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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退休高官休得窃取神圣教席
·矿难为何无法遏制?
·推倒西藏的“柏林墙”——读阿妈阿德《记忆的声音》
·被人民抛弃的中共十七大
·帝王腐尸味中的天价酒店
·孩子眼中的蒋介石
·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读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以“幽暗意识”透视中国百年激进思潮——与张灏对话
·《记念刘和珍君》为何被逐出中学语文课本?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余英时先生侧记
·宾利轿车为何能热销中国?
·萨达姆与阿米尔
·是工人运动,还是痞子运动?——读《罗章龙回忆录》
·中国人不是动物庄园里的熊猫——驳德国前总理施密特的若干亲共言论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 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胡锦涛为何成不了戴克拉克?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
·我们拒绝什么样的生活?——读狄马《我们热爱什么样的生活》
·中国,你的裂口大如海
·将这些事摆在你眼前——特务和告密者可以拥有美好的未来吗?
·明朝亡于厂卫,中共亡于恶警——评贵州国保总队副总队长庞鸿就任瓮安县公安局长
·下流人上升的国度
·我以自己的方式爱中国——《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跋
·被凌辱的中国女儿的救赎之路——读巫一毛《暴风雨中一羽毛》
·全民唾弃的央视名嘴张召忠
·那座流血的城里有几个义人呢?——读丁子霖《寻访六四受难者》
·谁也不能杀死孩子——写给所有的母亲,也写给所有的父亲
·从“持不同政见者”到“持自己政见者”——读刘晓波《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
·我们的孩子拒绝歌唱薄熙来钦点的垃圾歌曲
·出来如花,又被割下
·国府时代的新闻自由——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
·吃人,中国的象征与现实
·玩偶、黑帮与过家家
·中共可能避免瓦解的命运吗?
·“暴徒”是怎样炼成的?——杨佳杀警案背后的制度危机
·想起王旭明,想起范美忠,想起孩子
·矿难之后又是矿难
·爱阅兵的大学校长与被奴役的大学生
·为什么美国孩子比中国孩子幸福和快乐?
·谁将顺民变成了暴民?
·那哀歌为谁而鸣?
·你为死者开——读杨显惠《定西孤儿院纪事》-
·“吃人”何以成为“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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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09年)
·《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目录
·盗火者与殉难者—论谭嗣同思想体系及生命实践中的基督教因素
·从“士大夫”到“知识分子”
·从曾纪泽与慈禧太后的对话看晚清改革开放与道德伦理之冲突
·“清流”不清——从《孽海花》看晚清的“清流政治”与“清流文化”
·肺病患者的生命意识——鲁迅与加缪之比较研究
·“秦制”:中国历史最大的秘密——论谭嗣同对中国专制主义传统的批判
·最是文人不自由——论章学诚的“业余”文章
·晚清的报刊热与《知新报》的创办
·未完成的转型----《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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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从柏林围墙到天安门:从德国看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台湾允晨文化出版,2009)
·在哪个岔道走错了?----《从柏林墙到天安门》自序
·触摸受难者的体温——访布痕瓦尔德集中营
·迟到的忏悔还是忏悔吗?——君特•格拉斯为何隐瞒党卫军的履历?
·在死亡之地重建爱与和平——访柏林墙遗址及和解教堂
·邪恶也是一种美——里芬斯塔尔及其纪录片《奥林匹亚》
·在上帝与凯撒之间——从德国教会历史看政教关系
·从焚书到焚人——“焚书纪念处”侧记
·祈祷和烛光的力量
·白玫瑰永远绽放
·言论自由是信仰自由的开端——从马丁.路德故居到古登堡印刷博物馆
·记忆不仅仅是记忆——柏林“欧洲被屠杀犹太人纪念碑”侧记
·为奴隶的母亲——访柏林珂勒惠支纪念馆
·让习惯黑暗的眼睛习惯光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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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刘晓波与胡锦涛的对峙: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为何停滞?》(即将出版)
·布朗为何说北京的天气很好?
·谁让母亲成为妓女?
·紫禁城的星巴克与天安门的毛头像
·人民意愿轻如鸿毛
·韶山的“茅厕”与张戎的“毛传”
·黑心矿主与黑心政府
·航空母舰与国家形象
·邓小平与美少女
·独裁国家无友谊
·《达芬奇密码》不能禁
·《物权法》的“剖腹产”
·成思考危不以太监为耻
·从《河殇》到《大国崛起》
·中央政府是山西奴隶童工的解放者吗?
·诗歌与坦克,谁更有力量?
·国旗应当插在哪里?
·作为傀儡的孔子
·胡锦涛的崇毛情结
·温家宝为何闻“赵”色变?
·习近平可有习仲勋的眼泪?
·“八荣八耻”对决“三个代表”
·自由是我们争来的
·都江堰的灭顶之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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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读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一九六二年一月,面对亘古未有的大饥荒的严峻形势,中共中央召集了七千人出席的中共中央五级干部工作会议。所谓“五级干部”,包括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重要厂矿及军队的负责干部。这次会议的规模迄今为止仍然是空前的,一下子在北京聚集了七千多人,前后持续二十八天。这次会议在中共的历史上有着重要的位置,凡是研究当代历史的人,几乎都无法忽略这次大会。中共党史专家张素华所著之《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一书,以翔实而丰富的史料,揭示了七千人大会的种种内幕。由于作者本人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任职的身份,以及当下中国国内出版审查机制的限制,这本书不可能完成对七千人大会的黑幕的全面呈现,以及对中共的中央集权、一党独裁体制作出深刻反思,但作者平静而客观地描述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林彪等掌握最高权力的决策者们在会上的表现,以及权倾一时的地方诸侯们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他们或指鹿为马,或欲言又止,或冷酷无情,或良知未泯,他们在这次会议上的言论,直接影响到他们日后在更加残酷的党内斗争中的兴衰成败。这本书是当代中国的“资治通鉴”,被《中国图书报》评选为年度百佳图书,也被《中国青年报》列为年度八本最重要的图书之一。
   七千人大会埋下了毛、刘冲突的伏笔。刘少奇在大会上的讲话,事先只有一个简单的提纲,该提纲由毛泽东审阅过,毛并没有提出什么修订意见来。刘少奇根据此提纲作了即席讲话,滔滔不绝,一口气讲了三个小时,许多内容超过了那份毛看过的提纲。刘承认大跃进所犯下的错误比毛所承认的严重多了。毛过去总说大跃进的错误与成就相比,是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关系;刘则说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并承认实际情况可能更糟。刘还首次提出“人祸”的说法,此观点一针见血,需要十足的勇气和相当的胆略。刘少奇指出:“去年我回到湖南一个地方去,那里也发生了很大困难。我问农民:你们的困难是由于什么原因?有没有天灾?他们说:天灾有,但是小,产生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段讲话让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的谎言不攻自破。但是,刘代表中央所作的自我批评到此为止,他并没有进一步说明谁是始作俑者,什么人应当负什么样的责任,反而继续坚持“三面红旗”的正确,也不敢对毛泽东提倡的个人崇拜有所质疑。当会上有人提出,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的信上所讲的,不正是如今要解决的问题吗?刘少奇立即堵死了为彭德怀平反的缺口,指出彭长期以来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给彭加了一个莫须有的、里通外国的罪名。刘之所以这样说,一方面是为了讨好毛,另一方面他与彭长期不合,庐山会议上他也是激烈批判彭的当事人之一,所以他不可能否定自我。此一细节也可以看出,党内政治斗争极其残酷,是非善恶一直被颠倒,人性一直被扭曲。
   七千人大会上讲话最大胆的不是刘少奇,而是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彭真。彭真在延安整风中崛起,从此成为刘系的一员大将。彭真在会上说:“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说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我们对毛主席不是花岗岩,也是水成岩。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从毛主席直到支部书记,各有各的帐。”彭真的这番讲话堪称石破天惊,当即遭到对毛忠心的陈伯达的反驳。当时,毛对这番批评没有公开的表示,但可以推测他从此便不再信任彭真。四年之后,毛一发动“文革”,首先决定打倒的便是掌控京畿的彭真,也许正是因为毛对彭真在七千人大会上的逆耳之言极其厌恶。毛是一个刚愎自用,心胸狭窄,听不得任何批评意见的人。自延安时代在党内奠定了一言九鼎、至高无上的地位之后,他便不容任何人对其决策提出挑战,即便是小小的修订也不行。在七千人大会上,毛的威信在一定程度上受损,对此他是不会甘心的。因此,七千人大会之后仅仅半年,大会上所制定的方针便被迅速毛强行扭转。显然,毛从未真正放弃权力、退居二线。
   这次会议上其他几名政治局常委的发言,各有千秋,耐人寻味。他们都是长期的政治斗争的幸存者,早已学会了明哲保身的方法。周恩来在延安整风之后,再也不敢对毛存有二心,从此心甘情愿地充当毛的大管家的角色。一九五六年,因提出“反冒进”问题,周受到毛的严厉批评,更是谨言慎行、不敢越雷池半步。在此次大会上,周恩来的讲话主要是代表国务院系统作自我批评,他给地方官员“透了实底,算了细账”,并指出中央的工作之所以存在若干缺点和错误,乃是“违反了毛主席的许多宝贵的、合乎实际而又有远见的意见”。周的讲话不偏不倚,俨然是滴水不漏的外交辞令。
   邓小平的讲话,是以党的总书记的身份代表书记处作自我批评。该讲话被作者形容为“厚道人的一篇务实报告”,这显然是过誉之词。邓在当时的七常委中年纪最轻,升迁也最快,毛在八届七中全会上讲过:“权力集中在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我为正帅,邓小平为副帅。”可见毛对邓的器重。其实,邓并非“厚道人”,邓见风使舵的精明并不下于周。邓的讲话从头至尾都没有涉及“三面红旗”的问题,也没有讲成绩和错误的比例,更没有讲天灾、人祸的问题。他虽然多次提及刘少奇的报告,更是反复赞美毛的讲话。所以,在文革中,邓小平虽然与刘少奇一起被打倒,但毛仍然将刘、邓区别对待:对刘毫不留情,让其死无葬身之地;对邓却手下留情,逼邓就范,并再度启用。

   朱德虽然名列常委,但早已淡出核心圈子。此次大会上,朱德的讲话三易其稿,作者从中勾勒了其复杂的心路历程。朱德多年在基层走访,比较了解民生疾苦,在第一稿中提出了积极发展手工业、恢复和发展家庭手工业和副业生产、积极发展对外贸易等建议。等到林彪的讲话受到毛的肯定之后,他立即收回原来的讲稿。朱德在庐山会议上一度同情和支持彭德怀,后来被迫批评彭“脾气执拗、固执己见”,毛当时便翘起腿来,在鞋底搔了几下,嘲讽朱德“隔靴搔痒”。毛的动作迹近市井无赖,朱德深受羞辱。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指责彭德怀是“野心家、阴谋家和伪君子”的林彪,从此青云直上。由此,作者分析说:“朱德根据自己多年对林彪的观察,认为林彪最能揣摩毛泽东的心思,况且林彪的讲话当场受到毛泽东的表扬。在这种情况下,朱德可能担心,大会会不会突然转向?再来一个类似庐山会议的反右倾?这或许是朱德决定换讲话稿的原因所在。”朱德的第二稿紧跟林彪发言的思路,赞美一九五八年以来不仅实现了“大跃进”,而且“大跃进”是“全面的”,“史无前例”的。到了大会发言的时候,其主题却变成与大会风马牛不相及的“反对修正主义”。或许他认为毛一向重视“反修”,讲这个话题既不必在事关国计民生问题上说违心的话,也可以讨得毛的欢心吧?可见,朱德在毛泽东面前是何等忍气吞声。
   当时在党内排名第五、主管经济的陈云,本来应当是发言的主角,却始终一言不发。毛鼓动他发言,他以“在做工业调查,还没有调查完,现在还没有把握来讲”为由谢绝了。陈云与周恩来一样,曾因为“反冒进”而受到毛的批评,从此便处于“半退休”状态。毛在汉口会议上曾经话中有话地说,有些人可能是“观潮派”、“秋后算账派”,以此暗指陈云。毛还对人说,陈云这个人靠不住,在情况好的时候就出来,情况不好的时候就称病。也正是如此老成世故,陈云才成为政坛的长青树,即便在文革的惊涛骇浪中,也未受到严重冲击。《陈云传》中记载了陈云在二十六年后的一段回忆:“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毛主席要我讲话,我不讲话,主要是和稀泥这不是我陈云的性格,同时不能给毛主席难堪。”这段话不无自我辩护的意思,但遮盖不住的事实是:罔顾数千万民众被活活饿死的事实,难道仅仅是为了“不给毛主席难堪”吗?更重要的恐怕是为了保全自己的地位吧——谁愿意步彭德怀的后尘呢?
   七千人大会上真正的赢家乃是林彪。近年来国内掀起了一股为林彪翻案的思潮,林彪的女儿林晓玲替父亲向那些受迫害的人及其家属道歉,与章诒和在电话中相对而泣,却被某些人斥责为给父亲丢脸。林彪与毛的决裂以及出走经过,至今扑朔迷离,但将其描述为反对毛泽东独裁体制的英雄,则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林彪的窜升,是其主动努力的结果,而非毛强行让其上位。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表现便是铁的证据:当“三面红旗”受到普遍质疑、连毛本人也显得不那么理直气壮的时候,他却振振有词地为之辩护,让毛多少产生了一种患难逢知己的感觉。林彪强调毛一贯正确,三年大饥荒之所以发生,就是因为负责执行的干部没有正确把握毛的思想。林还别有用心地谈到“团结”问题,这一翻天印足以全党缄口——因为谁怀疑毛的正确领导,就是破坏党的团结,罪莫大焉!于是,毛带头为林鼓掌,对其他人的讲话都不予评论,却单单称赞林的讲话“很好”,并对当时身边的红人罗瑞卿说,这样的讲话你就讲不出来。林彪终于以此赢得了毛的青睐,正如作者所指出的那样:“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无疑是增加他在毛泽东心目中的砝码,并奠定他以后地位的关键一环。”
   在七千大会上,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和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等“四大左狂”并未受到严肃处理,尤其是李、吴、曾三人,在各自任职的省分制造了大量百姓被饿死的惨剧,却没有被追究责任,惟有曾希圣一人在刘少奇的坚持下被免职。如果在民主国家,这样的官员一定会被追究刑事责任。可是,在中共的统治下,最应该负责的最高统治者毛泽东本人视人命如草芥,拒绝承认错误,下面的官员自然就可以逍遥自在了。李、柯、吴、曾四人都与毛关系密切,李、吴都是毛在农民运动讲习所时期的学生,李长期担任毛的个人秘书,曾长期担任毛的警卫,柯则是毛的极左政策最积极的支持者。此四人安然过关,即表明毛的权力基础依然稳若磐石。
   七千人大会部分地停止了中共党内的左倾狂潮,遏制了惨绝人寰的大饥荒。但是,由于该大会根本不可能触及造成灾难的根本原因——共产党的一党独裁和毛泽东的一人独裁,所以它不可能成为中共暴虐统治的转折点。它却像一面镜子一样,照出了经历过历次血腥的党内斗争之后,所有党内高层人士甘为毛泽东的奴仆的可耻面目;它也像一个舞台一样,各色人等轮番上阵,“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
   ——二零零八年一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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