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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一枭(余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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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雨荷:由《还我汪精卫》一文所想到的(自由圣火首发稿)

任雨荷:由《还我汪精卫》一文所想到的(自由圣火首发稿)
   (自由圣火首发稿)
   文章摘要: 汪精卫是民国奇人,他叛国前心事重重,既不是贪生怕死,又不是去为升官发财,而是下定决心去抓烫手的山芋。那么这样一个复杂的人物,撇开他的大节我们不能原谅之外,他的平日为人是否一无可取呢?或者,透过他的私德,我们能不能有所发现呢?

   作者 : 任雨荷,
   發表時間:1/31/2008
   一
   互联网上,真是无奇不有。
   某日上网,读到一篇《还我汪精卫》的文字,首先大吃一惊。在我这一辈人,说到汪氏,谁人不知他乃遗臭万年的汉奸头子?他是头顶生疮、脚底流脓的恶人,已经盖棺论定,谁人吃错了药,替他评功摆好?就算他有早年刺杀摄政王、后来又有追随孙中山从事国民革命的名声,但那统统是投机革命;至于"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总理遗嘱》,假如真是出自他之手,那也是他当时的职责所在,岂能借此在他脸上贴金?
   怀着好奇之心,我把余樟法先生的这篇大作拜读了一遍。读毕,肃然动容,掩卷沉思。
   陈述历史,应该以法的精神,秉持公正原则,也就是以善恶道义标准评判人物是非。然而我们中国的文化传统,是以亲疏定是非,以成败论英雄,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这是中国特有的价值观。此种价值观是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政治统治下形成的,它源远流长,根深蒂固,深入人心,已经变为我们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模式和文化心理。
   在中国传统的极权主义社会、也就是高度政治化的社会里,"有了权就有了一切"。由于政治的本质是权力,而权力的本质是利益。所以在激烈的、残酷的、血腥的权力争夺中,胜利者出于"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的心理,必然要竭力否定失败者,彻底摧毁失败者的道德形象,消除其社会影响,以巩固自己的权力基础和树立自己的道德优势;同时借此观察各种社会力量的反应,以便确定人们的忠诚度。因此否定政敌的宣传运动的实质是对胜利者的效忠运动。把失败者越是说得一无是处,就越能迫使人民对自己效忠,自己就越有安全感,权力越牢固。在这样的背景下,御用文人写的历史,就是政治宣传:成功者通体光明,失败者一无是处——,或者干脆人间蒸发,让他在历史上不留痕迹。假如某人一旦被定谳为大奸大恶——尤其是犯了不忠不孝的重罪,那么举国上下对他口诛笔伐,让他臭不可闻、臭名远扬,永世不能翻身;他的身前身后事业理所当然地一概不足取;这也是中国特有的
   "一人犯罪,满门抄斩"的株连法的异曲同工。所以以政治立场写历史,历史肯定走样变形。
   道德、法律与政治不同。法律是体现社会公平与社会正义的国家机器,道德乃是体现善恶标准的普世价值。因此人们说,道德是最高的法律,法律是最低的道德。道德和法律的基础是客观真实。写历史,抛开政治偏见,面对客观真实,体现法律和道德精神,才能对后人提供经验教训,促使社会向着正确方向发展。
   二
   回想我自己开始读史书,正是毛时代。毛时代乃是中国史无前例的高度政治化时代,政治挂帅至于极致,根本藐视客观与真实,道德和法律堕落为政治的奴仆和婢女。权威学者叙述和解释历史,统统以意识形态利益而取舍,以偏执的情绪化立场和实用主义态度而随意改窜增删史实,历史已毫无客观性科学性可言。当意识形态正浓时,我们读现代史,乃是囫囵吞枣,听其言而信之;后来信息封锁渐渐失效时,我们忽然发现正史正论中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的种种论述和论断,破绽层出不穷,前矛后盾相互抵牾者随处可见;于是乎我对正史正论,听其言而敬而远之,自己另辟蹊径,钩沉拾遗,比较考证,结果明白了很多真相。可以说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撰修的中国近代现代史,简直是一塌糊涂、一团乱麻,真真假假,是是非非,令人无从判定。
   例如上世纪的抗日战争,我们原先只知有平型关大战,有地雷战和地道战,有毛领导的人民战争夺取抗日战争胜利。后来发现这并不是历史的全部,因为还有台儿庄大战,有淞沪会战,有二百多名国民党将军捐躯抗战疆场,等等。再后来,竟有毛泽东多次在日本访客面前发表"感谢日本皇军侵略中国"的言论披露于世,石破天惊,国人无不愕然!由此对抗日战争全景及内幕,人们更加是一头雾水。
   有了以上的"立此存照",我因此对令人眩目的"还我汪精卫 "几个字不再大惊小怪,不立刻视它为洪水猛兽,斥它为左道旁门,而是以平常心,"奇文共欣赏,异义相与析"。
   三
   抗战前夕中日关系、国共关系、国民党内主战主和派关系、中共内部莫斯科派和国内派关系、日本国内鹰派鸽派关系、中苏中美国际关系等等波诡云谲、扑朔迷离;日、蒋、毛、汪之间,利益冲突,意见分歧,错综交织、纠缠不清。然而战争终于爆发。当此时刻,凡我中国人皆应义不容辞、责无旁贷,奋力抵抗侵略。即便要做种种的政治斡旋,亦有基本的底线和立场。因此上,哪怕如余樟法先生所言,汪氏是"另有隐情",即深怀悲天悯人的救世济民的初衷,有减少战争给国家人民的灾难的动机,由重庆飞到沦陷区,组建南京政府的,但他终归是同侵略者合作。欲与虎谋皮,结果乃是为虎作伥,此为不争之事实。就算他不是因贪生怕死、为升官发财去当汉奸,也无法为他洗刷罪名。历史已然否定了他的"曲线救国"。是历史的阴差阳错,还是汪精卫性格的鬼使神差?那都无关紧要,总之他的叛国之罪不可恕。
   余樟法先生又拿汪氏与明朝的袁崇焕相提并论,恕我直言,有点荒谬。大是大非,不可糊涂马虎。
   余樟法把汪精卫比作袁崇焕,倒令我想起了希特勒的亲密战友、纳粹的二号人物赫斯。赫斯反对德国与英国开战,私自驾驶飞机到英国打算做政治斡旋,结果两面不讨好,被英国监禁终生。如果说汪精卫和赫斯有相同之处的话,那就是二人都自作聪明,其实是不折不扣的愚蠢。依我看,汪精卫应该和法国的贝当相像。身为法国一战英雄的贝当将军,在国家危亡之际回国受命组建政府,德军兵临城下,他以抵抗只是徒然牺牲人民生命为理由,向德国求和,随后成立傀儡政府,助纣为虐。盟国战败后,贝当接受叛国罪审讯,被定罪判处死刑。戴高乐以其年老为理由,减刑至终身监禁。法国的史学家,叙述历史清清楚楚,所以没有人替贝当喊冤叫屈。
   汪精卫与贝当,可以说是难兄难弟,有惊人的相似。只是中国人对自己历史的讲述,主观随意性太强,结果造成人们思想的极度混乱。余樟法的文章,或许可以说是对意识形态的谎言历史的不正学风的某种反弹。风头火爆的电影《色,戒》,也可以作如是观。
   四
   如今,人们对改窜历史的行为早已经腻味了,也受够了。"尊重历史"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同,人们现在正在一点一滴地恢复历史事实的真相。比如林彪曾被钦定为"叛徒卖国贼",虽然现在没有为他平反的迹象,但是新近官方出版的十大元帅画像,久违的林彪也身列其位了;缕述他军事才能的文章也不时地见诸报端。张学良在官方史书中一向是通体光明的大英雄,现在也有文章提到了他的另一面。人们明白,历史人物同样是复杂的,他的性格和事业也是有多个侧面的,大家终于变得宽容和客观一些了,变得有理性了。我相信,将来会有一部秉公持正的真正能够尊重历史的《中国抗日战争史》问世,那一定会有很多惊人的史实摆在我们眼前,历史的黑匣子一定会被彻底打开,廓清久已盘踞在人们心头的迷雾。但是我也相信,为汪精卫摘除"汉奸"头衔的呼声,不可能被史家采纳。他犯了叛国重罪,不可能翻案。
   正好看到《炎黄春秋》杂志上有署名徐培培的文章:《汪精卫的汉奸之路》。徐文对这一段历史公案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作了详尽介绍,肯定了汪氏有一流人品,否定了他的投敌叛国。对于客观事实,徐文和余文几乎没有什么出入,但二人的结论却大相径庭。看得出来,余文强调的是动机,所以要"还我汪精卫";徐文则注重效果,故而认定汪精卫的汉奸罪名不可免。我以为,评判事情,当然应该以效果为主;假如以动机论人论事,那就能够轻而易举地把罪犯论证为英雄,把英雄论证为罪犯。因为一个人的行为,可以有多种不同、甚至相反的动机来做解释。动机的这种不确定性就决定了它不能作为判断客观是非的标准。对历史和现实发生作用和影响的,是人的行为的效果而不是行为的 出发点。自然,动机不是不重要,应该努力把动机和效果统一起来,那是细致的工作,要去伪存真,实事求是,客观公正,从蛛丝马迹的现象里透视问题的本质。因此法官对罪犯量刑,动机也是一个考虑的因素。
   《汪精卫的汉奸之路》一文后面有一个跟贴:"只有以求真的态度,而不是大而化之意识形态了事的态度,我们才能真正了解历史,并从历史中学习。汪精卫,绝不是汉奸二字可以打发。只有如此细细探寻真相、梳理历史,我们才对得起那些曾经为国家为民众作出努力和牺牲的人们,我们才能真正进步并摆脱野蛮和落后。"这是对的。
   汪精卫是汉奸,不过对他一生为人的其它方方面面,却不该一笔抹煞。
   五
   汪精卫是民国奇人,他叛国前心事重重,既不是贪生怕死,又不是去为升官发财,而是下定决心去抓烫手的山芋。那么这样一个复杂的人物,撇开他的大节我们不能原谅之外,他的平日为人是否一无可取呢?或者,透过他的私德,我们能不能有所发现呢?
   《还我汪精卫》里使我惊讶的,乃是作者对汪氏人品的介绍。汪精卫相貌才华一流,生活作风却异常严肃,不抽烟不嫖妓不赌博不酗酒不贪钱不近女色,生活象清教徒,被人称为"道学先生"。婚后一直严守一夫一妻的准则,从来没有外遇和桃色新闻。他的为人之道、待友之道、处世之道,恪守原则,遵循道德,是仁义礼智信的标兵。
   作者评论汪氏"是一个不怕死、不爱财、不好色、不恋权的人";作者称赞他有"忧民忧国的悲心、救民救国的婆心、存亡续绝的苦心、无私无畏的金刚心!"有"反对专制的革命精神、民生至上的爱民精神、无私无畏的奋斗精神、视死如归牺牲精神、忍辱负重的奉献精神、勇于担当的圣贤精神"等等。
   所有这许多褒扬,不无过甚其词之嫌,但是作者列举了很多事实根据予以支持,可以说大体都能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尤其是他的反对专制和民生至上理念,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教义吻合。可悲的是,在"民族"大节上,他却背弃了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原教旨"。
   汪精卫在日本病逝时,日本首相小矶、前首相东条英机和前首相近卫文吕等人赶到医院向汪精卫的遗体告别。特别是前首相近卫文吕在汪精卫的遗体面前默默站立了一个多小时,是作秀?有必要么?我倒是同意作者的分析:近卫对汪精卫深怀愧怍、负疚之心。近卫曾与汪精卫约定"和平条款",最终却在鹰派压力下食言而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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