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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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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艺谋选了胡锦涛最爱的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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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你的厕所有多脏?
·谁将魔鬼当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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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香港沉没(2010年完成)
·香港基督徒怎样活出丰盛的生命?
·温家宝先生,你没有资格让中国的孩子充当“杜鹃”和“精卫”
·梁家麟院长为何“变脸”?
·毛泽东陈永贵才是真汉奸
·香港科技大学的“自我检查”
·穿布鞋的陈日君枢机
·从马力到叶刘淑仪
·香港成为大陆维权者的“出气筒”
·永远的梅艳芳
·陈方安生与叶刘淑仪:两个女人的战争
·“有容乃大”的“香港经验”
·“自由行”何以自由?
·反贪局与廉政公署
·港人也上访
·因为无知,所以无畏
·爱国港胞不可放过习近平的卖国行径
·剥开香港“爱国贼”的画皮
·李柱铭与胡锦涛,谁在“卖国”?
·投给叶太的十三万张票
·叶刘淑仪综合症
·香港与深圳水火不容
·谁之香港,何谓主权?
·“港台腔”与“北京腔”
·香港成为大陆维权者的“出气筒”
·香港是华人世界的灯台
·中共能活在二○一七年吗?
·奴隶主与奴隶的“沟通”
·自由港变成大监狱
·没有李柱铭的香港
·向香港新闻界的“巾帼英雄”致敬
·新华社如何报道香港立法会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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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新作
·谁是亚洲最美丽的女性?——写给缅甸民主运动领袖昂山素姬
·新官场现行记
·中国人还没有走出义和团的阴影
·谁毁灭了我们的家园?
·两朵金花耀中华
·习近平以北韩为师?
·连运钞车一起贪污的贪官
·赖斯访华,我失自由
·世界公园变动物庄园?
·你从古拉格归来——致索尔仁尼琴
·人之子——再致索尔仁尼琴
·致万科董事长王石的公开信
·写在奥运边上
·献媚中共的西方左派政客终将自食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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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和他的敌人仍然活在今天——论鲁迅思想的精华与软肋
·生态危机源于信仰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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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大视野中布什总统的是非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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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当代文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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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懂得爱的人——王小波十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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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基督徒为什么要为“六四”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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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心灵重建的建筑师——台湾《旷野》杂志社长苏南洲访谈
·社会心灵重建的建筑师——台湾《旷野》杂志社长苏南洲访谈(下)
·律师也要讲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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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自尊,何来贵族?——评刘再复访谈《又见故国、古都与故人》
·这是一个盗贼统治的国家
·文字收功日,中国民主时
·黑帮老大过生日
·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 ——关于《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的争论
·问鼎奥斯卡奖的《建国大业》
·文字收功日,中国民主时——《大国沉沦:写给中国的备忘录》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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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大中的国葬与刘晓波的入狱
·圣女林昭与中国教会的复兴
·不要忘了缅甸,不要忘了昂山素姬
·
·家庭教会的公开化与中国社会的民主化
·胡锦涛是毛岸青的兄弟
·齐奥塞斯库的幽灵在中国徘徊
·为中国当代艺术注入神圣性
·将独裁者毛泽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张戎夫妇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为什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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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务的最后自白


   特务的最后自白
   现今九十四岁高龄的前苏联情报机关头目苏多普拉托夫,前不久出版了他厚厚的回忆录《情报机关与克里姆林宫》。虽然在苏联崩溃之后的十多年里,已经有不计其数的高官显贵们出版回忆录,揭示了近一个世纪以来苏联历史中的斑斑血迹与道道伤痕,但是苏多普拉托夫回忆录的出版还是引发了一场不小的“地震”。这本书中提供的大多数事实,都是公众们以前闻所未闻的,有的甚至达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如果我们了解苏多普拉托夫一生的经历,自然而然就会相信这本书的权威性与准确性了:苏多普拉托夫曾经在苏联情报部门任职达三十多年之久,而且一直处于核心部门。三十年代,他是内务人民委员部国际处副处长;二战期间,任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第四局局长;战后,他领导国家安全部特别小组,担任第一总局副局长。斯大林亲自授予他中将军衔。他参与策划了刺杀流亡墨西哥的托洛茨基的计划,他还派遣间谍与欧美大科学家爱因斯坦、波尔、费密、奥本海默等交往,窃取重要的核情报,加速了苏联原子弹的爆炸。斯大林去世之后,苏联新一代领导人围绕最高权力展开残酷角逐。苏多普拉托夫的上级、掌管情报大权的贝利亚失败后,以叛国罪被处死。受其牵连,苏多普拉托夫也被捕入狱,度过了长达十五年的囚徒生活。

   由一名战斗在一线的刺客到情报部门对外机构的首领,由一手遮天的“特务将军”到饱受凌辱的囚犯,由为“崇高”的理想而奋斗的战士到不断申诉、要求平反的领取微薄退休金的老人,苏多普拉托夫的一生可谓跌荡起伏、五味俱全。尽管这本回忆录中没有多少反思的成分,但它所凸显的历史真实,已经足以成为我们反思一个庞大帝国的重要素材。作者由于沉溺于历史之中,缺乏审视历史所需要的隔离感,而无法完成对那个时代的、以及对自身经历的评判。但是,后人完全可以宽恕作者——因为余下的工作将由我们自己来继续。
   贝奈斯:总统与间谍
   苏氏的回忆录揭露了一个惊天大秘密:三十年代在东欧和中欧政坛上合纵连横的捷克总统贝奈斯,居然是替苏联情报机关工作的间谍!堂堂一国元首,却甘心充当另一国家的间谍,其政治品质之恶劣,让人不可思议;而苏联情报机关,居然能够招募到他国的总统为之服务,其权势与魄力之巨大,更加让人叹为观止。
   斯大林处死红军最杰出的将领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其主要证据就是当时由贝奈斯提供的情报,情报显示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与德国勾结,企图谋反。后来,苏联的历史学家们解释说:“贝奈斯真挚地且最大善意地向斯大林出卖了图哈切夫斯基,并不知道他将德国人捏造的假情报交给了苏联。”
   苏氏指出,这种说法明显是靠不住的。其实,苏联与捷克早在一九三五年就签署了关于情报机关秘密合作的协议。在一九三八年,贝奈斯向斯大林提出支持他推翻对捷克奉行敌视政策的南斯拉夫政府的要求。苏氏根据他所接触到的秘密档案指出:“贝奈斯的目的是使捷克在巴尔干地区乃至整个欧洲的政策得到斯大林的支持。他之所以不同于英国人和法国人,没有对判处图哈切夫斯基死刑以及大批苏联军事指挥官被镇压事件表示不同意,其原因就在这里。”
   没有道义支撑的友谊是不长久的。斯大林不会永远地充当谁的朋友。虽然苏氏无怨无悔地忠诚于他所服务的制度,并不时地为它辩护,但他也老老实实地、一针见血地评述了苏联外交政策的核心:“克里姆林宫领导层愿意在确保苏联稳定的条件下向任何制度妥协。”道义在苏联是不存在的,援助“国际无产阶级兄弟”仅仅是蛊惑人心的说词而已。因此,苏联可以跟它意识形态的敌人——法西斯德国和意大利保持良好的关系,而对这些国家里被杀害的共产党人不闻不问。贝奈斯充当了苏联的忠实走狗,苏联在关键时刻却并没有向他伸出援助之手。当希特勒向捷克发起攻击的时候,斯大林基于自身利益考虑,参与到出卖小兄弟的肮脏买卖之中。
   更让人觉得恶心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斯大林为了在东欧傀儡国家推行苏联体制,不愿意重新担任捷克总统的贝奈斯继续执政。于是,苏氏受命到布拉格去见贝奈斯,建议其体面下台,将政权转交给捷克共产党领导人哥特瓦尔德。苏氏在秘密会见中,向贝奈斯出示了其签收的一张一万美元的支票,并威胁说,如果他不下台,苏联情报机关将把这些情报公诸于众:苏联多年来为他提供财政援助的情况、他与苏联签订的情报机关秘密合作协定、将捷克领土割让给苏联的秘密条约、以及他本人参与的刺杀南斯拉夫总统未遂等情况。
   贝奈斯面临身败名裂的危险,不得不放弃了权力。他的权力依靠不光彩的手段获得,他也只能以这样的方式下台。身为自己国家的最高领袖,却甘心充当他国的间谍,这种匪夷所思的情况只能说明:他把自己的权力看得比人民的利益更加重要。于是,在遭受主子的抛弃时,人民是不会同情他的。
   斯大林主义者的思维
   苏氏是一个典型的斯大林主义者。他曾经多次受到斯大林的接见,并真心实意地崇拜斯大林。即使到了九十年代,他依然为斯大林辩护。在情报机关内部,虽然苏氏与贝利亚并无多少私人关系,但他对贝利亚的评价还是正面多余负面,认为贝利亚的铁腕捍卫了秘密警察机构的“权威”。相反,他谴责那些推进改革的新领导人,尤其是粉碎贝利亚集团、揭露斯大林暴政的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苏氏对赫鲁晓夫大肆攻击,除了私人恩怨外,更多是还是源于其僵化的意识形态立场。
   就人品上来说,苏氏是完美无瑕的,他与负责文化机关情报工作的妻子相亲相爱,生活俭朴而温馨,从来没有任何的“花边新闻”。他不贪污,不受贿,是一个可以连续工作几十天的工作狂。他不折不扣地执行上级的命令,从来不会思考命令本身的合理性。对于他来说,命令就是最高的原则。即使上级让他杀死自己的父母,他也会毫不犹豫地执行。苏氏曾经亲自到斯大林的办公室接受刺杀托洛茨基的命令,并为之得意非凡。对于以残暴的手段结束他人的生命,他并不感到有丝毫的内疚。他认为,自己是在为一个伟大的国家和更加伟大的理想而奋斗。
   苏氏致力于帮助领袖将整个苏联大地变成一座大监狱。在自己主持修筑的牢房里当了十五年的囚徒,并没有让他醒悟过来。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当二战结束之后,“过去的英勇而悲壮的事件、人员的损失甚至大规模的迫害——所有这一切在战胜希特勒的伟大胜利面前都显得微不足道。”在盛大的酒会上,斯大林向在战争中失去一条腿的将军伊萨科夫问候,“我们大家心灵深处都为斯大林的手势感动了。我们感到自己都是他的孩子和继承人。”在斯大林去世的时候,“参加斯大林的葬礼,我心情十分悲伤,这是我发自内心的真实感情。我认为,他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是错误的,但这些错误都是由叶若夫、阿巴库莫夫以及他们的帮凶的冒险主义和外行所造成的。”这是我所见到的对斯大林罪行最为轻描淡写的一种说法。
   苏氏不敢否定斯大林,因为否定斯大林,就等于否定了自己一生为之奋斗的政权本身的合理性。尽管这种合理性在苏联的崩溃的时候就已经荡然无存,但苏氏还是要抓住一根救命的稻草。他使用的是这样一种混蛋的逻辑:为了最大多数人将来的幸福生活,理应剥夺今天某些异类分子的生命。青年时代,刚刚入行的苏氏曾经亲自实施了对乌克兰独立运动领袖的暗杀。到了九十年代,他还因为这一事件而受到独立后的乌克兰政府的起诉。中年时代,他则在幕后策划了多起重大的暗杀事件,如对南斯拉夫领袖铁托的暗杀等等。他口口声声地说,这些作为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可是,“人民”在什么时候给予他们这样的权力?
   用二战的胜利来消解斯大林的暴政,这更是一种“欲盖弥彰”的企图。二战胜利之后,更多的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被塞进了集中营,在自己政府的集中营中,滋味并不比在希特勒的集中营好受。索尔仁尼琴在他的巨著《古拉格群岛》中,对此有细致得不能再细致的描述。用集体、国家、社会、民族这些“大词”来压抑个人的权利,这是专制者惯用的伎俩。苦难是每一个人的苦难。尽管一个人的苦难在历史的长河中是微渺的,但是对于他“这一个”生命个体而言,那就是生命的全部。蔑视一个人的苦难也就是蔑视所有人的苦难,忽略一个人的利益也就是忽略所有人的利益。
   苏氏对斯大林的维护,也就是对那个时代、那个主义的维护。说到底,也是对自身利益和特权的维护。作为秘密警察的头目,他能够享受豪华的别墅,能够到专门为他们开设的商店购买奢华品,能够到服务优良的医院和疗养院看病与度假。而在同时,他的同胞们却得在冰天雪地中排十几个小时的队购买肥皂。由此可见,苏氏的“正直”是“有条件”的正直。假如让他像普通百姓那样过着一种极其糟糕的生活,他会不会发出抱怨呢?
   在一个冷酷的时代,苏氏按照冷酷的逻辑和冷酷的理性来生活。他被施加了催眠术,同时也加入到对全社会的催眠行动之中。统治者告诉全体社会成员:个人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有集体的利益。于是,统治者获得了无限的权力,而所有的公民都被置于恐惧与沉默之中。一个不尊重个人权益的社会,不管它的宣传者说得如何天花乱坠,它注定了是一个专制与强权的社会。
   丹麦哲学家齐克果说过:“灵魂的优越之处是只看重个体。在上帝的眼里、在那些无限的灵魂的眼里,那些曾经活着的和正在活着的千千万万人并不构成一个群体,他看到的只是一个一个的个体。”相反,苏联社会是一个没有个体的社会,个人权利和私有财产得不到基本的保护。苏氏本人是被按照他自己的逻辑送进监牢的,所以他并不冤枉。苏氏的悲剧给了我这样的启示:除了逻辑与理性之外,我们还应当有另外一种生活,我们应当在这种生活中培养起对生命本身以及个人的权利和自由的尊重。“我”只代表我自己,而不能代表其他任何人。我们必须意识到:泯灭个体的逻辑一旦启动,就好像一块抛出去的石头,最终必然落回来打在自己的头上。
   瓦伦贝格之死
   瓦伦贝格是二十世纪人类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作为一名瑞典的外交家,他在二战期间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解救了无数濒临绝境的犹太人。他的那张拯救名单,比起“辛德勒名单”来更加沉重。他无畏地面对德国盖世太保的威胁,一直工作到战争末期,每工作一天就有数十条人命得到拯救。他自己出身于贵族和大资本家的家庭,却对那些卑微的、垂危的生命充满着真挚的同情。一九四五年,瓦伦贝格在布达佩斯突然失踪,从此音讯全无。瓦伦贝格的命运使我联想到中国杰出的现代作家和民族战士郁达夫,他们都是在黎明即将到来之前被黑暗所吞没的。不过,杀害瓦伦贝格的并非德国人,而是苏联的秘密警察。从这个典型案例来看,两大恶魔之间,后者的野蛮和卑劣甚至超过了前者。长期以来,苏联政府一直矢口否认有关于瓦伦贝格的消息,以至于这一谜团笼罩了世人达半个世纪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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