学校撤出。毛泽东在“五四”运动之后到北大呆过一段时间,他对自己被这所学校冷落的命运而感到愤懑——在与斯诺的谈话中,他充分地表达过这种愤懑。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毛泽东终生对教授们耿耿于怀,致使他早年在北大的经历成了他难以治愈的心理创伤,从而使几乎所有的中国教授为之付出了代价,连跑到美国的胡适也无以幸免。”
   同时,毛泽东也深味了这所中国最有名的大学的弱点,现在他该重重地出击了——既要摧毁这所当年蔑视他的傲慢的“最高学府”,摧毁它从“五四”运动以来一直在倡导的民主和科学、以及它带给中国的所有的现代文明;也要利用这所学校来打击那些他要想打击的势力,让这所学校成为他的政治权谋中的一颗重要的棋子。这真是一箭双雕、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谋略。
   工作组撤离时,留下一批出身好的学生作为下一阶段运动的领袖。原有的北大党委和行政组织全部瘫痪,学生们发现存在着一个巨大的权力真空。于是,各种学生组织开始迅速形成,他们的分歧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又一个互相对抗的红卫兵组织。许多教师和下级干部及职员,也形成了自己的派系,与相应的学生组织结盟。一些知名学者为了保全自己,也自觉不自觉地加入到红卫兵组织中去,例如著名教授周培源、季羡林等人,在早期的造反活动中都十分活跃。
   八月份,批判大会变得更猛烈、火药味道更浓了。对校长、党委书记、“反动知识分子”的批判依然在进行。
   在批判的过程中,以上几类人物常常遭到殴打。有人向他们扔墨水瓶,还有其他形形色色的侮辱。妇女被强迫跪在洗衣板上数小时,头发被剃光。无节制的暴行一直延续到宣布军队进入学校才算告一个小的段落。陆续有死亡的消息传开来。刚开始人们还感到震惊,当死亡人数越来越多的时候,人们便司空见惯了。这时,非正常死亡人数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的数字。
   血迹有有形的、看得见的血迹,也有无形的、看不见的血迹。对这两种血迹的回避和掩盖,跟当年制造血迹的暴行和阴谋相比,同样是巨大的罪孽。在纳粹的集中营中幸存下来的作家韦塞尔,因为对记忆的捍卫而获得了一九八六年的诺贝尔和平奖。他认为,那些忘掉了自身历史的民族或文化,注定要重复这种历史,他警告说:“我们决不能让我们自身忘掉那些死去者的命运。如果我们真忘掉了,我们就是使他们再一次的死亡,我们自己就对他们的生命、他们的死亡变得毫无价值而负有责任。”
   韦塞尔所宣讲的职责和责任,主要还不是担心过去的恐怖会重复它们自己,更多地是一种旨在防止邪恶力量在未来可能取得胜利的努力。在这个过程中的创造性力量不是仇恨和报复,而是对自由的渴望、对生命的热爱,以及对人的尊严的尊重,或者如韦塞尔所说过的那样:“我将以努力重建他们所毁坏的东西来战胜那些谋杀者。”然而,在我们这里,没有诞生过像韦塞尔这样伟大的知识分子、这样孜孜不倦的对记忆的捍卫者。我们是一个没有忏悔传统的民族,自然也就孕育不出一所具有忏悔意识的大学来。我们很难见到一篇表达忏悔的文字¬——在有关“文革”时期北大情况的诸多回忆录中,他人的苦难往往变得轻如鸿毛,传主们通常喜欢描述自己受到迫害的惨痛经历,而吝于对自己所犯的错误进行丝毫的反省。
   相对于半个世纪以来德国大学对纳粹时期的罪行进行全面、彻底的清理来,北大的“伤疤”还远远没有揭开。
   在季羡林教授获得极高评价的新著《牛棚杂忆》中,关于自身的忏悔依然处于缺席的状态。他在书中不厌其烦地讲述自己如何被红卫兵所折磨和迫害,他本人摇身一变成了一个完完全全的受害者。而实际上,在“文革”之前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中,他多次主动参与。在这些参与中,他不可能没有干过违心的事情、他不可能没有伤害过别人。但是,对这一切,他统统“忘却”了。
   而周一良教授用《毕竟是书生》作为回忆录的书名,显然有为自己当年的作为辩护的意思:因为我仅仅是一介书生,受政客的骗是难免的。不过,后来周一良教授的思想有了改变。他在《读书》杂志一九九八年第八期上有一篇短文,八十六岁高龄的老先生已经卧病在床,是通过口述让学生阎步克教授执笔的。周一良教授说:“文革这场灾难开始以后,几乎人人受害,我信了‘神’,上当受骗;年轻的孩子们也同样信‘神’,上当受骗。我们之间只是程度不同而已。我上当受骗以后觉悟了,感到自己‘毕竟是书生’;红卫兵们也许所受毒害较深,觉悟比较晚。他们一旦觉悟,不是也会认为自己‘毕竟是个毛孩子’吗?”周先生将自己与陈寅恪相对比,认为自己、以及像自己一样“上当受骗”的知识分子,缺少的正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意志”。之所以“上当受骗”,除了外部的原因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缺乏内在的精神支撑——“毕竟是……”不能被任何人用来作为逃遁的“说法”。
    于是,我从最常见的历史资料入手,寻找当年斑斑的血迹,揭开当年创痛的伤疤。《北京大学记事》是百年校庆期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本比较详尽的北大百年编年史。这本书对特殊的历史时段已经作了相当大的遮掩和修饰,但从那些被遮掩和被修饰的历史叙述中,我仍然能够发现“文革”岁月的血迹、眼泪和恐怖。
    从一九六六年六月到一九六九年底,在短短两年半时间里,据《北京大学记事》中的不完全统计,在北大非正常死亡的教授、干部、学生和家属的名单就可以整理出一长串来。我粗略统计了一下,死亡的人士就有以下这些: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一日,历史系副主任汪篯教授受批判后,服毒自杀身亡。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英语系教授俞大絪因被批斗,于二十五日服毒,经抢救无效,于凌晨零点五分去世。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九日,人民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到北大承泽园造反,刺破居民孔海琨的右额,并在走前将老人拴在树上,致死。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中文系党总支书记程贤策遭批斗,服毒身死。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四日,经济系遭批斗并被剥夺选举权的学生杨爱明自杀身亡。
    一九六六年十月六日,哲学系教授沈廼彰在家服毒身亡。生前,沈曾被点名批判、抄家。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七日,中文系六二级学生沈力自杀。沈生前被打成“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动学生”。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五日,原井冈山公社成员王建新、新北大公社成员周瑞青在温州参加武斗,被机枪扫中死亡。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九日,新北大公社驻二体武斗连将进入图书馆翻阅期刊的地质学院附中学生温家驹绑到生物小楼低温实验室,进行“审讯”,毒打致死。温死后,造反派头头孙蓬一布置假调查,说温家驹“是政治小偷,是群众打死的”,“你们不要怕,由校文革顶着。”
    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七日,无线电系六二级学生殷文杰,准备离校,途经新北大公社武斗指挥部44楼附近,被公社武斗队员截住,用长矛刺死。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日,地质系六一级学生刘伟,准备回校办理离校手续,在海淀街被新北大公社武斗队员抓住,关押在四十楼,并于当日下午被武斗队员打死。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八日,生物系教授陈同度服毒去世。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六日,物理系著名教授饶毓泰上吊身亡。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八日,数学力学系教授董铁宝自杀身亡。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八日,原北大副校长、历史系主任、一级教授翦伯赞与夫人服安眠药自杀身亡。
   ……
   以上这些名单这还只是冰山露出水面的一角而已。北大在“文革”中的非正常死亡人数,究竟有多少,今天已经成为一个难解的谜——北大历史系学术力量堪称全国高校中历史系之首,却没有几个历史学家愿意去解开这个谜。在这张挂一漏万的名单上,既有国宝级的大学者、名声显赫的教授,还有学校的各级干部和职工;既有普通的无辜学生,还有莫名其妙死于非命的师生家属……这些冤魂至今仍然飘荡在北大的校园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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