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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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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悲剧与极权主义后遗症
·我们的尊严和血性在哪里?
·董建华的“自动当选”与香港的危机
·大陆眼中“暧昧”的香港
·李敖的堕落
·辞职的勇气与生命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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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人肉筵席
·不能沉默——就高行健获奖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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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土有责与自我阉割
·中国足球:在愚昧中狂欢
·一句话里的良知
·思想札记:流星•蝴蝶•剑
·《拒绝谎言》跋:自由与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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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我的梦想在燃烧》(当代世界出版社)
·《我的梦想在燃烧》目录
·学术的虚妄
·“狐狸洞”与“包二奶”
·非洲大陆的“一九八四”——读奈保尔《河湾》
·让我们告别战争语言
·白鸽,从轮椅上飞起——评《蒋经国传》
·中国离现代化还有多远?
·什么样的作家会被历史感激?——读王开岭《跟随勇敢的心》
·讷言与话语的膨胀
·“凌辱电玩”何以流行?
·他们是伟人,更是有缺点的人——评埃利斯《那一代——可敬的开国元勋》
·高勤荣,你在哪里?
·爱,直到受伤──序曹燮《六百个孤儿的父亲──慈善家余祖亮的传奇人生》
·美国与中国,谁更「个人主义」?──读福山《信任》
·我们为什么不相信经济学家?
·什么力量比暴力更强大?
·遥远的掌声
·哪个文人不帮闲?——读王彬彬《文坛三户》
·交大招生黑幕与网路时代的阳光
·总统与教师
·“班干部”制度与孩子的“官僚化”
·“乱点鸳鸯谱”的大学合并
·没有童年的“名模”
·告别战争语言
·北大的俯就
·残忍的快乐
·京沪大学生的理想
·教师与士兵
·触目惊心的“校服腐败”
·陈寅恪的故居
·危急之中的陈家大屋
·作为“文化摇头丸”的书法
·美国与中国,谁更“个人主义”?
·欲说还休的“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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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灵魂
·人生三境
·温暖所有的回忆和孤单
·马科斯夫人:无耻者无畏
·正在消逝的老院子
·丽江,更接近天空的地方
·读谢泳《没有安排好的道路》
·读秦晖、金雁《经济转轨与社会公正》
·从莫言《檀香刑》看中国当代文学的缺失
·乡村生死场
·读“中国知青民间备忘文本”
·何处寻找安慰?
·从虹影小说《K》说起
·评陈凯歌《少年凯歌》
·读黑塞《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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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天安门之子》(香港开放出版社)
·包遵信:余杰《天安门之子》序中国新一代知识份子的崛起
·《天安门之子》自序:致“警察读者”的公开信
·晤蒋彦永,谈说真话
·“政治文明”时代的“党国逻辑”
·杨子立的母亲,也是我们的母亲
·记住历史,记住母亲──在美国芝加哥纪念「六•四」十五周年音乐会上的演讲
·罗大佑的撕护照与张惠妹的被封杀
·屠夫崇拜:从张献忠到毛泽东——为成都大屠杀三百六十周年而作
·刘军宁遭遇“警察大学”
·吴祖光的铁骨柔肠
·解放军原来是家奴
·熊德明与李昌平的困惑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蒋彦永的自由,就是我的自由
·爲每一个被杀害的生命祈祷──达赖喇嘛与「六•四」屠杀
·向西藏忏悔──读《雪山下的火焰:一个西藏良心犯的证言》
·自由之魂 从雷震到林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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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午夜日记——叶利钦自传》


   漩涡中的舵手
   ——读《午夜日记——叶利钦自传》
    《午夜日记》是叶利钦继《我的自白》、《总统笔记》之后最新的一本自传。这本厚厚的自传,记述了一九九六年到一九九九年叶利钦执政后半期风风雨雨。这一时期,俄罗斯的社会结构持续突变,政治事件频频发生,经济危机险象环生,党派斗争如火如荼,车臣战争烽烟四起。而身处漩涡中心的“舵手”叶利钦,居然临危不乱、从容自如,带领着俄罗斯这架庞大而破旧的马车,安全行驶到了二十世纪最后的一个驿站。

   这本“绝对主观”的“个人纪录”,与官方历史和媒体报道相比,更接近于事件真实的内核,也更接近于主人公心灵的感受。对于俄罗斯民众来说,书中第一次公开呈现的许多高层决策,都与他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而对于那些异国的观察者来说,这本回忆录是重要的历史文献,每一章节都富于传奇性。它对中国这样同处变革中的国家来说,则更具有“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的镜鉴意义。因此,在这本自传热销俄罗斯之后不久,它的中文版本就在中国出版了——这一次,中国出版界展示出了罕见的高效率。
   最后的忏悔
   二十世纪的最后一天,叶利钦抢占了世界所有媒体的头版头条。这次,不是惊天动地的政变消息,不是宣布总理和内阁的更换,而是叶利钦自己真正急流勇退了。
   在尚未结束总统任期的时刻,在新千年对钟声即将敲响的时刻,叶利钦却毅然决定提前辞职,将权力交给年轻一代领导人。自古以来,没有不热爱权力的领袖,叶利钦当然也不例外。但是,他深思熟虑之后,还是作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我们以及那些已经当政多年的人们应该引退”。他希望、并且实际也是如此:对于制度逐渐完善的俄罗斯来说,最高领导的去留将不再引发一场地震。就好像在一艘素质优良的轮船上,舵手的更换并不影响其航向一样。在极权主义体制下,领袖的去留、生死常常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令整个国家陷入动荡的危机之中;而在民主体制下,领袖的变动是最正常不过的现象,政府照常运转,百姓照常生活。叶利钦改变的苏俄“人治”的历史,尽管他本人堪称一名“政治强人”。
   新世纪的俄罗斯需要新的面孔。
   这一天,叶利钦向全国人民发表了辞职的电视讲话。这个讲话既没有总结自己的历史功绩,也没有炫耀自己的巨大贡献;既没有辱骂长期仇视的政敌,也没有对未来提出宏大的展望。那么,他讲话的重点是什么呢?
   是歉意,是真诚的歉意。
   是忏悔,是最后的忏悔。
   叶利钦在电视讲话中说:
   “我想请求你们原谅,因为有许多我们共同的愿望都没有实现。那些我们曾认为很容易的事情完成起来实际上却十分艰难。我请求你们原谅我,因为我没有实现某些人的愿望,他们相信我们可以轻易地从灰色、停滞、极权的过去,一跃而进入光明、富裕、文明的未来。我自己也曾相信一切都可以一蹴而就,仿佛轻松一跃就可以越过所有困难。
   事实上没能一跃而过。在这一点上我太幼稚。有些问题极其复杂。我们是在不断犯错误和经历失败的同时向前迈进的。在这一时期许多人都受到了震荡。
   你们每个人的痛楚都引起了我心中的苦楚。多少个不眠之夜,多少次心力交瘁,我总在考虑,为了让人们能够过得更轻松一点、更好一点,我应该做些什么呢?对我来说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任务。”
   叶利钦请求他的人民原谅他。也许,依然会有不少人不会原谅他——那些在叶利钦时代失去权力和财富的人,以及生活质量有所下降的人。然而,更多的人会原谅他、会理解他、会支持他——那些不再生活在恐惧之中的人,那些呼吸着自由的空气的人。我相信,后者的人数会是前者的若干倍。希望回到那个一听见夜半的敲门便跳楼自尽的时代去的人,是极少数。
   忏悔需要勇气,忏悔来自于内心深处的呼唤。毕竟,在俄罗斯的历史上,叶利钦是第一个公开忏悔并请求谅解的领导人。在长达七十年的苏联政权中,每一代领导人都是全能的独裁者,他们或者牢牢掌握权力直到死亡,或者在阴谋诡计中丧失权力、甚至丧失生命。他们被官僚机器吸去了灵魂,他们本人也成为绞肉机上的一颗螺丝钉。
   权力来自于阴谋,而不是来自于选举和宪法。以斯大林为代表的独裁者们,不必对空洞的“人民”负责——“人民”像渔网中的鱼儿一样,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被无所不在的克格勃特务们监控着。一旦哪个“人民”有了不听话的倾向,专政机器立刻便将他送进集中营。从此,他像大海中的一滴水一样消失了。古拉格群岛遍布帝国的每一个角落——索尔仁尼琴的巨著所描述的,仅仅是它冰山的一角。因此,领袖是不会害怕“人民”的,只有“人民”害怕领袖。“人民”不管情愿还是不情愿,都把领袖的头像挂在厅堂里——很久以前,那儿是悬挂上帝圣像的地方。
   当人间的领袖僭越了天上的上帝地位,将自己塑造成为无所不能的“神”的时候,老百姓的灾难也就降临了。差点成为神职人员的斯大林,残害了数以千万计的民众,至死也不曾忏悔。他死去的那一刻,双目圆睁,似乎还想紧紧抓住那被鲜血浸透的权力宝杖。他带着他的罪孽直入地狱的最底层。
   相比之下,叶利钦的讲话让我深受感动。叶利钦将自己恢复到一个有限的“人”的地位上。既然总统也是一个普通的人,那么他也会犯错误,他也有自己的盲点和误区。叶利钦“退却”的这一步、“还原”的这一步,是平凡的一步,也是伟大的一步。这一步,在俄罗斯有着划时代的意义。
   有人说,叶利钦玩弄的是政治家的手腕,他是在作秀。也有人说,叶利钦以退为进,目的是让自己执政期间的失误不被追究。对于这些说法,我都不敢苟同。我认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他的成功依靠的是胸襟和气魄,而不是权谋与机巧。作为俄罗斯第一任民主选举的总统,叶利钦深刻地意识到,他的权力来自于人民,来自于宪法,来自于荣耀的上帝。因此,他避免了像那些独裁者一样,“一不小心”就自我无限膨胀了,就把自己当作人民的恩人和父母了。
   那天,我从电视上看到了叶利钦讲话的场面。他因为悔过而自信,他因为坦率而真诚。他的眼神温和,他的银发“一丝不苟”。他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他的愧疚也正是他的光荣。我想起了《圣经》中所说的:
   凡事受了责备,就是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以弗所书5:13》)
   是的,作为一个领袖人物,要让民众恐惧,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而要让民众爱戴,却难于上青天。后者,叶利钦部分地做到了——至少,在俄罗斯的历史上,没有一个领袖能够做得像他这样好。
   俄罗斯的将军们
   叶利钦在书中写到了若干名俄罗斯的著名将领,有褒有贬,评价不一。像列别德、科尔扎科夫等身兼将军和政治家两重身份的高级官员,与叶利钦之间时亲时疏,有分有合,关系错综复杂。对那些已经分道扬镳的朋友和部下,叶利钦试图心平气和地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
   在俄罗斯的历史上,一直维持着一种政教合一的、军事独裁的权力体制。沙皇要保持绝对的权威,首先必须获得军队的效忠。而那些被推翻的沙皇,十有八九都是因为没有跟军队搞好关系,而被自己豢养的近卫军拉下马、甚至处死了的。罗曼诺夫王朝的覆灭,也是首先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场上军队的哗变开始的。末代沙皇尼古拉,由逊位到被幽禁,由被流放到被枪杀,这样的命运,事前他岂能有所预料?
   在斯大林时代,独裁者对待将军们的政策是“恩威并施”。对斯大林个人无限忠诚的、没有野心的将军,即使平庸和愚昧,也能够平步青云,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比如伏罗希洛夫;而那些个性鲜明、独当一面的将军,即使战功赫赫,也会招来功高震主之嫌,最后惨遭处死,比如图哈切夫。
   军队与特务机关之间,相互独立而对立。两大势力都争着向斯大林献媚。就好像两个淘气的孩子,争先恐后地向大人撒娇、告状。斯大林正是通过这种巧妙的平衡术,有效地控制住了军队、控制住了桀傲不逊的将军们。他让克格勃监视军队,又让军队威慑克格勃。斯大林掌握着最高的决定权,或者听从军队的汇报,削减克格勃过度膨胀的权力;或者听从克格勃的汇报,将叱咤风云的将帅投进监狱。总而言之,宪法是一纸空文,选举也是走走过场,这个庞大的帝国,根基却是军队和特务的暴力统治。
   叶利钦在书中谈到一部俄罗斯著名影片《太阳灼人》。这部影片以冷峻的风格,细致入微地反映了斯大林时代对人性残酷的戕害,也揭示了斯大林“平衡术”的秘密。叶利钦特意描述了影片中那个震撼人心的场面:一位红军将领被送往克格勃总部,他已经被打得鼻青脸肿,鼻梁骨也断了。就在半个小时前,此人还是一个民族英雄,可是现在什么都不是了:精神完全崩溃,禁不住地嚎啕大哭,鲜血、鼻涕、眼泪。这是谁干的呢?不过是三个克格勃人员。
   叶利钦追问道:“怎么会这样?这是什么时代?一个勇于指挥千军万马、不畏世界大战,甚至期望这场世界大战的强人居然在瞬息之间变得一钱不值,消失了,而他的全部希望就是给斯大林打电话!”
   原因在哪里呢?叶利钦有自己的回答:“如果颇有名望的红色将领不枪杀平民、不宣布对造反的农民和哥萨克采用全面的恐怖手段、不将某些社会阶层整个儿连根清除,也许,而后他们也不会可耻地被送上囚车?”说到底,还是将军们自作自受。他们背弃了人民,他们自己也沦落为独裁者的玩偶。
   那么,在新的俄罗斯,将军们应当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一九九一年的“八月政变”,是一次企图将苏联拖回旧时代去的、不得人心的尝试。军方的高级将领们正是策划、支持与实施这次政变的主力。政变失败以后,军队逐渐退出国家的政治生活。在新宪法的规定中,军队成为一只真正的国防力量,而不再是国内权力斗争中的关键砝码。
   叶利钦指出,在九十年代初期,万能的克格勃垮台了,政治自由在俄罗斯成为活生生的现实,于是许多戴着肩章的人各自采用自己的方式利用了这种自由。叶利钦揭示说:“九十年代初确实存在着军事叛乱、国内战争的危险。”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避免了这种危险呢?
   还是叶利钦解开了这个谜底——“是社会的内部稳定性起了阻碍的作用”。军人干政是专制制度自身孕育的一颗毒瘤,专制制度本身无法克服它。它将与专制制度相伴始终。而它的天敌正是民主制度。民主制度是一道牢固的“防火墙”,正像叶利钦所说的那样:“年轻的民主国家很快就具有了抵制将军‘病毒’的内部免疫力,这些病毒就是骚乱、笼络平民的手段、立即成为众人统帅的欲望。新俄罗斯的言论自由和政策法规,的确构成了对这种危险真正的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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