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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有没有改掉“社会主义”?

    今年元旦,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发表“新年贺词”,题为《共同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与往年贺词相比,已经连续多年提到“和平”。强调“和平”,显然是为了缓解世界各国对“中国崛起”的不安,这种不安,与其说是针对“中国崛起”,不如说是针对“中国崛起”的方式。

   这种“中国式”的崛起方式,以高速的经济增长和更高速的军事增长为主,没有民主政治,没有人权保障,与时代潮流格格不入;而在国际上,中共与西方国家对立,为独裁政权或“流氓国家”背书,更为国际社会所忌。中共仅仅在口头上强调“和平”,实难以取信于国际社会。

   贺词提到即将举办的北京奥运会,当做2008年的大事。在国内媒体的渲染中,北京举办奥运会,成了“中国崛起”的标志,成了“中国人扬眉吐气”的庆典。这或许是。但在亚洲国家中,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国,早就举办过奥运会,实在不稀罕;何况中国是大国,早就应该有这样的机会;大国中,即便是最僵化最声名狼藉的前苏联,也早就举办过奥运会;中国为何耽误至今?倒是应该自省。

   贺词提到“将隆重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指的是,1978年,中共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提出并开始“改革开放”。当时的背景是,中共执政29年,政治运动不断,国民经济崩溃,中国严重倒退,与世界差距空前拉大。“改革开放”的目的,就是要改变中国落后于时代、落后于发达国家的局面,赶上时代、赶上发达国家。

   30年过去了,从直观上看,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城市里,高楼大厦林立,尽管“豆腐渣”工程不少;街道变宽,高速公路更多更长,尽管处处塞车;农村人大量涌进城市,尽管依然是“二等公民”;富人族成批崛起,并到世界各地一掷千金;军人不断更换制服和装备,令人目不暇接……

   “改革开放”的目标中,有一些,大概超乎意外,如经济增幅和财富积累;另外一些,则远远没有达到,如“农业机械化”,连影子都没有。最值得争议的,是邓小平当年念兹在兹的“科技现代化”,30年下来,中国“科技发展”,更多地体现在军事上,而且大多模仿俄国技术,其中有些还是俄国老旧的、过时的技术。中国本身的技术创新,仍然处于世界末流。由于坚持与西方对峙,或“六四”屠城后遭西方制裁,中国从西方引进的,都不是核心技术,而是皮毛。这一切,使中国经济增长,主要建立在“引进外资”和出卖“廉价劳动力”的基础之上,即,始终没有摆脱粗放的增长模式。

   外资,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起点和关键。而30年间,中国引进的“外资”,早期以港资为主,后期以台资为主。如果没有香港和台湾这两个橱窗,所谓“改革开放”成就,至少要打一半以上的折扣。而香港和台湾,恰恰是当年共产党旗帜没有插到的地方。可以推想,如果当年红旗也没有插上中国大陆,今日中国大陆,或许处处都是台湾,都是香港,都是新加坡,那样的中国,如果不是世界第一,还有谁可以居其上?

   说到未来,胡锦涛在“新年贺词”中强调,“继续以改善民生为重点”,“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这个被称为“五有”的宣示,表明,尽管“改革开放”已经30年,号称“成就巨大”,但许多中国民众的基本生活、教育、医疗、居住等,仍然没有得到保障。

   强调民生,是为了回避民主。实际上,“民生问题”,再过一百年,都存在;即便当今发达国家,也还存在“民生问题”,只是,与中国相比,其中的程度与意义大不相同。民生不能代替民主,民主可以促进民生。这类简单明了、并经许多国家证明的真理,中国最终无法回避。

   胡锦涛在贺词前发表的另一篇文章(载《求是》杂志)中说:“改革开放决不是要改掉社会主义制度。”在这里,如果胡锦涛所指的,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制度”,如“公有制”之类,那么,毫无疑问,它早就被“改革开放”改掉了。(当然,可以留待争议的是,以“公有制”和社会福利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在中国,或许从来不曾有过。)

   实际上,胡锦涛所说的“社会主义制度”,指的是中共“一党专制”,那么,当然,它丝毫没有被“改革开放”所改掉。然而,这正是当前中国的最大问题。举凡中国社会道德滑坡、官场腐败、司法不公、贫富分化、为富不仁、仇富心态,等等,其总根源,都在于制度。一党专制、不受监督与制衡、没有公开与公正的现行制度,是中国“和谐与发展”的最大障碍。

   仅仅是数量上的增加,绝不代表一个国家的真正发展和进步。邓小平路线,是对毛泽东路线的修正,但局限于仅仅在经济上。任何后继领导人,如果要让中国前进一步,唯一途径,是进行政治上的修正,即,修正邓小平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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