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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威尔逊学说看道德、宗教、政治

从威尔逊学说看道德、宗教、政治


   06年08月4期 阅读: 17
     ■ 严家祺

  一个时代“随风而去”


     历史上极重大的变化,人们把它称为“划时代”的变化。公元395年,罗马帝国一分为二,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变化。1054年,东西方基督教会分裂;1517年,宗教改革开始;1789年,法国爆发大革命;1917年,俄国发生十月革命,都是划时代的变化。M.米切尔的长篇小说《飘》,英文“Gone with the wind”直译为“随风而去”。它描写了经过南北战争的美国,一个时代“随风而去”。1976年毛泽东去世,中国开始发生大变化,但不是什么“划时代的变化”。1989年的“六四屠杀”,对中国来说,最终埋葬了共产党人的理想,使中国回到了比国民党还要国民党的那个时代,对苏联、东欧、全世界来说,1989年冷战走向结束是划时代的一年。当年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是为了适应中国大规模私有化,用“三个代表”来代替马克思主义,如今“人本主义”又掩盖了“三个代表”微弱的光芒。中国社会科学院新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与其说是重视马克思主义研究,还不如说是面对中国日益恶化的两极分化,需要把马克思主义“关进研究院”,防止它与下岗工人、流动的农民工相结合。
     1989年后,随著中国私有化和对外开放的发展,中国思想界愈来愈越出马克思主义的圈子。自由主义、新左派、浪漫主义、人本主义、佛教、基督教同时传播,超女和孔老夫子同时在争夺青年一代,思想控制愈来愈挡不住文化多元化大潮的冲击。21世纪的中国,是一个思想、文化多元化的时代。
     作为文化多元化的一个分支,威尔逊的学说将在中国学术界、思想界产生并扩大影响,特别是会越出生物科学的界限,渗入社会科学的传统领地。威尔逊是当代社会生物学学科的创始人(参见《前哨》月刊今年第八期文章《马克思主义和威尔逊主义》),他曾说,“神经生物学、个体生态学以及社会生物学方法和思想的适当延伸,将为社会科学奠定一个较为理想的基础,而至今仍然分隔著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裂痕,最终将会消失。”本文从威尔逊的学说,从填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鸿沟角度来看一看人类社会的道德、科学、宗教意识形态和政治。

  (一)关于社会和道德


     爱德华.威尔逊在他的《社会生物学》一书中,区分了“群体”与“社会”。他说,“群体的边界是基因流的一条骤减带,而社会的边界是一条通讯的骤减带。”威尔逊把“通讯”和“社会”联系在一起,揭示了“社会”概念最根本的特徵。人类因通讯方式不同形成各种不同的社会。17世纪的神圣罗马帝国,实质上是一个自成体系的“国际社会”,神圣罗马帝国境内大大小小的“邦国”和骑士领地就是其成员。机器人按不同的性能和不同规则,也可以组成“机器人社会”。
     道德不是人类社会中独有的现象。道德与社会成员之间的通讯、识别水平、对以往行为的记忆密切相关。无论动物,还是人,如果个体之间通讯不良,或者不能相互识别,或者只有偶尔一次接触,而没有第二次联系,相互之间就不能形成道德关系。流动性很高的人群,在缺乏个体识别机制下,往往难以保持高的道德水平,相反,与世隔绝的山村、长期合作的人群往往有高的道德水平。白蚁、蚂蚁、蜜蜂社会中充满著利他主义与献身精神,也许与它们之间的个体识别无关,不是一种道德现象。一般来说,道德是同一种物种内的现象,在食物链上,天敌与猎物之间无道德可言。在国际社会中,国家作为一种“行为体”,国家既具动物性,又有人性,“国际社会”中的道德在很多方面就不同于“人类社会”中的道德。围绕著“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并不是“六人会谈”,而是六个“政治动物”之间的对话和较量。

  二)关于科学、历史和小说


     把科学和小说连在一起,大概是爱德华.威尔逊的一大“发明”。
     一切科学,都需要对科学研究的对象加以简化和抽象。点、直线、刚体、理想气体、生态体都是简化和抽象的模型,有了这些简化和抽象,才有几何学、物理学、流体力学、生态学。经济学也离不开抽象和简化,经济学中的“理想消费者”在许多方面与“傻子”一样。政治学中的“行为主体”无法简化和抽象化为“傻子”,因为政治家或政客一个比另一个聪明、狡猾,所以,直到今天,政治学还不能像经济学那样科学化。经济学、政治学在研究人的行为时,还是做了许多简化、抽象化,然而,历史学家在研究历史时,他不能舍弃具体历史人物的具体特性,历史现象是一种极具复杂的“多体运动”,与物理学中的“多体运动”相比,每一个行为体都有自主行动能力,而且行为体还有“个性”,行为体还有道德、理念、理志力,面对这样复杂的“多体运动”,历史学家无法藉助于数学语言来描述,只能用人类的文字和语言加以叙述和描述。与历史规律相比,物理规律是极其简单的规律。
     爱德华.威尔逊说,如果我们以来自另一个星球的动物学家来看人类、看人类在科学、文化上的成就,那么,我们就会看到,社会科学不过是“生物学的分支”,“历史、传记、小说则是人类动物行为学的研究记录,而人类学和社会学则共同构成了单一灵长类物种的社会生物学。”我们许多人用许多时间去写小说,写传记,这种东西已多得如同森林中的树叶一样,数也数不清,在威尔逊眼中,这些东西不过是研究某一种物种的动物行为的备忘录而已。

  (三)关于人性


     有人以为高官与平民、富人与穷人、发明家与普通人有不同的人性。爱德华.威尔逊说,人性到处是一样的。曾称为“恒道法师”的香港人廖凤鸣在出家数年还俗以后说,“宗教界的人与外界无分别”,“人性都是一样的”,“穿起袈裟事更多”。这些看法,与威尔逊相同。
     人类是一个单一的物种,在地球形成后的46亿年历史上,人类史存在的时间不及十万分之一。如果把46亿年当作一年,全部人类史只有5分钟,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还不到一分钟。世世代代所有的人不仅有相同的身体构造,而且有一样的人性,即由人的动物性和人的理性结合的同一人性。动物并不都有理性,有的动物没有神经系统,也有的动物有神经系统却没有脑,就是有脑的动物,理性水平各不相同。与人的理性相比,动物理性是“低理性”。人的理性高于动物,可以称为“高理性”。但人不会因种族、民族、宗教信仰和社会地位高低而有不同的人性,人与人的区别,并不在于有人没有“动物性”,而在于用理性控制人的动物性的程度有所不同。有些宗教的修行,实际上是人凭藉理性对人的情欲的控制。

  (四)关于宗教


     一切动物的个体的生活史都是一部苦难的历史,唯有人类,随著文明的进展,才逐步减轻了苦难,然而,人仍不能免除苦难。挫折、疾病就是苦难。有人哀叹自己的苦难,作家史铁生比任何人更了解苦难,他说,他刚坐上轮椅时,便觉得天昏地暗,等到坐出褥疮,才看见端坐的日子其实多么晴朗。他说:“其实每时每刻我们都是幸运的,因为任何灾难的面前都可能再加一个‘更’字。”
     宗教不同于科学,宗教是人对个体生命史中苦难及其意义的认识,宗教探寻的是人生的意义。宗教应诺人一种生活,宗教发现了那种生活,不过,不同的宗教向人展示的是不同的生活。宗教之所以万古长青,就在于没有一种宗教能在现世实现它的应诺。如果一种意识形态答应人可以在现世消除苦难而又不能实现时,这种意识形态就会面临破产。马克思主义尽管穿著“科学社会主义”的外衣,它答应人在现世中就可以到达理想社会,这正是马克思主义与一切乌托邦主义面临同样命运的根源之一。当20世纪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争论结束后,在21世纪的今天,宗教之间的争论却不会停息。

  (五)关于经济和政治


     经济与宗教一样,是人类社会中特有的现象。威尔逊说:“只有人类才有经济问题,人的高度智慧和表徵能力使得真正的物品交换成为可能。智力也允许交换在时间上延长,并且把物品交换转化为互惠的利他主义行为。”而“金钱是一种用数量表示的互惠利他主义。”
     与经济、宗教不同,政治并不是人类社会特有的。动物社会中也存在政治,而人类的政治行为充斥著动物性。
     国家是由人组成的,国家从来不是人,不是机器,也不是一般的动物,而是具有理性的特殊的政治动物。直到今天为止的全部人类的国际关系史表明,国家关系学本质上是广义的动物行为学的一个分支。国与国之间政治冲突有时通过战争解决,有时通过政治来解决。所谓政治解决,就是通过理性、对话、协商、妥协来解决,但在政治解决的背后,依然存在著暴力和暴力威胁的影子。国家作为一种政治动物与一般动物还有一个根本区别,就是国家能作出种种行为,但国家不能移动自己的身体,所以,地缘因素往往是国与国关系中头等重要的因素,中日关系与中美关系之间的最大区别,就是地缘不同。那些以“一厢情愿”态度来处理国际关系的人,由于不认识国家的“政治动物”本性,往往是适得其反。
     极大多数政客是另一种“政治动物”。政治家与政客在本质上并没有区别。政治家在参与政治时,往往要藉助于某种意识形态以取得人们的信任,他们时而表现“义愤”,时而向人提出“忠告”,但他们的最终目标,在动人的言辞后面,几乎都是权力和地位。因为动物没有信仰,那些不是嘴上说说而是真有信仰的政客,也许不该归入“政治动物”一类。然而,把政治理想变成一种信仰、并以强制方式实现信仰的人,这种乌托邦主义从来都会给人类带来灾难。爱德华.威尔逊把生物的环境分为两类,一类是物理环境,另一类是“活环境”(Living part of the envionment),包括捕食者、被捕食者和竞争者。对有高度发展的理性的人类来说,人类社会的政治□□无论是社团政治、国家政治、国际政治,与动物社会的政治有一点根本不同,动物不能改造它的“活环境”,而唯有人类,能通过理性来使权力制约权力,来改造人类的“活环境”。政治家改造不了自己的本性,政治家也改造不了人的本性,一切企图改造人的本性的政治都是妄想,政治家唯一能做的,就是按照人类本性,顺应历史潮流,改造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物理环境和包括政治经济制度在内的“活环境”。   (写于2006年8月5日凌晨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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