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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桃源乐土的追寻——论基督宗教伦理与当代中国精神文明的重建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论新一代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
·我们是一座桥梁——论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
·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如羊进入狼群——论基督徒如何在不公义的世界里坚守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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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白头鹰与大红龙:美中关系及其对世界的影响》(2008年香港晨钟书局出版)
·美国民主的真相与根基——与庄礼伟商榷,兼论美国的基督教精神
·纪念那些战死在中国的美国士兵
·希拉里回忆录的中文版是如何被肢解的?
·民主女神浴火重生——华盛顿“共产主义死难者纪念碑”揭幕仪式亲历记
·跨国公司在中国的道德盲点
·从尼泊尔毛派的末路看全球清算共产主义罪恶的浪潮
·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共产主义就是恐怖主义——布什总统讲话的划时代意义
·人权议员布朗贝克和他的中国女儿
·美国媒体在“妖魔化”中国吗?——从美国媒体关于中国黑心商品的报道谈起
·巴以冲突中美国的角色
·美国的秘密与细节的启蒙——读范学德《活在美国》
·美国为何干涉日本的“内政”?
·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崛起
·美国学界应当避免“中国化”的陷阱
·面对邪恶的时候,没有真正的中立——从二战中美国与瑞典、瑞士的不同角色谈起
·美国如何帮助推进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在美国参议院的演讲
·我们关于声援美国政府摧毁萨达姆独裁政权的声明
·倒萨战争与“人权至上”的价值观
·韦塞尔为什么支持美国对伊战争?
·中国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白宫会谈的台前幕后
·美利坚不是藏污纳垢之地——建议美国政府对居留在美国的中国贪官及其家属展开调查
·“小鹰号”事件:中美谁是胜利者?
·以祷告改变世界——华盛顿“总统早餐祷告会”侧记
·谁之“崛起”,哪有“和平”?
·佩洛西:人权不是幌子
·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中国信仰的复兴与中美两国的“化敌为友”——在美国众议院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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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劳改基金会)
·不要做中国孩子的母亲——天安门惨案十九周年暨汶川大地震祭并为“天安门母亲”网站开通而作
·谁是亚洲最美丽的女性?——写给缅甸民主运动领袖昂山素姬
·“处女卖淫”案与警权过度扩张
·从警察到还是妓院的变脸
·业主维权与市民意识的觉醒
·寻求公义需要更大的耐心和勇气——天安门屠杀十八周年祭
·红卫兵外长李肇星的末路
·你可以成为一名快乐的异乡人——读格鲁沙《快乐的异乡人》
·扶不起来的胡阿斗
·青藏高原上的血雨腥风——读唯色《杀劫》
·退休高官休得窃取神圣教席
·矿难为何无法遏制?
·推倒西藏的“柏林墙”——读阿妈阿德《记忆的声音》
·被人民抛弃的中共十七大
·帝王腐尸味中的天价酒店
·孩子眼中的蒋介石
·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读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以“幽暗意识”透视中国百年激进思潮——与张灏对话
·《记念刘和珍君》为何被逐出中学语文课本?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余英时先生侧记
·宾利轿车为何能热销中国?
·萨达姆与阿米尔
·是工人运动,还是痞子运动?——读《罗章龙回忆录》
·中国人不是动物庄园里的熊猫——驳德国前总理施密特的若干亲共言论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 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胡锦涛为何成不了戴克拉克?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
·我们拒绝什么样的生活?——读狄马《我们热爱什么样的生活》
·中国,你的裂口大如海
·将这些事摆在你眼前——特务和告密者可以拥有美好的未来吗?
·明朝亡于厂卫,中共亡于恶警——评贵州国保总队副总队长庞鸿就任瓮安县公安局长
·下流人上升的国度
·我以自己的方式爱中国——《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跋
·被凌辱的中国女儿的救赎之路——读巫一毛《暴风雨中一羽毛》
·全民唾弃的央视名嘴张召忠
·那座流血的城里有几个义人呢?——读丁子霖《寻访六四受难者》
·谁也不能杀死孩子——写给所有的母亲,也写给所有的父亲
·从“持不同政见者”到“持自己政见者”——读刘晓波《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
·我们的孩子拒绝歌唱薄熙来钦点的垃圾歌曲
·出来如花,又被割下
·国府时代的新闻自由——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
·吃人,中国的象征与现实
·玩偶、黑帮与过家家
·中共可能避免瓦解的命运吗?
·“暴徒”是怎样炼成的?——杨佳杀警案背后的制度危机
·想起王旭明,想起范美忠,想起孩子
·矿难之后又是矿难
·爱阅兵的大学校长与被奴役的大学生
·为什么美国孩子比中国孩子幸福和快乐?
·谁将顺民变成了暴民?
·那哀歌为谁而鸣?
·你为死者开——读杨显惠《定西孤儿院纪事》-
·“吃人”何以成为“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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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09年)
·《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目录
·盗火者与殉难者—论谭嗣同思想体系及生命实践中的基督教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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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校庆:一个斑斓的肥皂泡

北大校庆:一个斑斓的肥皂泡
   
   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糊在蓬窗上。……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红楼梦》第一回《好了歌注》
   一九九八年五月四日,北京大学百年校庆达到了最高潮。百年庆典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国没有哪所大学的校庆获得这样的规格,即使放眼世界,如此规模的校庆活动也是罕见的。
   北京大学的绝大部分师生沉浸在无边的喜悦之中,那一天,校园里人山人海,车水马龙,处处是鲜花,处处是笑语。欧美校友从海外包了专机回国,专机据说早在半年以前就订好了。而南方的校友甚至在深圳包了一列火车专列返回母校,这是中国铁路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专为一所大学开办的专列。
   五月四日早上七点,数十辆豪华大巴排成浩浩荡荡的车队从北大所在的海淀区向人民大会堂进发。为了让北大的车队顺利通过沿途的街道,北京市的交通部门专门进行了交通管制。
   一个有幸参加大会堂典礼的北大一年级学生坐在豪华大巴里,张望着长龙般的车队,自豪地说:“只有我们北大才有资格这样!”而堵在马路旁边的大小车辆的司机们,却已经开始破口大骂了:“搞什么校庆,让我们在路上耗了一个多小时!”
   从这两种迥然不同的心态上可以看出,北大已经跟社会大众脱节了。北大已不再具备“民间”的身份和立场。然而,北大人对于民间立场的丧失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正所谓“水往高处流”。对于一座大学来说,这种现象的背后隐含着巨大的危险。
   北大百年校庆,校方提出的两个方针是:使校庆成为政府行为、使校庆全面商业化。在这两个方面,校庆算是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人民大会堂的校庆庆典,甚至有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气派。从宣传口径上看,几乎所有传媒都在作正面的报道,都在声嘶力竭地唱北大的高调。校庆的宣传特别强调北大走过的一百年历史与中国一百年近现代史尤其是政治史之间的紧密联系,所谓“北大的百年,也就是中国百年历史、尤其是百年革命史的缩影”。北大丰富的传统,也只剩下“爱国主义”这点任何一所中国大学或多或少都具有的素质。与政党、与政权、与革命、与意识形态之间源远流长的关联,被当成了北大安身立命的根本。
   北大拼命梳理与革命领袖之间的蛛丝马迹,以此来为自己“正名”。以至于在描述北大历史的时候,作为北大图书馆馆员的毛泽东比作为北大校长的蔡元培还要重要。在一份校庆的宣传材料中,在描述“五四”时代的北大的时候,出现了三个风云人物的头像:毛泽东居中,蔡元培居右,鲁迅居左,两个长着胡子的中年人陪着一个小青年,让人忍俊不禁。
   其实,毛泽东并没有参加“五四”运动,“五四”运动的高潮时,毛泽东还在偏远的家乡如饥似渴地阅读《新青年》。然而,宣传画却给人以这样的一种错误的印象:是毛主席领导着蔡元培和鲁迅干革命的,蔡元培和鲁迅都成了毛主席的“下属”。我不仅感叹:对历史的篡改和歪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实际上,北大生涯对毛泽东而言,是一段并不愉快的回忆。美国记者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记载了毛泽东关于北大的一段回忆。毛泽东说:“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头面很有兴趣。我打算去和头面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话。”这种心理的挫折,在毛泽东的心中隐然埋下了伏笔,成为他心灵深处仇恨知识分子的原因之一。
   北大的历史成了“革命家史”,学术研究和教育功能遭到了十分的冷淡。北大完全被纳入到国家主流话语之中,成为一个辉煌的“小神话”,这个“小神话”镶嵌在一个更大的“大神话”之中。
   校庆期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全面介绍北大的历史与现在的画册。画册分上、中、下三编,上编反映北大一八九八-一九四九年的历史,中编反映北大五十年代的历史,下编反映北大一九七八年至今的历史。中间有一块巨大的真空——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七八年的情况,只字不提。这是对历史的阉割。而对发生在八十年代的诸次学潮,画册中也毫无反映,似乎北大在八十年代没有发生过一次学潮。
   一九八九年以后,北大对一九八九-一九九二年入学的新生进行为期一年的军政训练,文理科新生分别进入石家庄陆军学院和信阳陆军学院。对于军训本身的评价是一回事,但对于军训事实的呈现又是另一回事。这本画册本来打算对军训一个字也不说,最后在担任编委的陈平原教授的坚持下,才选进了一小幅军训的照片,是军训拉练途中一个学生微笑着回头的画面。配的文字是“走在军训的路上”,一般人看了,是不可能知道北大有过对新生进行一年军训的历史的。
   历史被层层包裹起来,云雾缭绕,不识庐山真面目。目前,对北大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历史、以及八十年代的历次学潮进行全面的评价,似乎条件还不成熟。但是,从某种程度上对这段历史进行呈现,则是必要的和必须的。
   一九九八年六月,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六月二十七日克林顿总统与江泽民主席举行了联合记者招待会。两国元首在会上就“六四”问题坦诚交换了意见。克林顿总统指出:“我相信,美国人民也相信,动用武力造成生命丧失的悲剧是错误的。我相信,美国人民也相信,言论自由、结社自由与宗教自由是联合国宪章所保障的,也是各地人民的权利,应该受到他们政府的保护。”而江泽民主席也坦率地对“六四”事件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在一次面对全世界的记者招待会上,国家主席都能够公开地、严肃地讨论的话题,为什么不能在北大自己的历史叙述中出现呢?
   陈平原教授曾经谈到一九七七年日本东京大学百年出版的画册《东京大学百年》,这本画册“既没有一幅历任校长的照片,也不见政界要人视察的镜头;大概不是想把东大置于‘真空管’中,而是对大学的使命有特殊的理解;相对于这么一座民族精神与科学文化的摇篮,任何显赫的个人都显得微不足道。”
   《东京大学百年》与《北京大学》两本画册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竭力真实地呈现历史,后者则大刀阔斧地对历史进行阉割。《东京大学百年》中唯一一幅有个人色彩的照片,是一九四零年所谓纪元两千六百年奉祝式上的天皇“行幸”。其中“行幸”二字加引号,而且与学生的军事训练和“学徒出征”仪式放在一起,目的是检讨“战时状态下的东京帝国大学”。日本是一个很善于掩饰自己的罪恶的民族,但东京大学在自己的“写真集”中,没有遗漏这不光彩的一页。
   另外,《东京大学》对一九六八年至一九六九年东京大学发生的学生运动,“写真集”也用三幅气势磅礴的照片加以呈现。校方并没有为这次学生运动“平反”的意图,仅仅是因为这次事件是东京大学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既然是“大事”,就理应加以呈现。日本人一向以篡改历史著称,东京大学的知识分子们却本着良知和理性,如实记载了自己学校的历史,当然包括耻辱的历史。他们无法改变全日本的现状,但他们至少勇敢地从自己说真话开始做起。相比之下,北京大学的掩饰和回避显得心虚和可耻。这一行为本身就缺乏基本的历史理性精神,在这种状况下,还谈什么学术研究的真实与独立呢?
   校庆的“全面商业化”则以一种赤裸裸形式表现了出来。在校庆前后的北大校园里,各式各样的校庆纪念品纷纷出笼。从昂贵的百年校庆纪念手表、纪念币到最普通的印有鲜艳的字样的汗衫,从琳琅满目的集邮用品到如潮水般涌入眼帘的书籍……北大的每个部门都在制作有关校庆的纪念品,希望在校友返校时大捞一笔。
   就邮票和相关的纪念邮品一项,就使得有关部门大发了一笔横财。某些部门甚至还垄断邮票的来源,将北大百年的纪念邮票以高价强行分配下去。无论什么商业行为都能够跟北大校庆沾上边,一旦沾上校庆的神气,顿时高雅起来。有的创意成功了,靠吃校庆吃出一个大胖子来;有的却失败了,结果许多没有卖出去的纪念品积压下来,让有关方面伤透了脑筋。校庆成了学校各部门商业意识和运作能力的一次大较量。
   北大出版社借校庆的东风,出版了几十种有关北大的书籍。从板着面孔的教科书式的回忆录到轻松自然的名人琐事,从最有价值的百年学术文库到最没有价值的北大人自吹自擂的文字,应有尽有,使人眼花缭乱。
   然而,读者仔细分辨,确实没有几本书能够称得上好书的。有的书虽然内容不错,但是出版社为了赶校庆的热潮,连起码的三校都没有完成就匆匆出版了,结果错别字一个接一个。这种做法大大伤害了北大出版社素来拥有的严谨的名声。为了一时的利益而损害长期形成的、来之不易的声望,难道不是一种买椟还珠的举动吗?这是所谓的“献礼书籍”致命的弱点所在。而就内容方面来看,北大出版社把眼光瞄准大大小小的与北大有或多或少的关系的名人们,却对北大普通学生的真实生活状况视而不见,在若干本书籍中居然没有一本反映北大学生现实生活和学习情况的书籍!
   最有意思的是北大百年的藏书票,先后出了三套,据说是严格限定数量,印行之后立即毁版。于是乎,藏书票变具有了不同寻常的收藏价值,价格涨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第一套藏书票以每套一百元的价格限量出售,两个月以后就炒到了三千元左右,简直就像是天方夜谭。藏书票是北大校庆期间最辉煌的商业神话。然而,人们在面对藏书票时,既体验到了高雅,也遭遇了亵渎。
   《中华读书报》上的一篇文章批评说,第一套一百枚藏书票,除了每一枚都共有的中英文标志语,画面上所有的文字加起来,大约不到二三千字,怎么会接连出现错误呢?例如,第十二枚“桃李纷芳”的“纷”字应该是“芬”,第四十四枚“读万卷书行万襄路”的“襄”字应该是“里”,第八十二枚“直挂云帆济苍海”的“苍”字应该是“沧”……这里没有冷僻词语,都是耳熟能详的成语和古典诗词名句,却错得如此轻率和令人痛心。这样的藏书票是如何过关的呢?它有四名主编、两名主设计、两名主摄影、一名责任编辑、三名监制、两名出版人、三名电脑制作,除去重复、累计经手,多达十五人,是他们的知识水准达不到这样的“高度”,还是不屑于此呢?是被北大校庆的喜悦冲昏了头脑,还是被被赚的钱迷了心,抑或是因为中国传统的“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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