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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与中国复兴

谢谢各位,谢谢南航和《云中往来》的邀请。最早预备这个题目时,我不知道是否可能引起大家的共鸣,经过前几位主讲的发言和讨论,我很高兴看到广州知识界的朋友们都在关注道德、公义和信仰的话题,不管我们的观点怎样不同,但当我们说到“复兴”时,道德与信仰都正在成为关键词。   
   早先刘军宁老师倡言“中国需要一场文艺复兴”,我写过回应文章,谈到宗教复兴。今天也很感恩,有机会排在刘老师之后,让我继续来延伸这个话题。
   我很同意刘老师“从改革到改制”的提法。茅老师一开场就提到1840年。其实从1840到1989,我们看见这150年,中国人每一轮寻求复兴的努力,最后都是悲剧收场。那么今天又过了快20年,民间的人财物都开始鼎盛。奥运之后的中国,到底是迎来又一次的复兴机会呢,还是我们还要经历又一次的反复。刘老师的说法是“改制”,我的说法就是八个字,“改革已死,宪政当立”。这就是复兴的开始,是未来2、30中国的主旋律。
   什么是复兴
   以圣经的观念看,首先“复兴”关系到生养和治理。《创世记》记载神创造人类之后,“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这就是说,不生养一定不复兴,光生养不治理也不复兴。我结婚10年都没要孩子,原因很多, 但最主要的,是我不能确信一个族群在大地的延绵到底有没有终极的意义,所以十年都挣扎在这个题目上。但是,一个知识分子自称关注未来和中国的制度转型,关切政治、法律诸问题;与此同时,自己却不愿在这个国家要孩子,也不敢在这个国家生孩子。这里面个人生命与公共志向之间的断裂,实在可想而知。但感谢上帝,在2007年使我终于有了一个孩子,所以我跟“复兴”这个议题才有了真实的关系。

   其次,“复兴”的基本意思就是重生,重生的一个意思就是悔改归正。《新约》里有少数几处提到“复兴(restore)”或“重生(born again)”,在希腊文里其实是同一个词。《马太福音》里耶稣所预言的“万物复兴”,就是整个宇宙在恩典下的重生,人因着基督的十字架而被救赎,万物也因着人的被救赎,而从空虚中获得了意义,在历史的尽头一起从劳苦叹息中被赎回,这就是《圣经》所讲的一个“宇宙性的复兴”。刚才有个朋友说,“复兴”的提法不就等于要回到过去吗?但至少以圣经的观念看,“复兴”的意思并不是复古,所谓中国的复兴就是中国的重生,中国人的灵魂重生,和中国文明向着普世价值的悔改归正。“复兴”不是回到过去,反而是“回到未来”——back to the future。换句话说,复兴一定是和末世论有关的,也就是和你对世界的一幅终极图画的确信有关。没有一幅终末的图画,就没有今天的K线图可言;而没有K线图,还谈什么复兴呢。共产主义一度爆发出最大的历史驱动力,就是它以无神论的方式,模仿了基督教的末世论,所谓“共产主义”,不就是对一种特定的末世论的描述吗。
   所以中国要讲复兴,就一定要在离开共产主义之后,重新在人类普世价值的背景下,去看见一个新的、充满真正的自由与盼望的历史图画。对我来说,就是在基督教信仰中的那幅图画。对你来说,也一定会是个什么。
   或者你也可以用佛家的词汇来诠释,就叫凤凰涅槃。经过近代以来这150年,中国到底可不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完成这个凤凰涅槃,变成一个新的、但同时也不是革命式的、与一切传统决裂的那样一个新生命?这个我不知道。但我相信新约的《使徒行传》中所说,“主也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天必留他,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神从创世以来,借着圣先知的口所说的”。如果说到“繁荣”,今天中国的确很繁荣。但繁荣只是一种现象,而“复兴”在本质上是一种信仰。
   简单地说,圣经中谈到的“复兴”,就是生命与秩序的恢复与重建。
   我从十年的丁克一族,到如今开始生养,我的家庭就终于走在“复兴”的道路上了。因为我重新确信了生命的延绵在大地上的意义,这个意义如此真实,以至于胜过了一个共产党政权,也胜过了地上的一切政权。所以我对中国的自由民主的期望,可能和你不一样。对我来说,一个宪政中国,在任何意义上都不等于复兴本身,甚至不是自由本身,而是“回到未来”的一部分。如果今天开始谈复兴,说明我们有了这150年来都不敢有的一种眼光,就是我们的子孙到底何去何从?复兴一定和我们的后代有关,而不仅仅和我们有关。当你在族群和历史里寻找并获得生命的意义时,复兴这个词才对你有意义。
   关于中国的复兴
   下面我就中国的复兴,谈我的三点看法:
   第一,灵魂复苏与民族复兴。刚过去的这30年,中国做了一件事,就是试图确立真正的个人尊严。在这30年间,个人尊严的确立主要依赖于利益的驱动。所以中国有了市场经济和民间社会,把我们的私有财产团团围住了。而未来的30年,个人尊严的最终确立,不可能继续以财产权为核心。信仰必将取代利益,成为一个新文明的主要驱动力。第一步,是利益开始崛起,第二步是灵魂开始复苏,第三步才可能有文明的复兴。个人灵魂的普遍复苏,是这个民族复兴的前提。
   第二,不道德的“雄起”与有理想的崛起。一谈大国崛起或中国复兴,我就想到四川话说的“雄起”。“雄起”的意思就是无方向的和不道德的崛起。现在中国真是越来越富了,我在澳大利亚访问时,一个国会议员这样介绍他的一位同事:“胡锦涛先生访问澳大利亚时,他是我们国会里唯一没有点头哈腰的人。”也许这一幕,会让一个长期“落后挨打”的民族滋生出某种自豪感。但中国威胁论的确不是空穴来风,如果你看见一个缺乏理想的、并丧失道德感的人,变得越来越富,而且就坐在你家隔壁。你一定会越来越紧张,越来越害怕。
   所以谈中国的复兴,其实也有另外一层的意思:就是中国的历史已到了这样一个关口,卿本佳人,奈何作贼,它必须在道德上开始对这个世界负责任了。刚才鄢老师说,中国复兴的前提,就是先要把自己的事管好,不能对普世的自由秩序构成威胁。我极为赞同,这是一个民族的“复兴”所包含的,对人类社会最起码的责任,就是接受一个个人尊严和个人自由的成年礼。在“复兴”的意义上,没有内政与外交的分野,“不准干涉内政”的意思,就是不准自己复兴。复兴的意思,就是无论在任何意义和任何层面上,你都不能、也不应该对每一个人类的普世价值构成伤害。
   第三,有信仰的社会与有宪政的国家。中国的民间社会经过这30年,已积累了比政府、比共产党更多的财富,和比政府更聪明的头脑。但决定中国未来的,是民间社会还能不能积累出一个比政府更大的理想?你从16大报告读到17大报告,就知道共产党已经没有理想了。掌控这个国家的权力集团,今天连一点理想都没有剩下。所以中国的未来必定如此,也只能如此,那就是这个民间能否比这个政府更有理想?比这个政府更有信仰?比这个政府更有道德?
   一个社会性的复兴,就是“人人有财产、人人有信仰”。儒家说“礼失求诸于野”,现代文明在本质上就是一个“求诸于野”的历程。“民族—国家”是一个抽象概念、它没有信仰,它有信仰是很可怕的。但一个复兴的国家,一定是由无数有信仰的人组成的。没有一个有信仰的社会,也是可怕的。有信仰的人组成的国家,它的外观设计就是较好的落实了普世价值的宪政民主制度。换句话说,什么是制度?制度就是信仰的外观设计。
   从信仰复兴到立宪政体
   《旧约》中记载过一次信仰的复兴,以色列人亡国被掳之后,重新回到耶路撒冷,迎来了一次大复兴。这次复兴有三个要点,第一是“律法”,人们在废墟中重新发现了摩西律法。第二是“立约”,省长尼希米和文士以斯拉宣读和讲读律法,重申上帝与以色列人的约,这个约中有应许,也有咒诅。第三是“悔改”,人们听见律法就哭了,跪在圣殿重立的根基之上,认罪、祷告、哭号。
   这就是复兴的三个要素,我们的法律够多了,合同也签了不少,劳动合同明年开始不想签也要签。我们政府里的贪官和牢房里的罪犯都是全世界最多的。但真正的上帝的律法什么时候被发现,被承认;真正的盟约和宪约什么时候被确立、被遵循;真正的回心转意、谦卑悔改什么时候如火一样,落在这个族群当中,我们什么时候就复兴了。
   你读美国的独立宣言和《宪法》,可以清楚地看到,那绝不只是一个制度设计,那是美国人的信仰和价值理想的一个工业品外观设计,这个制度产品的背后是一个有信仰的社会,无数灵魂复苏的个人,导致了一个自由的和自治的政治国家。英国的清教徒运动,最后是君主立宪。美国建国之前半个世纪,被称为“大觉醒”的福音复兴运动,塑造了未来的美国立宪。纵观人类近400年的历史,凡是没有经历信仰复兴的国家崛起,最后一定出问题。而那些经历了信仰复兴的崛起,就构成了今天这个世界的主流文明。
   这是复杂的题目,我在这里只举4个人物的例子,勾勒出一个脉络。
   第一个是加尔文,他在日内瓦,日内瓦是新教改革的一个中心,他对基督教信仰最大的贡献,第一是以圣灵的内证,来确立圣经信仰的权威性问题,第二是带出了一个完整的世界观,即一个充满了上帝的至高主权与荣耀的宇宙与历史。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今天称之为“政教分离”的、教会与国家的关系问题。加尔文主义在政治学上的最大贡献,在我看来,就是在近代以来的理性主义国家观和国家主义崇拜、包括各种现代极权主义兴起之前,在人类历史上筑起了一道最坚固和最保守的防线。这条防线从日内瓦到苏格兰,然后从英国到美国。
   这一传统往下走,到了加尔文的传人、我要提到的而第二个人物,苏格兰的约翰•诺克斯。他被称为苏格兰宗教改革之父,苏格兰长老会之父,甚至苏格兰的国父。他把加尔文主义带到苏格兰,经过一两个世纪信仰的复兴与磨难,在那里产生了最伟大的苏格兰道德哲学,苏格兰启蒙运动,以及最伟大的教会之一、苏格兰的长老会。后来清教徒受迫害到了美国之后,长老会成为北美殖民地的立宪政府所效法的人类治理模式的对象。如果说法国共和国是对天主教会的一种模仿,那么美国的宪政就是对长老会的一种模仿。
   从苏格兰来到北美的清教徒中,有我要提到的第三个人,约翰•威瑟斯彭。他是普林斯顿大学的第6任校长,也是诺克斯的后代。很有意思,这三个人都是约翰(加尔文、诺克斯和威瑟斯彭)。威瑟斯彭也是独立宣言签署者中的唯一一位牧师。他的学生中出过一位美国总统,一位副总统,十几位部长,二十几位参议员,三十几位众议员。其中最出名的学生,是我要说到的第四个人,被称为“美国宪法之父”的麦迪逊。
   从这四个人物的渊源和传承中,你可以看到,从新教改革、清教徒的福音复兴,到美国的建国、立宪和崛起,这样一个从个人与社会的信仰根基,到立宪制度的外观设计的脉络。一直到1964年天主教徒肯尼迪当选总统,有人说这标志着美国清教徒时代的结束。但是从美国人的信仰在60年代跌入历史最低谷之后,新教信仰迎来了再一次的复兴,这一次从卡特当选总统以来,一直持续到今天。尤其是从里根到小布什这近30年,几乎与中国的改革时代是完全同步的。而美国福音派信仰的复兴,与它的社会政治经济的复兴,也几乎是同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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