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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学者之死与一个社会的死亡

   
   
   这些年来听到自杀的故事和新闻实太多了,这个社会每天都有为了种种无法排缱的郁闷,不可化解之结症,陷于绝望而选择自杀的人。当然,多数是被生活逼得活不下去和被人逼得活不下去而自杀的。有交不起学费而自杀的学生,有看不起病经不起疾病折磨而自杀的患者,有冤无处伸而自杀的访民,更有那些拿不到工钱而自杀的民工。我常常想一个人要自杀,特别是那些跳楼自焚十分痛的苦方式,是非莫大的勇气而不能的。但是他们既然有杀自己的勇气,为什么没有一点反抗逼他们自杀的社会和人呢?所以看了听了这些自杀的新闻和故事后,只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最近听说一个人大的教授在其天命之年,学术鼎盛之际写下遗书平静地跳楼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阅读网上文章和看了他的生前之作,使我对他的死有了另一种感悟。
   
   

   余虹教授的一生经历并不丰富从读书到教书,虽然任教于数个中国名牌大学,但看得出他并非是于当代社会与时俱进的人,为自己的职称升迁和金钱甚至女人用心的人。也不是为自己能在官府衙门行走而沾沾自喜的人。当今中国大学,早已不是学术自由,人格独立,开风气之先的庙堂学府,而是一个斯风扫地,尔虞我诈,弄虚作假,男盗女娼,谋才害民的“聚财堂”。在这样一个环境下,稍有一点独立精神,稍有一点治学态度,稍有一点做人良知的人,是不屑为伍的。虽然余虹之死没有遭受任何直接的不公和迫害,但是现实的环境对他的生活却形成一种巨大的压力。他说过“在一个诞生不了大师的民族,这种历史的空间更是非常有限”。因此,我们可以感受到象余虹这样的知识份子,除出打开书本生活在昔日那些大师提供的思想空间以外,他合上书本是难以呼吸校园内那种腐臭的空气的。他时时处处感到的只是对他生命的压迫和精神的窒息。他作为一个有着自由思想的学人,虽然和专制环境不共戴天,但却没有承担道义,冲破黑暗,改天换地的勇气。于是他说出:“拒绝一种生活也是一个人的尊严与勇气的表示,至少是一种消极的表示。”我们应当承认拒绝确实是一个人的尊严和勇气,因为这和那些不义不公社会的附庸来说,对那些营蝇苟狗生活的人来说,他表达的已不仅仅是个人的尊严和勇气,而是一种让人肃然起敬的道德立场。他和那些为了个人的一点利益,把中国的高等学府变成权力者可以任兴而为的妓院,和在妓院里接客为娼的师长学子,又是何等样的高大。因为这是一个没有英雄也产生不了英雄的时代。在一个没有英雄的时代,余虹只想当一块“对恶没有激烈反抗却有持久拒绝的石头,一块对善没有悲壮献身却有耐心执着的石头。”他的拒绝和执着最后以死来完成了。他选择了一个极为平常的时间,在12月5日的中午,他从他的十层楼的住宅窗口从容地跳下去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余虹的自杀和那些因遭受不公和冤屈被生活逼迫自杀的升斗小民不同,他生活在象牙金字塔的高等学府,既没有遭受不公,也没有遭受生活的逼迫。但是他仍然和那些小民一样选择了自杀。但分析起来,余虹所遭受的压迫是和贫民百姓是有共同之处的,平民百姓自杀感受的是生活的痛苦和逼迫,文人学士所感受的是文化上的痛苦和逼迫,和举世皆浊我独清的无法排缱的孤独。但二者均是制度性的迫害。余虹之死使我想到,80年前也在中国的高等学府的清华大学,中国的一代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纵身跳入昆明湖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在遗书上写道“五十之年 只欠一死,经次世变 义无再辱”。1927年的民国之自由空气与今社会是无以类比的。那个时候自由是多与少的问题,现在是有无的问题。当年王国维先生在中国兵荒马乱之时,在中国文化衰落之秋,作为文化人他痛不欲生,于是绝尘而去。虽然对王国维的死众说纷纭,成为一场历史的公案,但他的死总是一种“不降其志,不辱其生”的精神,今日余虹之死其精神格调是不分仲佰的。二代中国知识份子的命运竟然如此的相同,真是中国的大悲哀。
   
    一个人要选择死不是一件易事,选择死而不选择反抗,这是一种自戕文化,这样的文化虽然以生命换高洁,但乃是生不出希望的文化。当一个社会从平民到学者都感到活不下去而自杀时,这个社会也在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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