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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传珩:胡锦涛再三忧患为那般?

   日前,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胡锦涛再次强调,“我们越要有忧患意识,越要居安思危”。 这一“越要忧患”讲话,最近被国内媒体纷纷操作,有不少文章跟进、解读,刮起一阵“忧患”旋风。 中央党校党建专家叶笃初教授表示,此前讲忧患意识,多针对内部的诸多问题与不足,但现在对全球化时代的风险,估计得更足,与忧患意识有关的风险意识和挑战的意识再上台阶。他说,“在中央党校的高级干部培训中,越来越重视‘世界眼光’与‘战略思维’了。” 中共中央对全球化时代风险和挑战讲得越来越具体。比如在告诫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增多,发生这样那样的问题甚至较大风险的可能性不仅存在、而且很现实时,就列举了:发生非典疫情那样严重的传染性疾病,发生影响全局的严重自然灾害,发生亚洲金融危机那样的严重金融风波,发生世界性的能源危机。特别是发生国际反华势力纠集起来对中国施压的情况,发生重大“台独”事变等等。
   
   其实中共高层早在“16大”报告中就提出:“面对很不安宁的世界,面对艰巨繁重的任务,全党同志一定要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清醒地看到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带来的严峻挑战,清醒地看到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风险”。为此,胡锦涛曾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三要”,即“要保持头脑清醒,要增强忧患意识,要有矛盾尖锐、社会动乱的危机感”;反复强调“二必须”,即“必须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保持高度一致;必须体现出执政为民的宗旨”。胡锦涛还向全党警告说:问题和危机是客观存在的,是每天面对著的,而且是紧逼的。要常怀忧患之思,常怀自警之心。温家宝也曾表示,“我的脑子里充满了忧患”。去年春人大、政协两会期间,胡锦涛又格外引人注目的强调增强忧患意识。3月8日胡锦涛在出席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重庆代表团时,心事重重地告诫各级官员,“要增强忧患意识”。12日,胡锦涛又在解放军代表团再次强调要“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胡在两会这样重要的场合,两提“忧患意识”,神态凝重,意味深长。
   
   眼下,胡锦涛又借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之际再次强调:“越要有忧患意识,越要居安思危” 。这表明在研究部署2008年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时,中共中央高层正笼罩在强烈的“忧患意识”阴影下,所以要对全党频敲警钟:时刻保持忧患意识。对此新一期《瞭望》新闻周刊刊文说,多位接近决策层、关注中共中央动态的专家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强调忧患意识,有着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比如金融风险、能源危机、贸易保护主义等。而眼下,正是今年全国人大换届将至的高端政治洗牌期,社会矛盾尖锐,官民对抗,贫富悬殊,腐败严重,道德崩溃,党心民心涣散。如此同时,世界现代化进程高度整合来临,中国网络时代“我的地盘我做主”的“网络民主墙”运动与广大失地农民发出“我的土地我做主!”宣言的文革后“第二次农民自发土地革命”运动,风起云涌,席卷全国。最近,《南方周末》又将○七年度人物颁给民众聚集万人上街“散步”获得成功的“厦门人”,标志着中国集体维权时代到来的智慧性民主运动新模式的诞生;而刚刚发生的上海磁悬浮民众“散步”方式集体请愿,就是这种新模式的继续与蔓延。这种方式让人不禁联想起不久前,缅甸“藏红色革命”方式,包括闪电式抗议,互联网上的博客,抗议组织用于联络的手机短信,组织良好的、时散时聚的抗议小队等等行为,与以往由普通工人、学生发起的抗议不同,僧侣的行动禁绝一切政治性口号,不与当局派出的军警发生正面冲突,还自动在日落之前解散。这被普遍称之为一种民主运动的新模式。眼下中国从“我的地盘我做主”到“我的土地我做主”再到 "散步"方式的新式民众请愿,充分印证了中国民众回应世界现代化进程整合,实现财产权利与和民主权利为核心内容的内在要求。这种要求还表现在中国知识界对北京未能履行申办奥运人权承诺的抗议;右派群体纷纷上书要求平反与赔偿和国内外反右五十周年的高调纪念。特别是中共十七大前后,面对当前国内纷繁复杂的局势,党内左右两派不满现行政策的思想路线斗争狼烟四起;年前更有汪兆钧先生、郑存柱先生及郭泉先生等体制内外知识分子先后致胡、温政府要求政治变革公开信;最新又出现14070位中国公民署真名联名上书,敦请中国人大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北京资深媒体人凌沧洲先生不畏严寒发出:推进新闻出版自由,开放报禁刊禁网禁公开信,被称之为2008年伊始,呼吁启动新闻自由破冰解冻之旅。

   
   根据亨廷顿的政治发展理论,后发国家的政治现代化必然面临政治参与的扩大和政治制度化之间的矛盾。眼下,中国传统社会的管理方式与社会渴望变革的内在冲动矛盾激化,这导致了整个社会的政治发展危机,即管治危机、认同危机、合法性危机、参与危机、整合危机和分配危机在21世纪世界政治、经济社会的深刻变化和国内市场化改革在价值观和利益格局多元化发展的今天,中共意识形态已丧失了主导性地位,既无法解释现实,更不能包容由社会利益多元化所导致的价值多元化现实,由此也就导致了其执政价值观的紊乱与发展方向的模糊,其精神资源、政治组织、执政地位均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此据《半月谈》杂志公布的资料显示:在 “十一五计划”制订工作展开时,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课题组对来自国务院各部委、重点科研院校、主要民间组织以及国外大学、驻华国际组织的98名中外著名专家进行了调查。他们对中国“十一五”时期(2006年~2010年)可能影响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风险因素、风险领域以及风险冲击程度进行了种种预测和分析,得出2010年前中国面临的十大风险: 1、就业问题。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将处于供大于求的状态。 2、三农问题。农业几乎成为一个无利可图的产业,农民的收入基本停滞不前。 3、金融问题。我国储蓄率高,资本形成顺利,但是中国的资本市场和金融体系却长期不够完善。 4、贫富差距。我国的贫富差距已越过国际预警的“红线”。 5、生态与资源问题。中国面临着严重的环境问题,水污染、大气污染、土壤侵蚀以及水资源短缺已经严重影响人民群众的健康并限制了经济增长。 6、台湾问题。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台湾问题一直在朝着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方向发展。7、全球化问题。世界贸易组织的影响将通过其规则影响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深层次结构。 8、国内治理危机。治理危机包括腐败问题、法制建设问题、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党群关系问题、政府的法律权威下降问题等等。 9、信心和诚信问题。目前我国信用缺位直接造成国民经济生产总值的巨大损失,加大了金融风险,造成市场经济秩序混乱。 10、艾滋病和公共卫生问题。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中国人将远远超过目前预计的1000万人,可能会高达3000万人。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六大以来,各种矛盾和问题不断出现。党内干部严重贪污受贿、腐化堕落;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社会矛盾激化;社会保障制度滞后、弱势群体心理失衡;一些地区社会治安恶化、社会矛盾尖锐;政治、文化发展严重落后于经济发展,住房、教育、看病等矛盾尖锐,民愤很大。这些矛盾与问题,都对社会“稳定、和谐”构成挑战,特别是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平静的背后暗藏着综合国力的激烈竞争和世界现代化进程高度整合濒临城下的民主潮流。然而中共官员们却满足于GDP高增现状,不思反省,压制民众变革愿望。这就必然导致官民关系、党群关系严重对立,社会矛盾一触即发的危险期。
   
   综上一切因素加起来,正是胡锦涛不可避免地陷于忧患情结的真实原由。为此,他才会再三向全党发出忧患警告。
   (首发《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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