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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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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裁不变,谣言不止!
·开幕式-独裁美学的精华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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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为什么发动鸣放和整风——我看反右之一


   虽然,此前我看过不少反右的书籍,也读过《毛泽东建国以来文稿》中涉及反右的第5卷第6卷,但读了章诒和女士编著的《五十年无祭而祭》(香港星克尔出版2007年9月出版;以下简称《无祭》),还是给我新的震撼。全书收录了沈志华、章立凡、徐庆全、谢泳的研究成果,篇篇都是以研究反右的重头文章。特别是沈志华先生的长文《从波匈事件到反右派运动》,堪称反右运动研究中的经典,大量的一手史料和精当的梳理,基本理清毛泽东从鸣放转向反右的基本脉络。
   1956年-1957年,毛泽东从鼓励鸣放转向反右,前后大致有一年多的时间;从号召整风转向反右,不到半年时间;那么,如何理解毛泽东的这种转向?二者是对立的还是连贯的?是“引蛇出洞”还是“突然转向”?是阴谋还是阳谋?直到今天,仍然众说纷纭,每一种说法都能从毛泽东的言行找到依据。
   丁抒倾向于“阳谋”,朱正、章立凡倾向于“阴谋”,但三人都认为整风就是为了“引蛇出洞”,聚而歼之。而沈志华先生不同意“引蛇出洞”的说法,他认为鸣放、整风和反右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过程:“毛泽东最初提出整风,是希望通过‘和风细雨’的方式打击执政党内脱离人民大众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接着想要借助党外知识界的力量完成这一任务。后来转入反右派运动,却变成‘疾风暴雨’的方式打击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和社会上一切对共产党不满的言论和行动,而运动后期的整风,则是在整个社会进行一场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党内整风转为全民整风。其中只有一点是贯彻始终的,即所有这些运动的目的都是为了巩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无祭》P50)
   我认为,众说纷纭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研究者忽略了以下几点:1,在民主制下的法治社会,统治者的权力要受到多种制度约束,其个人性格和价值偏好对政治决策的影响也要受到极大的限制,不可能为所欲为。而在独裁制下的人治社会,统治者的权力无法得到制度化约束,其个人性格和价值偏好对政治决策的影响很大,甚至就是决定性的。2,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是高度独裁(个人极权)的人治社会,毛个人的喜怒哀乐对政治决策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是毛泽东最突出的政治性格,翻云覆雨、朝令夕改是毛泽东的一贯作风,今天和昨天不同,甚至上午和下午都不一样,前后矛盾之处比比皆是。3,绝对权力纵容着毛泽东的狂妄性格,使毛拥有了翻云覆雨的资本,毛本人曾公开宣称他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在中共党内,也只有毛一个人可以翻云覆雨、朝令夕改,因为他拥有绝对权力,是绝对真理的化身;他金口玉牙,怎么说都有理,完全相反的说法也都有理,无人敢公开反对。4,为了保持至尊的权力,毛泽东敢于突破任何界限,可以罔顾党纪和国法,可以践踏道德底线,其胸怀之狭隘,手段之老辣,心志之残忍,均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无论是整风、双百还是反右,毛的目的只有一个:巩固中共的独裁地位和他个人的绝对权力。所以,毛在1956春-1957年夏的自相矛盾、翻云覆雨,皆是从这一根本目的出发而根据他对局势变化的主观判断为依据的。他认为整风双百可以提高他在国际共运中的地位,也能够重塑他在党内的个人权威,他就号召整风双百;他认为整风双百已经危及到他的绝对权力和政权,他就发动反右。所以,在关于毛发动反右的动机解释中,相互对立的观点才都能在毛的讲话和批示中找到依据。
   毛泽东鼓励鸣放和发动党内整风是真心的,他是想借此达到国际和国内双重目的。
   首先是毛泽东争夺国际共运领导权的野心。斯大林死后,国际共运出现领袖空白,莫斯科的中心地位也随之动摇。这就给一直觊觎国际共运领袖地位的毛泽东提供了机会。毛为了打破国际共运的“莫斯科中心论”,为填补斯大林死后留下的领袖空白,为争夺国际共运的领导权,他开始与赫鲁晓夫较劲,苏共与中共展开一场“解冻”(或称“自由化”)竞赛。
   在苏联,斯大林死后,先有马林科夫的“新路程改革”,对内,经济上,减少重工业的投入,加大发展农业、轻工业的力度,放松对日用消费品的价格控制;在政治上,放松镇压,缓解恐怖。对外,改变斯大林时代对东殴各国的压制政策,修补被严重损害的与东殴各国的关系,为在斯大林时代被迫害被排斥的东殴领导人恢复名誉和地位,特别是为1948年被共产党情报局宣布为叛徒的铁托恢复名誉。紧接着,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震惊世界,反对个人崇拜和抨击政治镇压,为冤案平反和恢复名誉,放松意识形态控制,使苏东各国出现了“解冻”局面,一场“非斯大林化”运动在社会主义阵营蓬勃展开。苏联的解冻带来波兰和匈牙利要求改革的大规模社会运动,甚至一度导致两国最高领导层的改变,波兰改革派领袖的哥穆尔卡当选波兰党总书记,匈牙利改革派领袖的纳吉重新执掌总理大权。为了缓解苏东之间的紧张关系,苏共还发表了“苏联政府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但是,两国的改革浪潮最后以苏共出兵镇压而告终。
   在中国,经济上,以赎买的政策而非全盘没收的方式进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引起东殴国家的注意和好评,并将之称为不同于苏联模式的中国模式。外交上,中共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受到东殴各国领导层的好评,比如,匈牙利的著名改革派首领纳吉就推崇中共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将之视为“民主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之间”相处的基本原则。政治上,1956年6月13日,中共宣传部长陆定一在《人民日报》上关于“双百方针”的文章,得到东殴各国的党内改革派和知识分子的强烈关注,获得普遍的好评,让东殴各国的改革派和知识分子备受鼓舞。九月,中共利用召开八大的机会,邀请所有东殴国家的共产党派代表团列席。会议期间,中共领导人与东殴各国领导人密切接触、加强关系。比如,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先后会见了匈牙利改革派领导人雅诺什•卡达尔。八大后的10月1日,卡达尔再次受邀率领代表团参加中共建政周年庆典,中匈两党的关系似乎进入了蜜月期,以至于,当11月初苏联军队开进布达佩斯时,匈牙利的改革派人士和知识分子还认为中共站在他们一边,其中的很多人甚至前往北京驻布达佩斯大使馆寻求庇护,自然遭到拒绝。即便如此,东殴各国的改革派和知识分子仍然把中共看作“非斯大林化”的圣地。因为,“波匈事件”后,中共非但没有收紧,反而更加放松,毛泽东仍然不顾苏共和中共党内的强烈反对,继续坚持“双百方针”,发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大力号召党外人士鸣放和帮党政风。但东殴的改革者不知道,毛泽东的所谓“开明”恰恰是为了“引蛇出洞”。 (参见程映红:《毛主义和中国模式在东殴和北越的影响》,载于《当代中国研究》2007年秋季号)
   其次,毛泽东借助党外的力量来重塑自己在党内的绝对权威,如同他当年通过延安整风把自己变成党的权威一样。中共八大前后,毛已经感到,在党内,自己的威信在下降,自己的主张很难推行。与之形成对比,刘少奇的威信节节上升,并掌控党内的实权。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上,刘少奇作政治报告强调集体领导,邓小平作修改党章的报告重申反对个人崇拜,八大通过的新党章取消了“毛泽东思想”(苏共一直不承认“毛泽东思想”的提法)。虽然取消“毛思想”是毛本人主动提出的,但毛并非真的想这样做,而是为了试探臣子们的忠诚,没想到刘、邓等人假戏真做,而且还得到中央委员们的赞同,这不能不引起极度迷恋绝对权力的毛的高度警惕。
   所以,那段时间(八大前后),毛颇为失落,屡屡放风要辞去双主席(党主席和国家主席),在八大预备会上谈,接见外宾时谈,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谈,与《人民日报》负责人谈。他谈到自己是个“逢双不吉利”的人,在中共历史上的第二次、第四次党代会上落选中央委员,第六次党代会上没有进入政治局;他谈到历史上三次左倾路线时期自己受到的各种处分。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上宣称:我准备在适当的时候不当党主席了,请同志们给我一个名誉主席。他还自称:我老了,只能“跑龙套”了,唱主角的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无祭》P154)1957年4月30日,毛正式提出不再连任国家主席,党内似乎无人上书挽留,而党外人士黄炎培和陈叔通则在5月1日上书挽留。毛在挽留信的批语中感叹道:“这个国家已经推不动了”,“我仍存在,维系人民的个人威信不会因不连任而有所减损。”所以,毛希望通过整风和双百来发动党外力量来打击党内官僚主义(也就是刘少奇为首的党内实权派),重塑他个人在党内的绝对权威。
   尽管,由于反右,毛以反官僚主义为名、行打击刘少奇之实的目的没有达到,更由于1958年大跃进的失败,使他在1959年不得不用辞去国家主席,并在接下来的七千人大会上出面承担抽象的责任,毛、刘分歧也在大会上公开化,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内务实派的威信大增,而毛泽东代表的党内浪漫派的威信则大幅度下降,要不是林彪在最后一刻挺身救主,毛在七千人大会上很难下台阶。对此,毛一直耿耿于怀,寻找机会搬到刘少奇。他先是在59年打到了反对大跃进的彭德怀,1957年的“党内官僚主义”变成了“党内的修正主义”和“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反右派变成了党内反右倾。倒彭是为了达到双重目标:既为了让林彪取代彭德怀掌管军权,以酬谢林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挺身救主,也为了瓦解反大跃进的党内联盟,向刘少奇等人发出敲山震虎的警告。尽管刘少奇等人助纣为虐,帮助毛打倒了彭德怀,但刘少奇在恢复经济上的成就,在毛看来对其独尊地位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这才是毛毅然发动文革,用更大规模的全国性群众运动打到刘邓,“党内官僚主义”也随之变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基于以上的背景,毛泽东的“双百方针”和帮党整风,受到苏共和中共党内多数的一致反对,也就是赫鲁晓夫和刘少奇的合力阻击。赫鲁晓夫本人对毛的“双百方针”极为反感,也拒绝毛的人民内部矛盾的提法,他指示苏联的报刊不要报道这方面的内容。1957年4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西洛夫访问北京,在会谈中至少两次直接表达了对“双百方针”的不满,他说:苏共无法理解为什么竟然允许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在报刊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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