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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五四“新青年”(从胡兰成到萧军)


   引子
   一年一度的圣诞节又来临了。身在科隆闹市区自然也被节日气氛所笼罩,虽然对我而言节假日和工作日并无区别,我都要念经炼功,读书阅人,会客访友,写诗作文……每天一晃就过,转眼就是一年,自从上网以来,时间过得更快。
   我二零零三年开始特意为中文网撰写文章的目的是想把我在自由中获得的个人见解与同胞们分享,希望有助于失去自由资讯的同胞们看穿中共的骗人伎俩,看出中共党文化与五四“新文化”一脉相承。在过去几年的文章(比如《我看五四》、《六四是土 埋葬五四》)中我已阐明左右“新文化”运动的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不是什么“五四先贤”,而是民族败类、文化杀手。
   “五四以来的文化人虽已失了士的德,但仍保有士对时局的影响力。他们自己知识没有一个归结,情绪不得一个安顿,还来摇动一代的人心,被共产党利用了而不知。”这是浸泡在五四“新文化”中的胡兰成(1906-1981)道出的史实。在《我看五四“新女性”(从张爱玲到萧红)》中我已指出张爱玲与萧红的堕落与其推崇胡适和鲁迅密切相关。在此我想再以胡兰成和萧军(1907-1988)为例,证明五四“新文化”确实误人子弟。
   如此“金童”
   “金童擎紫药,玉女献青莲。”是我找到的金童和玉女的最早出处,毫无疑问它是道家用语。然而经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传统文化(儒释道)遭到破坏,其用语则被庸俗化。胡兰成不仅自视他和张爱玲为金童玉女,还在谈及五四运动时表示“五四时代的青年便像这样的是金童玉女。”胡兰成对五四青年的看法与中共笔杆子几乎没有区别:“他们废弃文言要白话,破除迷信要科学,反对旧礼教而要男女自由恋爱。”胡兰成也象早期中共党员一样把“自由恋爱”发挥到了极点,因为他们根本不守任何道德规范。
   胡兰成在自传中承认“我是陋巷陋室亦可以安住下来,常时看见女人,亦不论是怎样平凡的,我都可以设想她是我的妻。”这和一条见母狗就上的公狗有何区别?而人和动物的区别本来是讲人伦,有品位!胡兰成的才华就在于能把无耻写成有情,无义写成有理。
   自视天才的张爱玲却要与这样一个于女人“好歹不论,只怕没份”的荡子“签订终身”岂非自找苦吃?吃够了苦头的张爱玲后来在其相当于自传的《对照记》中压根儿不提胡兰成,但胡兰成却一有机会就提“爱玲”,丝毫不避想借张爱玲之名推销自己的嫌疑。在其自传中更是大谈“爱玲”并恬不知耻地写道:
   “我们两人都少曾想到要结婚。但英娣竟与我离异,我们才亦结婚了。是年我三十八岁,她二十三岁。我为顾到日后时局变动不致连累她,没有举行仪式,只写婚书为定,文曰:胡兰成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
     上两句是爱玲撰的,后两句我撰,旁写炎樱为媒证。
     我们虽结了婚,亦仍象是没有结过婚。我不肯使她的生活有一点因我之故而改变。两人怎样亦做不象夫妻的样子,却依然一个是金童,一个是玉女。”
   如果把文中提到的英娣算上的话,张爱玲应该算胡的第四任妻子,但鉴于英娣是歌女和她面对第三者张爱玲的态度不象一般的妻子,比如誓死不离婚的汪东秀(胡适妻),所以,我把张爱玲视为胡兰成的第三任妻子。总之,身为有妇之夫,胡兰成没有任何约束,无论什么样的女人只要于他有用,他就会加以引诱并好意思公诸于众:“与秀美结为夫妻,不是没有利用之意。要利用人,可见我不老实。”逃到日本后,面对一个受丈夫冷遇的女房东他也乘虚而入:“一枝傍着我坐,我的手指搭在她露出的臂膀上,自己也晓得坏”。
   简言之,胡兰成比陈独秀、鲁迅和胡适更为恶劣和无耻。因为五四狂人虽然嫖妓,与人通奸,诲淫诲盗,但还有所顾忌,不敢象胡兰成这样将丑行写出来卖弄,并声称“原来人世邪正可以如花叶相忘,我做了坏事,亦不必向人谢罪,亦不必自己悔恨,虽然惭愧,也不过像采莲船的倾侧摇荡罢了。”
   胡兰成还象鲁迅一样评价“白蛇娘娘”并表示“要我做宁可做妖。”而冯梦龙所著的《白娘子永镇雷峰塔》本是警世寓言。但鲁迅胡兰成等却把警世寓言变成了言情小说,颠覆了故事的寓意,从而使其丧失了警世作用。法海和尚不容白蛇和青鱼以色相迷惑许宣,而白蛇和青鱼在法海和尚面前就象白骨精见了孙悟空,因此二妖得以被镇压在雷锋塔下。同情妖怪的鲁迅胡兰成算什么呢?但愿读者明辨正邪!
   不过,胡兰成自己也断定“我是政治的事亦像桃花运的糊涂。”依我来看,胡兰成的表现与五四狂人创建的反道德的“新文化”密切相关,要知陈独秀敬告青年的六条诸如“实利的而非虚文的”人生准则与古人遵循的“仁义礼智信”,古人看重的气节与大义背道而驰。所以,当汪精卫主张接受日本近卫首相提出的“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搞“曲线救国”时,胡兰成可以摇旗呐喊,但当陈壁君宁坐牢也不认罪时,胡兰成则可以写出中共笔杆子赶不上的媚共文字:“……中华民国三十八年三月,解放军渡长江,毛泽东的总攻击令,真真神旺,那文章令人想见周武王誓师孟津当年。”“解放初期,真的迢迢如清晓。我在《山河岁月》里所写的,一旦竟有解放军来证明,私心幸喜。我知道民间起兵有这样好,果然给我亲眼看见了。秧歌舞是黄帝的咸池之乐,周武王的大武之舞,汉军在九里山的遍地楚歌,与秦王破阵乐的生于今天。十月一日共产党国庆节,温州阅兵,所有组织都到,所有秧歌舞及绰龙舞狮子抛彩瓶俱全。抬着毛泽东的照片游行群众的队伍,共产军的队伍。看了那军容与武器,真真叫人感觉大威力。”
   胡兰成大谈的张爱玲在中共夺取政权后写的《小艾》、《十八春》则与红色文艺作品无异,但当她得以抵达香港后,便写出堪称反共小说的《秧歌》与《赤地之恋》。
   胡兰成和张爱玲都生长在五四“新文化”中,都推崇胡适鲁迅,也都没有做人的原则和文人的风骨,而是随机应变,既可拥共又可反共。
   胡兰成的文风让我想起余秋雨,他们的一个共同点是都能娴熟地借中华文化的表象来掩盖自己违背“仁义礼智信”的本质。遗憾的是六四屠杀后胡兰成随着张爱玲在中文界走红,成为麻醉世人的精神商品。
   “鲁门家将”
   如果不是获知“首都文学界纪念著名作家萧军诞辰100周年”,中共现代文学馆也在搞《纪念萧军诞辰百周年展》的话,我不会专门评介这位有“强盗的灵魂”的“鲁门家将”。但既然萧军现在又得到中共的吹捧,那我就有必要把对他的看法公之于众。
   萧红说:“做他的妻子太痛苦了!我不知道你们男子为什么那样大的脾气,为什么要拿自己的妻子做出气包,为什么要对妻子不忠实!”而萧军则告诉友人:“她在处世方面,简直什么也不懂,很容易吃亏上当。她单纯、淳厚、倔强、有才能、我爱她。但她不是妻子,尤其不是我的!” 而这两个同居了六年的“革命伴侣”都以鲁迅为导师!据称萧军曾问鲁迅: “我这野气要不要改?”鲁迅则回答 “不改”!
   两萧在鲁迅病死后都成为中共借美化鲁迅为“民族魂”来争取民心的工具,虽然两萧吹捧鲁迅的文章不实之处信手可得。比如在《回忆鲁迅先生》一文中萧红声称于三五年十月一日跟鲁迅夫妇长谈关于伪满州国的事情,“从饭后谈起,一直谈到九点钟十点钟而后到十一点。”但鲁迅当天的日记却说:“夜同广平往光陆大戏院观《南美风光》。”
   无论如何,两萧确实与鲁迅臭味相投。三五年,萧红的《生死场》和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就是在没有通过官方审查后在鲁迅的资助下以“奴隶丛书”之名出版。(这证明在中华民国有一定的出版自由。)也是那时,他们开始分别以“萧红”、“萧军”为名,据称含义为“小小红军”。因此,我猜测真正的出资人应该是苏共,毕竟当时以鲁迅为首的左联成员一直在中共的领导下配合延安苏维埃政权的需求搞红色宣传,而《生死场》和《八月的乡村》都可看成“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前者污蔑“旧社会”,后者宣传中共抗日。
   十八岁的张春桥(1917-2005)在读了《八月的乡村》后,撰文批评为其作序的鲁迅无原则地吹捧一本不真实的书。鲁迅则当即回以《三月的租界》,而萧军也写了《有所感——关于一本“不够真实的书”》加以反击。(想来张春桥自此秉承鲁迅作风。)在外敌入侵时,文人尚且投笔从戎,而军校出来的萧军不在东北抗日而是携带女友到上海投奔鲁迅当然应该受到质疑。事实上,在国民政府的五次围剿中快要被歼灭的共匪正是因日本入侵才借老百姓的民族主义激情,靠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而获得生机。鲁迅死后,萧军更是与在日本加入共党的胡风一起以鲁迅为幌子,继续在抗日后方从事抹黑中华民国的红色宣传,直到国民政府打败日本侵略者,他才回到东北协助中共抢夺胜利果实。
   四二年毛泽东第一次整治红色笔杆子时,萧军就在延安,其女儿声称:“毛泽东致开幕词后,请我父亲第一个发言……”想来萧军离了中共就无法存活,否则,很难解释他居然会在亲历王实味被整后还留在革命队伍里。总之,四五年八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他才随同周扬率领的“鲁艺文艺大队”踏上了赴东北搞红色宣传的旅程。
   一年后,中共东北局任命萧军为东北大学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这之后,东北局书记彭真安排萧军为哈尔滨各单位、机关、学校等作了六十多场的演讲,帮助中共欺骗群众。
   四七年初,在中共东北局宣传部支持、资助下,萧军创办“鲁迅文化出版社”, 创刊《文化报》任社长与主编职。
   志得意满的萧军在四八年致信东北局宣传部部长凯丰:
   凯丰同志: 多少年来,我留在党外,这决非从任何个人动机出发,而是从革命客观需要出发--这是我个人的认识--几次和彭真、毛泽东以及其他同志谈到入党问题,我在坚持这看法的同时也觉得自己思想、感情还未成熟,因此拖到如今。
   在我个人感到现在已是我走入共产党的时期了--主观和客观条件已经到了应该解决的时期了,因此我今天郑重提出,请求加入共产党,请你转达东北局,如何考虑给以回答。此信由舒群同志转达并托他口述一切。此致敬礼!
   萧军
   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五日
   此信证明萧军确实象鲁迅一样以作家的身份在党外为中共搞红色宣传。而每个媚共拥共的文人都会遭到恶报。如果不是早死,就会遭受迫害。萧军也不例外,他的上述入党申请不仅未得到许可,相反,还被扣上了“反苏、反共、反人民”的三顶大帽子,在全东北“解放区”内遭到点名批判。鲁迅文化出版社和文化报被停办,他也被撤消了一切职务,下放矿山“体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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