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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谁之“崛起”,哪有“和平”?
·佩洛西:人权不是幌子
·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中国信仰的复兴与中美两国的“化敌为友”——在美国众议院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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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劳改基金会)
·不要做中国孩子的母亲——天安门惨案十九周年暨汶川大地震祭并为“天安门母亲”网站开通而作
·谁是亚洲最美丽的女性?——写给缅甸民主运动领袖昂山素姬
·“处女卖淫”案与警权过度扩张
·从警察到还是妓院的变脸
·业主维权与市民意识的觉醒
·寻求公义需要更大的耐心和勇气——天安门屠杀十八周年祭
·红卫兵外长李肇星的末路
·你可以成为一名快乐的异乡人——读格鲁沙《快乐的异乡人》
·扶不起来的胡阿斗
·青藏高原上的血雨腥风——读唯色《杀劫》
·退休高官休得窃取神圣教席
·矿难为何无法遏制?
·推倒西藏的“柏林墙”——读阿妈阿德《记忆的声音》
·被人民抛弃的中共十七大
·帝王腐尸味中的天价酒店
·孩子眼中的蒋介石
·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读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以“幽暗意识”透视中国百年激进思潮——与张灏对话
·《记念刘和珍君》为何被逐出中学语文课本?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余英时先生侧记
·宾利轿车为何能热销中国?
·萨达姆与阿米尔
·是工人运动,还是痞子运动?——读《罗章龙回忆录》
·中国人不是动物庄园里的熊猫——驳德国前总理施密特的若干亲共言论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 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胡锦涛为何成不了戴克拉克?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
·我们拒绝什么样的生活?——读狄马《我们热爱什么样的生活》
·中国,你的裂口大如海
·将这些事摆在你眼前——特务和告密者可以拥有美好的未来吗?
·明朝亡于厂卫,中共亡于恶警——评贵州国保总队副总队长庞鸿就任瓮安县公安局长
·下流人上升的国度
·我以自己的方式爱中国——《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跋
·被凌辱的中国女儿的救赎之路——读巫一毛《暴风雨中一羽毛》
·全民唾弃的央视名嘴张召忠
·那座流血的城里有几个义人呢?——读丁子霖《寻访六四受难者》
·谁也不能杀死孩子——写给所有的母亲,也写给所有的父亲
·从“持不同政见者”到“持自己政见者”——读刘晓波《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
·我们的孩子拒绝歌唱薄熙来钦点的垃圾歌曲
·出来如花,又被割下
·国府时代的新闻自由——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
·吃人,中国的象征与现实
·玩偶、黑帮与过家家
·中共可能避免瓦解的命运吗?
·“暴徒”是怎样炼成的?——杨佳杀警案背后的制度危机
·想起王旭明,想起范美忠,想起孩子
·矿难之后又是矿难
·爱阅兵的大学校长与被奴役的大学生
·为什么美国孩子比中国孩子幸福和快乐?
·谁将顺民变成了暴民?
·那哀歌为谁而鸣?
·你为死者开——读杨显惠《定西孤儿院纪事》-
·“吃人”何以成为“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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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09年)
·《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目录
·盗火者与殉难者—论谭嗣同思想体系及生命实践中的基督教因素
·从“士大夫”到“知识分子”
·从曾纪泽与慈禧太后的对话看晚清改革开放与道德伦理之冲突
·“清流”不清——从《孽海花》看晚清的“清流政治”与“清流文化”
·肺病患者的生命意识——鲁迅与加缪之比较研究
·“秦制”:中国历史最大的秘密——论谭嗣同对中国专制主义传统的批判
·最是文人不自由——论章学诚的“业余”文章
·晚清的报刊热与《知新报》的创办
·未完成的转型----《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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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从柏林围墙到天安门:从德国看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台湾允晨文化出版,2009)
·在哪个岔道走错了?----《从柏林墙到天安门》自序
·触摸受难者的体温——访布痕瓦尔德集中营
·迟到的忏悔还是忏悔吗?——君特•格拉斯为何隐瞒党卫军的履历?
·在死亡之地重建爱与和平——访柏林墙遗址及和解教堂
·邪恶也是一种美——里芬斯塔尔及其纪录片《奥林匹亚》
·在上帝与凯撒之间——从德国教会历史看政教关系
·从焚书到焚人——“焚书纪念处”侧记
·祈祷和烛光的力量
·白玫瑰永远绽放
·言论自由是信仰自由的开端——从马丁.路德故居到古登堡印刷博物馆
·记忆不仅仅是记忆——柏林“欧洲被屠杀犹太人纪念碑”侧记
·为奴隶的母亲——访柏林珂勒惠支纪念馆
·让习惯黑暗的眼睛习惯光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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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刘晓波与胡锦涛的对峙: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为何停滞?》(即将出版)
·布朗为何说北京的天气很好?
·谁让母亲成为妓女?
·紫禁城的星巴克与天安门的毛头像
·人民意愿轻如鸿毛
·韶山的“茅厕”与张戎的“毛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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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需要更多的“以诺”企业

    广东地方当局对“以诺”企业的迫害仍然在进行之中。公司账号遭到查封,公司创办人、澳大利亚籍华人吴魁夫妇以及若干公司员工被拘押或监视居住。一家经营蒸蒸日上的公司,一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都十分显著的公司,却在地方政府的骚扰之下陷入了瘫痪状态。吴魁及其家人已经发出多封致中国最高领导人和全国民众的公开信,呼吁善待那些心系故土、造福百姓的海外华人投资者及企业。但当局并未作出任何善意的回应。

   关于企业家吴魁,《中国经济周刊》曾经这样介绍说:“吴魁,澳籍华人,从澳大利亚引入微生物科技,推广到中国。近年来,他致力于益生菌研发与推广应用,从食物链安全、水土资源保护、农村生产环境自然修复等方面,着手改善农村生态环境。”吴魁创办的以诺集团国际有限公司,是一个从事国际贸易和实业投资的大型外资集团公司,秉承“呵护自然、造福民生”的企业经营理念,提倡“仁爱、喜乐、和平、信实”的企业精神,在经营轻工产品国际贸易的同时,全力致力于生物工程技术在生态保健、生态美容、生态种植、生态养殖、生态水产养殖、生态环保等领域的应用。

   由于吴魁夫妇都是基督徒,他们在企业中积极推广基督教文化,这却成为“以诺”企业遭到当局迫害的重要原因。当局先后以“无证经营”、“偷税漏税”等莫须有的罪名打压以诺集团,迄今为止却拿不出一份可以公诸于世的证据来。其实,当局无法放在阳光下的真正理由,是出于宗教信仰方面的原因。今天,连少林寺的方丈都可以将少林寺注册为有限公司并进入经营领域,那么在香港长大并入籍澳洲的华人基督徒,为什么不可以在内地创办有基督教文化特色的企业呢?如果说基督教是“外来宗教”,那么佛教不也是“外来宗教”吗?如果说佛教劝人向善,那么基督教的教义更是以“爱”为核心,同样符合今天中国当局创建“和谐社会”的治国理念。

   对以诺集团的迫害,与“和谐社会”的口号背道而驰。在一封公开信中,吴魁夫妇追问说:“我们传播‘爱在你身边’、‘呵护自然 造福民生’、‘教育扶贫、社会保障、弱势群体、环保事业’、‘仁爱、喜乐、和平、信实’……等等优良文化, 真不明白我们错在哪里?”同时,他们也善意地对公司的一些做法作出解释和检讨并愿意做一定的修正:“由于我和太太在国外出生长大,是虔诚的基督徒,从小接受的是西方教育,不太了解中西文化的差异,更不懂得如何包装我们非常浓厚的基督教企业文化,如‘爱在您身边’,‘施比受更为有福’……等等,有些表达过于直率和高调,不懂得如何让我们的企业文化更加中国化,导致国内一些同胞和有关部门产生误解,除了我们实应反省和检讨所有的言论和行为之外,同时也敬请胡总书记和温总理了解事情的真相,给基督徒企业家一个宽松的经营环境。”他们强调指出:“作为企业家,我们的目的是经营企业,推动祖国的经济发展,帮助农民和弱势群体脱贫致富,而绝非传教,基督教只是我们的企业文化和宗教生活。”这是一种可贵的、反求诸己的态度,也表达出了对政府最大的善意和理解。

   一个基督徒企业家在企业中推广基督教文化和价值,并不违背中国现行的任何法律法规。每一个企业都有其文化和价值取向,中国本土的企业家一般标榜两种文化:一种是所谓的儒家文化。许多企业家都以“儒商”自居,仿佛不号称“儒商”便显示不出自己有文化。但是,他们可以张扬的理念,无非是老祖宗传下来的“童叟无欺”的“诚信”原则而已,至于“儒”与“商”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却一问三不知。其实,“儒商”一说,是对儒家文化最大的误读。儒家从来就不是“重商主义”的文化价值,反倒是“轻商主义”或“蔑商主义”的文化价值,“儒”与“商”向来是尖锐对立的。孔子本人始终耻于言利,对于那些追求利益的行为持道德绝对主义的批判态度。在儒家的文化传统中,商人的地位一直遭到极度的贬低和蔑视,所谓“士、农、工、商”,商人被排在“四民”之末。在礼乐制度中,甚至连商人居室的建筑模式和商人衣着的色彩装饰等都有严格的规定。长期以来,儒家文明压制了商业的发展,也阻碍了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所以,那些自称“儒商”的企业家,完全曲解了儒家的精神内涵,不知不觉地“直把杭州当汴州”。但是,在所谓“传统文化热”的今天,企业家们偏偏喜欢自诩为“儒家”,并坚持所谓的“儒家企业文化”,在办公室里摆设四书五经、唐诗宋词(即便从来不会翻阅)。而政府当局以及社会舆论,并没有对些做法提出非议,反倒是鼓励有之。

   另一种企业文化,便是以毛泽东思想来“武装”和“治理”企业。华为的老板任正非、巨人集团的总裁史玉柱以及昔日颇具争议性的牟其中等家喻户晓的企业家明星,均是毛泽东思想的服膺者,忠心耿耿地以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来管理企业。在中国当下畸形的权贵市场经济制度下,这种管理模式有时确实能够取得成功。这些企业家或者有过军旅生活的经历,或者青少年时代在军队大院中生活,或者至少也深受军事文化的熏陶,将公司的各个部门命名为“方面军”或“纵队”,让企业员工学习毛语录,接受毛思想的灌输——同样的情形如果发生在德国,那将是不可思议的,有任何一个德国企业敢于明目张胆地宣称以希特勒思想和纳粹价值来管理公司吗?这些老板将公司当作军队一样实行封闭化管理,他们认为员工惟一的美德就是服从命令。这些企业家从来没有将员工看作是有权利自由思考的个人以及有尊严的生命个体。像华为这样的企业,虽然从事的领域是高科技的信息产业,其企业文化却停滞在前现代文明时代。在华为内部传出过员工过劳死的消息,而在新的劳动法实施之前,华为的管理方一举废除与员工签订的劳动合同,并强迫大家重新签约,以此逃避劳动法的制约。如此缺乏人性化管理和法治观念的企业,却被国人追捧、被政府重视,被舆论赞誉为一头“与西方的狮子搏斗的中国土狼”。

   以儒家企业和毛式企业自居的中国企业成千上万。无论是儒家文化还是毛的原教旨主义思想,都并不是今天中国当局所奉行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许多企业却可以公开传扬这两种企业文化。换言之,少林和尚可以办企业,毛主义者可以办企业,儒家思想的倡导者也可以办企业。那么,在中国社会日益多元化的背景下,为什么不能容许出现张扬基督教文化的企业呢?中国社会日益走向多元化,乃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逐渐进步的重要标志。在中国的历史上,我们可以发现:越是国力强盛的朝代,越是“海纳百川以成其大”。比如,唐朝的统治者便有十足的自信心,容许儒、释、道、基督教等各种宗教信仰在其国土内自由传播。再看大洋彼岸的美国,是一个最为多元化的国家,一个由移民组成的国家。正是多种文化的交流和撞击,才成就了美国超级强国的地位。因此,仅以企业文化而论,既然中国当局容许在企业中有儒家文化、佛教文化和毛式文化的存在,为什么要有选择地限制、打击和迫害那些以基督教文化为支撑的企业呢?在已经去世的佛教徒、电影演员陈晓旭创办的广告公司中,就公开向客户散发佛经等材料,这样做并没有受到客户的反对和有关部门的限制。那么,在一个基督徒所创办的企业中,为什么就不能散发圣经和其他基督教的资料呢?

   与儒家文化、佛教文化和毛式文化相比,基督教文化才是现代经济和企业制度的基石和动力,德国思想家韦伯在其巨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指出,正是新教伦理催生了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使得西方迅速完成了工业革命和资本积累,达成了西方在近代的崛起。今天的中国企业,不是新教伦理过剩了,而是根本还不知道什么是新教伦理,还需要补上新教伦理这一课。毫无疑问,有基督教精神的企业,也是社会进步的实践者和支持者,这些企业不仅追求利润,而且重视社会效益;不仅诚实纳税,遵守契约,而且积极从事社会慈善、福利方面的事业。以吴魁夫妇经营的“以诺”企业为例,就是一个不肯将利润最大化、坚持将利润空间让给基层农民和农业生产的生物科技企业。可以说,“以诺”的社会责任感超过了大部分标榜儒家价值和毛式价值的企业。比如,“以诺”集团响应政府的号召,积极帮助农民,资助贫困的学生上大学,在企业经营处于亏损的情况下,仍然有计划,有组织性地向农民和弱势群体赠送大量的益生菌饮料。吴魁夫妇将参与中国贸易所获得的三千多万利润,以及卖掉在澳大利亚和香港的房产所得的款项,全部投进入到关爱三农的事业上。这样的企业,理应得到政府的鼓励和扶持,而不是骚扰和打压。骚扰和打压这样的企业,将造成一种“优败劣胜”的可怕结果,并极大地伤害其他的企业家和企业的公益心,促使许多企业家和企业变得惟利是图、放弃对公共事务的关怀。

   像“以诺”这样的企业,在今天的中国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如果中国能够拥有成千上万这样的企业,它们必将以其独特的企业文化,改善中国社会信任缺失、商业伦理败坏的现状,并大大提升中国经济增长的实际质量。因此,我们呼吁中国当局立即停止对“以诺”集团及其创办人吴魁夫妇的迫害,惩处非法骚扰“以诺”集团的黑帮化的官员,为具有基督教精神的企业在中国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一个开放、多元、民主、富裕的中国,需要“以诺”企业和吴魁们来参与建设。

   

   ——二零零八年一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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