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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权力暴虐的下跪

近读章诒和女士的《顺长江,水流残月》(香港牛津出版社2007年6月版,以下简称《顺长江》)和《五十年无祭而祭》(香港星克尔出版2007年9月出版;以下简称《无祭》),不能不让我再次震惊于毛泽东的霸道、流氓、阴险与残酷。与此同时,把章诒和笔下的记录与我读过其他反右书籍相对照,也让我再次震惊于中国知识分子在灾难突降时的惊惶失措,特别是那些有地位有威严的社会名流们,在毛泽东突然变脸之后的自相残杀和尊严扫地。毛泽东的流氓、阴险和残酷固然是最主要的原因,但知识人本身的丧失起码做人底线的作为,难道就没有责任吗?
   1957年5月中旬,毛泽东写下《事情正在起变化》并决定反右之后,毛却密令各级党组织加大动员鸣放的力度,让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充分表演了近一个月的时间,甚至在反右正式开始的前两天的6月6日,章伯均还在兴致勃勃地召集六大教授在全国政协文化俱乐部开会,讨论高等院校的学潮和教育体制问题,为平息学潮而出谋划策。但6月8日,风云突变,一场疾风暴雨百花残的反右运动在全国展开。
   毛一声令下,中共各级组织和民主党派闻风而动。中共统战部、各民主党派、特别是章伯钧所在民盟和农工民主党连续召开会议,揭发、批判以章、罗为首的右派反党联盟。1958年1月26日,民盟中央召开第十七次常委扩大会议,宣布对右派分子的处理决定,仅民盟一个组织里,中央一级大右派就有61名,被毛泽东钦定的章伯钧和罗隆基成了头号、二号大右派。即便像黄炎培这样备受毛泽东关照的座上宾,他的四个儿子也都被定为右派。
   我对《顺长江》中记录的大小会议做过统计,从1957年6月9日到1958年4月11日,统战部与民主党派共召开过大小会议64次,其中,章伯均、罗隆基所在的民盟开会次数最多,仅民盟中央整风领导小组召开的会议就有23次。每一次会议的参与者,大都是6月8日前参加鸣放、帮党整风的名流们。6月8日后,这些人分成截然对立的两部分,一部分是揭发批判者,占大多数;一部分是被批判者,占少数。作为大右派的章、罗等人,不得不面对一次次口诛笔伐,两人参加会议的全部意义只有一个,认罪再认罪,检讨再检讨,悔过再悔过。
   民主党派内的自我整肃结束后,心满意足的毛泽东才露面。1958年1月30日,毛泽东出席了在颐年堂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已经变成烂泥的各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悉数到场,他们参加会议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表达对毛及中共的忠诚。会议最后,照例是毛的总结发言,他对民主党派作了五点指示,并给章、罗等大右派保留了某些职务和物质待遇,以示其宽宏大量。但是,整肃并没有就此结束,中共又在大搞“交心”运动,逼迫民主党派必须人人过关。这就是毛泽东不同于斯大林的残忍之处:斯大林以消灭反对派的肉体为目标,而毛泽东不仅要消灭肉体,更要改造人的灵魂,也就是对被整肃者进行人格羞辱和尊严践踏。

   1958年2月27日,各民主党派共同作出进一步整风的决定;3月2日,民盟中央会议推出一份《自我改造决心书》,以号召全盟和其他民主党派向党交心,103位民盟大腕在“决心书”上签名。最为惊心动魄的“交心”在3月16日登场,堪称反右运动中中国各界名流集体表演的最华丽最宏大的“效忠秀”:在中共统战部的组织下,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名流们来到天安门广场,参加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广场召开的“社会主义自我改造促进大会”,会议通过了《社会主义自我改造公约》,并举行了效忠毛泽东的大游行。与此同时,许多积极要求加入中共的民主党派大人物被婉拒后,居然满心愧痛。
   接着,全国政协给章、罗等五十多名大右派弄到中央社会主义学院集中学习改造,其他民主党派的名流们则参加转变立场的整风运动,分为大鸣大放、大辩论、梳辫子(自我检查)和向党交心四个阶段。其中最为关键的一环是每个人必须以书面形式向党交心。在这场声势浩大的交心运动中,无论左右都要交心。在章、罗等五十多名大右派的学习改造中,“他们一共交出8840条。平均每人170条。交代最多有黄绍竑、顾执中,一人300条以上。中等的有罗隆基、储安平,一人200多条。父亲交代最少,30条。”在参加整风运动的人中,“左派里,交心最少的是吴晗,8条。交心最多的是邓初民,206条。右派里,交心最少的是曾招抡51条。交心最多的是费孝通,282条”特别是那些积极向上爬的左派们,主动要求自我检查,带头的是胡俞之、史良、吴晗、千家驹等(《顺长江》P85-86)。
   统战部在评价“交心运动”时总结说:“各民主党派在交心运动中,贴了大量的大字报,通过自我揭发和相互揭发,深刻地揭露了中间派同社会主义相矛盾的阴暗的一面,大量地暴露了中间派不符合六条政治标准的各种错误思想和言行。各民主党派在一般整风中,又对成员在交心中揭露出各种问题,作了分类排队,进行'梳辫子',大辩论,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帮助成员在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根本问题上,进一步划清界限,提高认识。总起来说,交心运动是民主党派成员的资产阶级立场和思想的一次总暴露,当然,从他们交出的问题看,表明他们中的许多人虽然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有了不同程度的进步,但是基本上没有抛弃资产阶级立场,这正是他们在右派进攻中向右摇摆、同情、附和右派反动言论的阶级根源。”(《无祭》P177-178)
   在毛的突然变脸面前,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的联盟瞬间瓦解,太多的自贬检讨,太多的口诛笔伐,太多的落井下石,太多的效忠表态,曾经亢奋异常的名流们旋即变成一滩烂泥。甚至于,像沈钧儒这样的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不仅在所有会议上公开表示效忠,而且他为了提醒自己不再犯错误,居然在衣袋里放一纸条,上书:“你是不是听党的话?你是不是听毛主席的话?你是不是走社会主义道路?你对人民究竟做了些什么事情?”(《顺长江》P89)怪不得章伯钧发出“都下跪去了。”的慨叹。其实,那些被打成右派的名流中,又有几个人没有“下跪”呢!区别只在于表态的早晚、积极与消极。正如章诒和所言:“如果章伯钧不是右派,他也得签名,也得游行。”(P84)是的,在全国共讨之的舆论狂潮面前,在人人过关的威逼面前,虽然名流们的交代未必是出于真心,但被迫的下跪也是下跪,跪一次和跪N次并无实质性区别。
   曾几何时,在章诒和眼中的父亲总是生气勃勃的,有野心、有能力、有人缘、有广泛的社会联系,从上世纪二十年代投身政治,见过大世面,经过大风浪,不惧大危险,在挫折面前从不消沉。更重要的是,章伯均早年加入过中共,后来脱党变成民主人士中的著名左派,与中共的关系一直不错。章早年加入过中共,后因脱党变成著名民主人士,且是民主人士中的左派,与中共的关系一直不错。抗日战争时期,在陪都重庆,章与周恩来的来往很频繁。抗战后期,国共冲突加剧,第二次国共合作已经名存实亡。在国共之间斡旋的主要是美国人和民主党派。为了调节国共冲突,敦促中共派代表参加国民政府的参政会,民主党派的六位代表于1944年7月1日前往延安,章伯均就是其中的一员(其他有黄炎培、傅斯年等人),中共当时对章的评价是:“数年来,为争取民主,反对独裁,不屈不挠,可谓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进步分子。”(《第三种力量与抗战时期的中国政治》,闻黎明著,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P340)1949年后,五十年代前期的章伯钧也得到中共支持,在政坛上也足够风光,既是交通部长、政务院政务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代表,又是民盟第一副主席、农工党主席。
   但章诒和说:一九五七年的春与夏,“对我的父母来讲,则亲历了由天入地的坠落。”(《正在有情无思间——史良侧影》)鸣放、整风时期,章伯均陷入重头收拾旧山河的幻觉中,飘飘然如在天上。他“八方游说,四处煽风,搞思想发动,搞组织发展。”真可谓精神百倍、全面出击。但自从章伯钧变成头号右派后,“面对时光流逝和政治失意给自己留下的阴影,父亲仍然缺少心理准备,同一个世道啊!国民党打击他多少次了,通缉他多少回了,自己都不像今天这样。”(《顺长江》P87)在《越是崎岖越坦平——回忆我的父亲章伯钧》的访谈中,章诒和也谈到了父亲的变化:“划右以后,他从一个忙碌的政治家变为孤独的思想者。从此,灵魂在自己躯壳里无法安放。以至那副躯壳对于灵魂似乎都是'异已'的。棋天跼地,拘手挛脚。肉体的不自由,伴以心灵的不自由。人作为'人'被有形、无形的外在力量所剥夺。……除了被批判和被抛弃之外,父亲一无所有。”
   《心坎里别是一般疼痛——忆父亲与翦伯赞的交往》一文中的章伯钧,不仅消沉、沮丧,且心中无底、惶惶不可终日。民盟的揭发批判会开完了,他居然还要请民盟的老同事来家里给他提意见。他和妻子商量好一个请到家里来提意见的名单。邀请发出后,章一直在忐忑中等待。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民盟的周新民、楚图南、郭则沉、萨空了等人来了。据章诒和回忆:来的人“个个呆坐着,呆到连眼珠都不转一下,好似庙里无言对坐的泥塑菩萨。”冷场了好半天,才有萨空了的讲话,提的意见全是鸡毛蒜皮的琐事,其他人也是敷衍了事,附和一下萨空了。无非是说他因最被中共信任而骄傲了,不严肃了,个人主义了,在民盟内与罗隆基勾心斗角。还有就是爱逛旧书店,爱玩古董,玩物丧志了。
   等这些来敷衍一下的人们走后,章诒和发现:“茶几上摆放的玻璃茶杯里的茶水,几乎都是纹丝未动:满满的,亮亮的,绿绿的。”昔日同事的冷淡让“父亲苦闷而沮丧,目光散散的。其实,父亲真的是想听取意见,内心隐藏着被理解的渴望,但民盟的这些老友什么也没给他。他感受到的是敷衍、搪塞、疏远和冷漠。父亲太可怜了。”
   章伯钧送走了民盟的人,他还是惶恐,希望“请这个历史学家分析分析我现在的问题。”于是想起了老朋友翦伯赞。他打电话请翦伯赞,翦答应来。章诒和说:“一有电话铃响,父亲就竖起耳朵听,听听是不是翦家打来的。隔了两、三天的样子,翦家的电话来了,说是当日下午来看章先生。父亲按捺不住兴奋!内心积攒了无数的话,无数个问。他自己要问个彻底,也要翦伯赞说个明白。”“翦伯赞下午没有来。父亲坐不住了,东张西望,来回转悠。后翦家打来电话,说:晚上才能来。”
   翦伯赞终于来了。翦到底是跟随周恩来多年的中共老党员,对毛泽东的心思了如指掌,一语道破了章伯钧被打成右派的原因:1949年后的毛、章关系,不再是平起平坐的盟友,而是君臣了。章伯钧却看不透这种变化,居然还要与老毛平起平坐。
   毛泽东煽风点火之后,悠然地作壁上观,看着社会名流们进行自相厮杀了。其中,有些名流是坚决拥护中共的左派知识分子,在鸣放时的言论也平淡无奇,反右开始时批判别人的言论却尖锐激烈,但最后也难逃那顶右派帽子,像费孝通、黄药眠、陶大镛等人皆如此。
   在毛泽东号召大鸣大放时,民主党派和知识人团结一致地宣泄不满,而压力一来,便纷纷反戈一击,矛头所向不再是执政党,而是自己的同类。受迫害者不仅被全社会当作敌人口诛笔伐,而且他们之间也进行疯狂的相互攻击,落井下石成为力求自保的社会名流们的惯用手法,有太多的所谓“罪证”都是几个人、甚至两个人之间的私人谈话,被某人揭发出来,就成了罪证,很多右派的帽子是知识人扣在知识人头上的。这些落井下石的自相残杀,尽管大都出于被迫无奈,出于自保的本能,但带来的结果却是一样的残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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