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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认真反思中国的改革

[短评]

徐水良

2008-1-16

   刘自立先生对朱学勤先生文章的评论,值得一读。

   在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中,朱学勤先生还算是比较好的一位。但是,我们看完他这里的言论,就可以看出,他像当代中国其他自由主义者和19世纪初自由主义产生以后,世界历史上不少自由主义者一样,不过是专制主义当权者的追随者,和邓小平之类的暴君的吹捧者,或者是小骂大帮忙,防止民众对当权者采取"激进"行为、"革命"行为的自由主义"精英"。至多只是游移于专制当权者和自由民主之间的软弱的中间派。而在二十多年的"改革"中,中国自由主义者为中国官僚太子党大抢劫大掠夺冲锋陷阵,充当官僚太子党大抢劫的吹鼓手和理论支持者。

   二十多年来,中国自由主义者从鼓吹"经济决定论","先经济后政治","经济改革必然导致政治改革",到鼓吹"中产阶级"理论,"告别革命"理论,到鼓吹"腐败是改革的润滑剂",到不顾我们对他们这些谬论的一再批判和一再警告:即在中共官僚专制条件下,盲目私有化,必然是特权官僚的抢劫掠夺,中国改革必须以政治改革为先导,带动经济和其他改革,等等,而甘当官僚太子党大抢劫大掠夺的吹鼓手,鼓吹"全盘私有化","不顾一切私有化","无条件私有化"等等,把中国改革引向绝路,引进死胡同,进退不得。他们的一系列理论,已经破产。但迄今为止,他们没有一点自我反省。包括朱学勤先生,也没有自我反省精神。还在那里赞扬中共的大抢劫大掠夺的"改革"。

   而自由主义者对中共“改革”的批评,则基本上批不到点子上。

   实际上,中共形式的、即大抢劫大掠夺形式的"改革",无论是政治上的民主化方面,还是经济上的私有化方面,两方面都走上了邪路,背离了中国社会前进的要求。

   对于前者,即对于政治民主化要求,中共是坚决拒绝,并且通过经济"改革",人为制造了一个大抢劫、大掠夺产生的,反对民主化政治改革的阻力犯罪集团。经济改革不仅没有推动政治改革,相反,是政治改革阻力越来越大,当权者越来越不愿实行政治改革,政治改革越来越远。对后者,中共和自由主义者假借私有化改革为名,欺骗国人,实质进行大抢劫大掠夺,通过大抢劫大掠夺,把国家和老百姓的财富,把全国财富抢劫到极少数官僚太子党手中,极少数特权家庭,抢劫霸占了绝大多数财富,制造了严重的贫富对立,(0.4%特权家庭,霸占了全国78%的财富),并且严重败坏了中国的社会风气,败坏了中国的道德和社会公正。如果未来中国社会和民主政府不能正确处理这个问题,大规模的甚至长期的动乱不可避免,有可能危害中国社会几十年甚至几百年。

   因此,中共的"改革",实际上是倒退,倒退到离正常改革更远的地方,并且到了无法回头,动弹不得的地步。

   中共的改革,把“社会主义”的弊病,和资本主义的弊病,结合到了一起,变成最坏的专制官僚的黑社会式的犯罪抢劫资本主义。

   现在,中共官僚太子党已经把全国其他财产抢劫掠夺得差不多了,迹象表明,他们要开始对剩下的最大一笔财产——全国的土地动手了。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像以前的历次抢劫一样,已经开始鼓吹在目前中共专制条件下,迫不及待地搞大规模的"土地私有化"了。为此,我们再次提出这二十年来我们一再提出的类似警告:大部分土地当然必须私有化。但在这之前,必须实现政治民主化,并且在政治民主化的条件下,由民主政府和农民自己,制定出合适、合理和周到的法律、法规和办法,才能开始搞土地私有化。否则,在中共专制条件下匆匆忙忙搞私有化,必然像这十多年、二十年的其他私有化一样,变成官僚太子党对土地的抢劫和掠夺。

   中国人很早就开始反对中共形式的这种"改革",中国的八九民运,有两个方面的主要内容,一是要自由、要民主,一是反腐败、反官倒。要自由要民主是对社会制度的正面要求。反腐败反官倒则是对中共抢劫掠夺形式"私有化"的负面的强烈反对。

   可是,经过八九民运,中共不仅没有任何悔改,相反在两方面都变本加厉,以十倍百倍的疯狂,开始了他们大抢劫大掠夺高潮。这种疯狂的大抢劫、大掠夺,正是愚蠢的自由主义们迄今为止仍然在大赞特赞的1992年邓小平南巡开始的。他们连南巡讲话,是搞洋冒进,并且正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官僚太子党集团开始疯狂抢劫掠夺的进军号,连这种意义也看不出来。[我曾经在《两点建议》(《撤销开发区》)等文章中,严厉批评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南巡讲话以后,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包括在八九民运大潮中,曾经以他们一贯的自由主义的摇摆特点,卷入八九民运的那一部分,也在"改革"的名义下,开始为邓小平和中共的疯狂掠夺行为,制造理论,敲锣打鼓。

   当然,由中共进行的,有自由主义者为之鼓吹和支持的这种"改革",像希特勒的"改革"一样,也取得相当的经济成效,虽然其成效,不如希特勒。但这不是为中共"改革",尤其是为中共大抢劫大掠夺辩护的理由。而且,希特勒的经济成效,是在世界大萧条条件下取得,很不容易。也不是靠拍卖和消耗祖宗财产,掠夺和破坏自然环境自然资源,吃祖宗饭,子孙饭来取得的。而中共却相反,是在国际经济蓬勃发展,国际支援源源不绝的条件下,吃祖宗饭,吃子孙饭的得来的。一个国家,一个家庭,靠吃祖宗饭,吃子孙饭,往往也能一时致富,但贻害无穷。

   实际上,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勤劳,最吃苦耐劳,最吃大苦耐大劳的民族。只要中共因素减少,不管或者少管中国人的事情,中国人就能取得成就。而中国的灾难,正是中共管得太多,把中国人管死了,失去了一切自由,才产生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上取得的成就,正是中共一定程度上放开了,不管了,中国人获得了一定经济自由,才取得的结果。中共做的,包括中共实行的大抢劫大掠夺的"改革",完全是中国社会的负面因素,负面包袱,而不是成绩。

   中共的"改革"已经死了,中国的革命正在来临!

   现在,是中国人认真反思中国改革的时候了!

刘自立:改革的发生与幻灭

——"对改革30年的看法"的看法

   【新世纪特稿2008年1月16日】本文以驳文方式,考证以下作者的看法;故此,呈现对其论点的几乎逐段反驳;异体字为笔者文字。——笔者注[按;本文在朱学勤文字前面加注"朱学勤",在刘自立评论前面注明"笔者评"。——网路文摘编者]

   朱学勤:明年就是改革开放30周年的纪念日了,我想到了这个关键时候,社会上有各种声音出来,关于改革开放的第三次辩论,从前两年一直到今年的上半年,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

   第三场辩论是相对前面两场辩论而言的,前面两场辩论我就不重复了,第三场辩论是从郎咸平的讲演开始,郎咸平跟我也有一点私交,当郎咸平在报纸上作为财政专家、公司法专家揭露上市公司造假坑害股民时我是非常赞成的,但是等到郎咸平把他的批评面扩大,扩大到否定整个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的道路,我就很不赞成了。我们两个人曾经在上海有过一次深入的交谈,从上半夜一直谈到下半夜,我跟他说老朗老朗啊,你毕竟是从外面回来,不知道三十年中国是怎么走过来的,你仅仅从三十年来官方的文件、三十年来人民日报、求是杂志这些主流媒体的文字记录来判断三十年中国,你肯定就是找不准脉搏,因为三十年来中国基本的发展就是多干少说、只干不说、干了再说。

   与郎咸平对立的观点,后来起来反驳郎咸平对三十年改革开放全盘否定的皇甫平,我跟他也有一些交流,我从总体来说是赞成改革开放立场的,但是我对皇甫平的观点也有保留,"两平"之争在价值判断上针锋相对,一边说改革开放糟的很,一边说改革开放三十年好的很。好派和糟派,在价值判断上针锋相对,却共享的历史前提是一致的。什么历史前提呢?就是他们都认为三十年来中国是只有一场改革,一场改革贯穿三十年。你要么说它好的很,要么说它糟的很。我说先不要下价值判断,首先进行历史学的事实还原,三十年来中国是只有这一场改革吗?还是有另外一个面貌?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沟通的一个最基本的观点。我的观点是:

   三十年来中国是有两场改革,而不是一场改革。或者说,三十年来的中国改革,有两个阶段。

   结束文革:从广场政治重返世俗生活

   第一阶段改革,经过三年徘徊,第二阶段改革重新起步。两场改革之前当然有联系,至少是同一人掌舵的产物,但是无可否认,两场改革之间有断裂,有相当大的差异。形成今日之中国者,好也罢坏也罢,更多的是与第二阶段改革相联,而不是与第一阶段改革相联。如果不把这个历史事实还原出来,有十个皇甫平,一百个、一万个,发表一百篇、一万篇当年解放日报的评论文章,也不足以说服广大的民众。这就是我的基本观点。

   中国的改革为什么启动,首先就是要回顾它是被文革逼出来的。文革与改革一字之隔,天翻地覆。今天为什么我们说文革结束不能仅仅归咎于四人帮、不能仅仅归咎于四人帮后面有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支持,因为文革实际上是更大范围、更长时段激进革命运动的终结——从1789年法国革命到1989年苏共解体,这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历史单元,两百年,多一年少一年都不行,上帝从来没有在世界上安排如此整齐的历史单元,让世人选择应该改革什么、放弃什么、选择什么。从1789年开始的激进革命运动,到了1794年的7月,在法国发生"热月"事变,雅克宾派专政嘎然而止。然后是社会还俗大潮,所谓社会还俗,单个人在人生的某一个阶段,会厌烦世俗的生活,会出家,出家会厌烦,然后还俗,社会也是,在一个癫狂的时代整个社会出家,进入超凡入圣的年月,但是社会不会持续太久,时间长了,总会产生从广场重回厨房的世俗性返归运动。这一场从广场到厨房、从革命到世俗的转折。革命几乎席卷了20世纪大半个年月,所以1976年的10月6日的历史含量极其丰富,我们有机会可以专门来分析历史的这一天,从正面、反面、侧面、负面,多方面的解析历史这一天里的信息。和我们今天议题有关的,我点到一句,点到为止:这一天仅仅是长达半个多世纪激进革命的终点,结束了中国激进的革命,社会大还俗,群众从广场政治重返世俗生活。

   事变发起者几乎没有历史自觉。他们结束文革之后还是进行文革路线,所谓三年徘徊。此后的路线可以看出中国的文革是以文革的方式结束,这样才能理解为什么他们抓了四人帮,可是此后三年的路线并没有改变。改革是在那三年当中孕育起来的,所以从某种意义来说,文革和改革一字之隔,既是对文革的否定,也是拖着一个长长的文革尾巴,历史在断裂中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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