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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文中学二三事

   (澳洲)非智
    小学毕业后,根据当时的教育政策,我被划分到厦门七中,从初中到高中毕业,大约有5年时间,我在这所中学就读。厦门七中的前身是同文学院,后又改为同文中学。学校建在同文顶上,据说此山顶原名为寮仔后,因同文学院而得名, 故此称为同文顶。
    同文顶临近海边,面对鼓浪屿,在鹭江道旁,校门口有108个台阶,从山顶直直而下到鹭江道,在我印象中,台阶有三、四米之宽,从鹭江道往上望,还颇为壮观。学校另有个校门,是通往小巷。走入幽深的小巷,你会惊奇地发现,两边却有着高宅,甚至警察所,青年会也躲在小巷里。小巷幽深而曲折,不知路的人,会在七拐八转之后,迷失了方向,钻到不知何处的地方。小巷还有个特点,它拾级而上,一条小路后,就有几个台阶。顺阶而上,又进入一条不同名称的小巷。每日,我就从家里穿过中山路,进入小巷,七转八拐的赶到学校。
    我还记得,夏日里,每到黄昏,小巷人家就会坐到家门口纳凉。男人多穿背心,一条宽松的短裤,拖着人字拖,三两个在巷边家门口泡功夫茶,女人则穿着自制的睡衣,拿着芭蕉大扇,坐在小竹椅上,二三人闲聊碎语,尤其是有些人家,还把吃饭小桌搬到家门口,一碟瓜菜,几条酱油小鱼,还有海瓜子,就着稀饭,呼噜呼噜津津有味地吃晚餐。这在当时,是厦门特有的市井风情。
    也许是海边人的缘故,厦门人喜欢穿人字拖,方便又舒服,故大人和小孩多啪啦啪啦拖着拖鞋,在大街小巷里逛。中学时,学校严禁学生穿拖鞋入校,但是仍有些学生偷偷穿拖鞋到校。这不仅是拖鞋舒服,还有个原因,很多时候,同学们一下课,就直奔码头游泳,穿拖鞋最为方便,省却了脱鞋的功夫。我也是喜欢穿拖鞋到校的同学之一,常常穿着拖鞋啪啦啪啦在小巷响,校门口常有检查的老师,一旦发现学生穿拖鞋,便会即刻没收。故每每快到校门口时,我就将拖鞋脱下,放到书包里,赤脚进入学校,到了教室,才又悄悄掏出穿上。只有班主任或段长之类的老师会严管学生,一般任课老师,则会睁一眼闭一眼。学校规定学生不能穿拖鞋,但没说不能赤脚,所以,常会看到赤脚的同学,在教学楼走廊里,摇摇摆摆地走来走去。这好像是初中时的事了,到了高中,开始注意个人仪表,所以,多时穿着整齐,再少看到赤脚或穿拖鞋的同学了。

    我们教学楼的后边,有块巨石,人称望夫石,有几级石阶可以上去,旁边有个国民党留下来的碉堡,看起来完好无损。国民党曾企图从这里阻止解放军登陆厦门,却没有成功,从碉堡完整无损的样子看,显然,大势所趋,国民党是不战而退,单靠几个碉堡,实在是无法阻挡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不过,这个在巨石边的碉堡,却成了我所喜欢去的地方。每逢课间休息时,我就会同几个好同学上这巨石,钻进碉堡,看鼓浪屿景色,或在里面闲聊。到这儿的同学不少,当然,全是男生,有时,个别同学还会躲在碉堡里抽烟。直到有一天,一位瘦瘦小小绰号叫“尼克松”的同学,不知何故,从这块望夫石上摔下来,学校才宣布学生不得到巨石和碉堡上去,我们也从此在课间休息时间,无聊地站在教室外的走廊,望着往往来来的女同学,窃窃评论,嬉笑私语。“尼克松”摔下来,送到医院竟没事,现在想来,也是奇迹。只是没有人命关天的事发生,所以不久,又有同学爬上这碉堡,学校似乎也不再加以禁止了。
    老师中,我能记得的其中一位是施老师,教我初中语文,中等个头,背有点驼,讲国语时一口晋江腔。他古文讲解的很好,我喜欢听他的古文课。他同我关系不错,一是由于我历来语文读得较好,二是他有个妹妹嫁到我所住的那楼里的一个厂医家,有时我会在我家的过道上碰到他,所以,关系也就自然接近许多。初中毕业后,原以为他会继续教我语文,但他告诉我,我高中的语文由别的老师教,我问为什么?他开始只是说,学校的安排。后来,他去探望他妹妹时,在过道里碰到我,站着同我聊天,告诉我,由于他只是大专毕业,不够资格教高中班的学生。从那天起,我才知道,原来学校还有这样的规定。
    教高中语文,同时也是我的班主任的黄连祥老师,则是我记忆最为深刻的中学老师,这不仅是他教我高中语文,更多的是他后来成了我的同事,我们竟在同一个学校教书,所以,从关系上说,他既是我的老师,也是我的同事。黄老师写得一手漂亮的板书,这是我最为敬佩的,我的书法极差,我一生为此遗憾。黄老师矮矮胖胖,一张祥和的脸,他出生世家,父亲是有名的侨领,家境优裕。我记得他为人耐心,不轻易发怒,尤其是对我这个有点调皮的学生,挺有耐心。记得一次,为一小事,我与同学争吵,放学后,他将我留下,问明缘由后,他不予批评,而是细心开导,并赠了一句我终生不忘的话,“要小事糊涂,大事聪明。”到目前为止,我虽还很难做到“小事糊涂,大事聪明”,但在我的心里,我还是十分感激他予以的教诲。
    那时正值“文革”时期,常常出现学生反老师现象,称为“反潮流”。尤其在“黄帅事件”之后,更是提倡大破“师道尊严”,向“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开火”,于是,敢于向老师提意见的学生,常被视为“反潮流”者。我记得有个姓李的邻班同学,特有自己的思想,而且敢说敢批,曾贴过他的班主任和年段领导的小字报,在同学中引起很大纷争,有的说他厉害,有的说他“傻头”。不管是“厉害”还是“傻头”,这位李同学实在红火了一阵。刚巧高中毕业之前,1976年“文革”结束,于是,原有的观念又回来,被批判的,变成了批判者;反潮流的,成了逆潮流者,一切都变了。在毕业前夕的一天,我见到李同学一人坐在学校办公楼的楼梯口,神情呆呆愣愣地,手里还拿着一张纸,我不觉好奇,问他为何呆坐这儿,他扬了扬手中的纸说,“你瞧,这鉴定怎么写的?”那张纸是他的毕业鉴定。在那个时期,毕业鉴定对于一个将走出校门,进入社会的毕业生关系重大,所以,同学们都很在乎鉴定所写。在李同学的鉴定里,他的班主任,一位对教学十分认真,严厉有学问的老师,实事求是地提到他具有“反潮流”思想和挑战精神,当然,这在“文革”结束后,已不是令人欣慰的表扬了,而是明确地让看这鉴定的人清楚,这是个“刺头”。当年,毕业后能到工厂当工人,是最为骄傲的事。李同学毕业后,没能到工厂,却到一家卤味店上班,想必这卤味店招工人员认为,同卤料打交道,再刺头的人,也无关紧要,所以,就将他招了去。那时,能在城里有个工作已很不错,我的同学毕业后被招工,有去卖鱼、卖肉或卖菜的,比之我下乡当农民,还是强多了。
    三十年过后,听说,这位李同学从此一直同卤料打交道,而且在此行业闯出名来,自创了独到的卤味,在厦门开了几家分店,并已到上海开他的连锁店去了。若当年他被招工到工厂当工人,说不定现在早已下岗闲呆在家,真是福祸不由人。
    考入大学后,我再也没到过同文顶,不过,每次从鹭江道经过,总不免要抬头看看在108个台阶上我曾就读的中学,顺着这高高而上的台阶,我可以看到,在这同文顶上留有我许多的记忆和对往事的回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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