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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白昼将近——基督信仰在中国》目录
第一卷 我们的罪与爱
·一颗历尽沧桑依然发光的珍珠——读刘德伟《一粒珍珠的故事》
·迎接中国福音传播的第二个黄金时代——读赵天恩《中国教会史论文集》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三位基督徒在中共劳改营中的生命见证
·超越时空的网络福音——序范学德《传到中国》
·我必不至蒙羞——读《六十三年——与王明道先生窄路同行》
·我们的身体是箭靶而不是武器
·朋霍费尔对中国自由主义的更新
·我们的罪与爱──序北村《愤怒》
·“入中国”与“出中国”并行不悖
·乡村教会如何由隐匿走向开放?——给一位乡村教会领袖的一封信
第二卷 为了这个时代的公义
·中国印刷和传播圣经的真相
·圣经中有“国家机密”吗?
·中国需要更多的“以诺”企业
·站起来便拥有了自由——有感于傅希秋牧师荣获“约翰•李兰德宗教自由奖”
·为了这个时代的公义——致被流氓毒打的李和平律师
·真相是不能被消灭的——致世界报业协会“金笔奖”得主李长青
·从美国民权运动透视基督信仰与社会公义之关系
·如何捍卫我们的宗教信仰自由?——兼评中国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
·坎特伯雷大主教在中国的“波坦金之旅”
·从矿难看中国人对生命的态度
·个体的救赎与民族的救赎——与王军涛的信仰通信
·“宗教局长”如何变成“谎话大王”?
第三卷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
·桃源乐土的追寻——论基督宗教伦理与当代中国精神文明的重建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论新一代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
·我们是一座桥梁——论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
·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如羊进入狼群——论基督徒如何在不公义的世界里坚守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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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白头鹰与大红龙:美中关系及其对世界的影响》(2008年香港晨钟书局出版)
·美国民主的真相与根基——与庄礼伟商榷,兼论美国的基督教精神
·纪念那些战死在中国的美国士兵
·希拉里回忆录的中文版是如何被肢解的?
·民主女神浴火重生——华盛顿“共产主义死难者纪念碑”揭幕仪式亲历记
·跨国公司在中国的道德盲点
·从尼泊尔毛派的末路看全球清算共产主义罪恶的浪潮
·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共产主义就是恐怖主义——布什总统讲话的划时代意义
·人权议员布朗贝克和他的中国女儿
·美国媒体在“妖魔化”中国吗?——从美国媒体关于中国黑心商品的报道谈起
·巴以冲突中美国的角色
·美国的秘密与细节的启蒙——读范学德《活在美国》
·美国为何干涉日本的“内政”?
·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崛起
·美国学界应当避免“中国化”的陷阱
·面对邪恶的时候,没有真正的中立——从二战中美国与瑞典、瑞士的不同角色谈起
·美国如何帮助推进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在美国参议院的演讲
·我们关于声援美国政府摧毁萨达姆独裁政权的声明
·倒萨战争与“人权至上”的价值观
·韦塞尔为什么支持美国对伊战争?
·中国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白宫会谈的台前幕后
·美利坚不是藏污纳垢之地——建议美国政府对居留在美国的中国贪官及其家属展开调查
·“小鹰号”事件:中美谁是胜利者?
·以祷告改变世界——华盛顿“总统早餐祷告会”侧记
·谁之“崛起”,哪有“和平”?
·佩洛西:人权不是幌子
·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中国信仰的复兴与中美两国的“化敌为友”——在美国众议院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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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劳改基金会)
·不要做中国孩子的母亲——天安门惨案十九周年暨汶川大地震祭并为“天安门母亲”网站开通而作
·谁是亚洲最美丽的女性?——写给缅甸民主运动领袖昂山素姬
·“处女卖淫”案与警权过度扩张
·从警察到还是妓院的变脸
·业主维权与市民意识的觉醒
·寻求公义需要更大的耐心和勇气——天安门屠杀十八周年祭
·红卫兵外长李肇星的末路
·你可以成为一名快乐的异乡人——读格鲁沙《快乐的异乡人》
·扶不起来的胡阿斗
·青藏高原上的血雨腥风——读唯色《杀劫》
·退休高官休得窃取神圣教席
·矿难为何无法遏制?
·推倒西藏的“柏林墙”——读阿妈阿德《记忆的声音》
·被人民抛弃的中共十七大
·帝王腐尸味中的天价酒店
·孩子眼中的蒋介石
·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读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以“幽暗意识”透视中国百年激进思潮——与张灏对话
·《记念刘和珍君》为何被逐出中学语文课本?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余英时先生侧记
·宾利轿车为何能热销中国?
·萨达姆与阿米尔
·是工人运动,还是痞子运动?——读《罗章龙回忆录》
·中国人不是动物庄园里的熊猫——驳德国前总理施密特的若干亲共言论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 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胡锦涛为何成不了戴克拉克?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
·我们拒绝什么样的生活?——读狄马《我们热爱什么样的生活》
·中国,你的裂口大如海
·将这些事摆在你眼前——特务和告密者可以拥有美好的未来吗?
·明朝亡于厂卫,中共亡于恶警——评贵州国保总队副总队长庞鸿就任瓮安县公安局长
·下流人上升的国度
·我以自己的方式爱中国——《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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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与周星驰

   
   北大与周星驰
   
   继金庸登上了北大的讲坛之后,周星驰也登上了北大的讲坛。这两位香港通俗文化的代表人物,被一向高不可攀的北大接纳,成为备受瞩目的新闻事件。有评论者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周星驰到北大比前几年金庸走进北大更有文化上的象征色彩。因为他比后者更能代表香港文化的商业性和艺术形态的市民化。”
   北大学子对周星驰的崇敬超过了他们的校长、超过了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也超过了大多数到北大的世界各国政要。当他走上百年纪念讲堂的讲坛的时候,上千名青春学子已经翘首以待多时了。尽管周星驰的国语说得并不流利,他的口才也远远比不上电影中的那个配音演员,但是挑剔的学子们却原谅了这一切。应一名提问学生的要求,周星驰和学生们一起背诵被女生们称为“爱情圣经”的那一段《大话西游》中的经典台词:“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摆在我的面前……”意外的是,连周星驰本人也记不清楚这段“名言”,他刚说了第一句就接不上第二句。而台下的学生们却倒背如流,齐声朗诵,仿佛当年朗诵毛主席语录的红卫兵。香港的无厘头文化,能够在遥远的北大校园内激起波澜,的确出乎于严肃的学院派们的意料之外。

   北大因为接纳周星驰而受到不少严厉的批评。在传统媒体和网络上,关于“北大堕落”的说法不绝于耳。然而,作为近年来一直对北大持尖锐批判态度的北大学子之一,我却对这一次的批评有着不同的看法。
   在我看来,金庸与周星驰以自身的文化创造,已经成为通俗文化中的“经典”。不管某些“严肃人士”如何不以为然,他们都不知不觉地进入了千家万户,拥有数以亿计的读者和观众。当然,并不能说读者和观众的数量就与作品的精神价值和艺术含量成正比,但是他们的作品为什么能够拥有如此众多的受众,人们在阅读和观看他们的作品的时候体现出了怎样的一种社会心理,这些都是应当关注和研究的文化课题。如果像北大这样的最高学府都以自命清高的姿态,拒绝面对传媒时代的诸多大众文化形态,学院与民间的沟通从何谈起呢?那种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的状态,那种唯我独尊、固步自封的心理,才是对北大自身学术传统的背弃。
   北大的学术传统是什么呢?蔡元培先生说,北大应当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北大的“大肚能容”,“容”的不仅仅是高深莫测的、故纸堆中的学问,而且应当包括对当下的、现实的、世俗的文化形态的关注、搜集、整理和研究。在如火如荼的“五四”时代,北大的一批人文学者就曾经致力于搜集和研究民间歌谣和通俗歌曲,并获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从那时候起,北大的民间文学和通俗文化的研究就在全国学府之中独领风骚。今天,北大接纳以金庸和周星驰为代表的武侠作家和电影明星,也正是对自身传统的一种呼应和继承,体现了北大对中国目前的文化结构和文化生态的深切关注。与高高在上的严肃文化相比,通俗文化构成了不可或缺的另一极。对通俗文化的研究,对于透视民众的心理状况、把握时代的发展脉络、描绘一幅完整的当代文化“地图”,都是至关重要的。
   你可以不喜欢金庸的小说,也可以不喜欢周星驰的电影,作为一名普通的受众,你可以对其不屑一顾;但是,作为文化研究重镇的北大,却不能对这类影响巨大的文化现象视而不见。北大对金庸和周星驰的关注,是北大“拆除门槛、有容乃大”的表现。与之相似,美国的电影明星和体育明星,也频频登上哈佛、耶鲁等名校的讲坛,他们并没有降低这些名校的学术水准、危害这些名校的学术声誉,相反,他们给大学带来的一股清新的空气,带来新奇的观察视角。打破象牙塔的封闭,改变俗与雅的对立,不仅拓展了学术研究的领域,更重要的是推动了观念的创新和思想的自由。
   北大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的“思想库”、乃至于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的象征,正是因为它的自由、民主学术品格和宽容、多元的学术平台。真正有生机和活力的学术,是百花齐放、百鸟争鸣的学术;真正有创造力和想象力的文化,是多元共生、相辅相成的文化。假如长期固守“精英”的姿态,以“老子天下第一”的心理拒绝接受新兴的文化资源,北大不仅不会保持其“纯洁性”,反而会丧失其内在的发展动力。“问渠哪得清如水,为有源头活水来”,没有源头的活水,哪里来汩汩的清泉?
   近年来,北大确实遇到了危机和挑战。北大真正的问题是越来越忽略人文学科和基础学科,虽然它们曾经给北大带来崇高的声誉,但是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它们的研究成果暂时不能转化为“第一生产力”。某些急功近利的教育官员一味强调“创业”——也就是立竿见影地赚到大钱。所以,他们大办工商管理、计算机、生物等学科,而让无法赚钱的文史哲、数理化等学科“自生自灭”。然而,大师和大思想家都是在人文学科和基础学科中产生的,他们的出现,对于北大乃至对于整个中国来说,都将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我认为,北大最大的危险在这里,在这“众生喧哗”的背后——对北大的批评,理应在这个层面上展开。
   北大的讲坛上出现过金庸和周星驰,北大的学子迷恋这些通俗文化的“英雄”,只是几个热闹一时的新闻事件,给寂寞的媒体提供了“话题”,它们并不能改变北大深层的、内在的精神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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