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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需要传播学吗?

   在欧洲,当我了解到有传播学者在潜心研究非民主国家的政权更替时,我才真正明白了传播学在非战争年代的攻击性。——毕研韬
   
   2007年10月15日,胡锦涛同志在中共十七大开幕式上提出要“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一般认为,“软实力”这个概念源自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院长约瑟夫(Joseph S. Nye)。他把国家实力分为“软实力”(soft power)和“硬实力”(hard power),并认为,在当今时代,国家实力不仅仅体现在硬实力上,文化实力已成为不容忽视的“第三维”实力,文化引力可以引导其他国家做你想让他们做的事。为此,克林顿曾指出:“今后的时代,控制世界的国家将不是靠军事,而是信息能力走在前面的国家。”
   
   事实上, “软实力”之说与“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不谋而合。葛兰西(Antonio Gramsc)把“古典马克思主义学说”(classical Marxism)的“上层建筑”分为“政治社会”(political society)和“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并进而提出了“文化争霸论”(cultural hegemony)。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把“国家机器”分为“强制性国家机器”(repressive state apparatuses)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确立了国家/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的(public sphere)的三元结构论,并系统论述了“公共领域”的主要功能是确立合法性(legitimacy)。

   
   在信息化时代,政府无法单独依赖“强制性国家机器”来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社会越发达,“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作用就越突出。加拿大经济历史学家、媒介学者英尼斯 (Harold Adams Innis)因此指出,传播是社会控制的手段。而美国学者罗伯特•福特纳(Robert S. Fortner)则进一步把社会控制分为国内架构和国际架构两种。在国内,传播的主要任务是确定社会目标,建立并推行行为准则,确立“四政”(政党、政权、政客和政策)的合法性;在国际上,传播的首要任务是影响他国对外政策,制订国际标准,改善国家形象。正是因为信息的流动(或曰传播)事关“四政”的合法性,弗拉基米尔•阿尔乔莫夫(Vladimir Artemov)才警告世人:“信息是一种有力的意识形态的和政治的武器,它可用来颠覆政权。”
   
   按照美国学者乔治•格伯纳(George Gerbner)的界定,“传播是以讯息为媒介的社会互动。”一般认为,传播学诞生于20世纪40-50年代。战争宣传、政治宣传和商业宣传是传播学的三大历史使命。传播学传入中国已有20余年,但传播学在中国的普及却相对缓慢,其价值与威力也远未被国人了解。原因大致有三:一是中国的部分传播学者为理论而理论,为学术而学术,却不敢或无力直面“现实”。二是国内学者对传播学学科功能的认识存在偏差。传播学不仅可用于建设和营销,还可用于破坏和攻击。三是中国的第一代传播学者或者脱胎于人文学科,缺乏严格的方法论训练和实战经验;或者来源于其他学术领域,缺乏深厚的理论修养和宽广的学术视野(虽然美国的第一代传播学者大多来自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领域,但二者之间有天壤之别)。但愿中国的第二代传播学者能够有实质性的突破。
   
   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出版的两家内部刊物(《NGO纵横》和《中国发展简报》)对社会控制所做的有益探讨。社会控制不仅是指精英阶层对社会大众的控制,还应包括各类社会组织试图影响公众认知和政府决策的努力与抗争。两者都需要改善传播策略以放大自己的声音和影响。
   
   迅猛发展的中国呼唤政治传播学的诞生。政治传播学大师Brian McNair对“政治传播”的界定是:所有政客及政治行动者为达到目的而进行的传播活动;所有非政治行动者对政治行动者做出的传播活动;所有在媒介中涉及政治行动者的新闻报道、评论及讨论等。如今,西方的政治传播学已经发展成为一门可以运用实验、统计等实证手段加以研究的精密学科,美英不少大学已开设政治传播学博士专业,有的大学还设有政治传播学研究中心。而我国的很多政治智囊还陶醉在《史记》《资治通鉴》《三国演义》等经验主义政治智慧中,国内还没有几所大学开设政治传播学课程。中国需要把传统的政治智慧置于政治传播学的框架内加以研究,中国的政治传播亟需从粗放式向集约型转变。
   
   行文于此,笔者想起了2005年12月参加世界民意研究会香港会议(World Association for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Hong Kong Semina)的情景。承蒙会议承办方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Public Opinion Program,简称POP)的资助,笔者有幸认识了香港民意调查的领军人物钟庭耀博士和他麾下那批年轻干练的助手们,以及来自世界各国的顶尖民意专家。但在那次会议上笔者最大的收获却是认识到了:民意调查是现代社会操纵认知、影响舆论的有效手段。
   
   至于在国际舞台上,中国“和平发展”所面临的困难更是难以预料。而更大的困难,则如凤凰卫视近日对海外华人的专访所揭示的,中国缺乏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经验的人才来应对国际挑战。试看:中国野心勃勃地计划在全球开设100家孔子学院,可是加拿大官方却承认他们把孔子学院作为“洗脑机构”看待并实施监控;《联合早报》2007年10月15日报道说,面临经费困难,多家孔子学院“可能关闭”。和西方国家的中国研究(Chinese Studies)机构的运作模式相比,和英国文化委员会(the British Council)的成功运行相比,中国大张旗鼓开办孔子学院的做法实在值得我们反思。但在相关议题上,中国的传播学者所发挥的作用似乎微乎其微。
   
   与此相对照的是,为了更好地“了解”中国,美、英等国都曾刊登广告招聘华裔特工。他们这种招贤若渴的态度和中国形成鲜明的对比。由于国内用人机制的钳制,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现在愿意服务于外国“机构”。2007年上半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在美国华文报章刊登广告“招募”华裔特工。为此,笔者曾对国内大学生展开非正式调查,结果有大约20%的被调查者当众表示愿意效力于CIA。起初笔者深感震惊:公开表明态度尚且不惧,何况私下呢?但现在想来,笔者早已释然了。
   
   早在2004年暑期笔者回国前,一位在英国工作的朋友曾对我说:有些专业人才,如果中国不用,就会被其他国家招募来对付中国。在人才市场日益全球化、价值观念日新月异的今天,中国人选择服务于外国“机构”,对信奉实用主义哲学的现代人而言早已不算离经叛道了。虽然这种选择为“爱国主义者”所不容,但笔者必须提醒各位:如果不与时俱进,从根本上改造政治生态与社会土壤,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就有可能变成现实。
   
   为了更深入彻底地把握传播学的精髓,笔者已经再次赴欧学习。虽然昂贵的学费和生活费决不是我这个薪水可怜的大学副教授所能承受的,但我的家人却愿意砸锅卖铁支持我!虽然还在田间劳作的年迈双亲并无任何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虽然他们内心希望我能留在身边照料家人,但他们仍然全心全意支持我。这一切都让我倍感温暖。
   
   2008年1月16日(当地时间),于大西洋右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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