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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兆钧现象

   
   
   张三一言
   
   我认为出现了汪兆钧现象,这个现象可能具有非比寻常的划时代意义。

   
   [ 一] 、异议由体制外进入体制内的状态
   
   一个重要讯息:汪兆钧所发的言论出现是经历了一个漫长发展过程。这种言论和诉求由被贬称为刁民、暴徒、群氓者发展到民运维权等异议群,近年发展到体制内边缘化失权高官,现在发展到可算是位高权不太,但未被体制边缘化的体制内省级高官(虽则是名誉性的省政协常委)。其重要意义在于前述异议言论发展基本上是体制外的;失权高官虽则还在体制内,但是,事实上或主观上他们都被现掌权者视为“异类”,其言论与在体制外没有什么差别。现在汪兆钧是货真价实“体制内”的:汪兆钧有官方身分,可以在官方讲坛发出声音──标志着要求政治民主改革的异议已经由体制外发展的体制内。
   
   当然要看到,这不是绝对的。因为共产党完全有能力把汪兆钧(们)边缘化。若把汪也边缘化,极可能发生如此效应:边缘与近心结合。这个结论是根据前述发展趋势和现状得出的:因为更重要的是汪兆钧边缘化后,会出现更近中心的汪兆钧们。于是失权高官群、前汪兆钧们、后汪兆钧们联盟,这联盟必会有增无减 。而且这个联盟和社会异议者联合是理所当然的事。
   
   当然我们不能过于乐观。汪兆钧(们)被像高智晟郭飞雄等被打压下去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但是,即使如此,有一点是十分肯定的:汪兆钧必然为末来划时代事件创造了良好条件。我为什么如此乐观地肯定呢?那就要请大家回头看看了。我们看看共产党五六十年统治中对被它视为敌人者的打压效果就可知了。共产党对根本不冒头的、未冒头的、刚冒头的政治异类打压消减了多少!这种打压,多数颇收一时之效。最近,除了对体制外异议异意网站打压绝不手软外,对体制内媒体打压更没有放松,例如对付有自由思想的“南方”。但是,事实告诉我们,旧的被打压下去了,新的又冒起;更重要的新冒者比旧失者更多、更广、更大、更强;即使汪兆钧被打压了,情况也不会例外。对专制制度来说,异议犹如恶性癌细胞,一旦进入了专制体制人就极难控制,向体制内各方面扩展是迟早的事。
   
   [ 二] 、跨进了民主政治改革机熟期
   
   近来我们很常听到“改革到了无法回避的时候了”、“改革时机成熟了”等等说法。可惜一般都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理据。这次出现汪兆钧现象,又有人重提"改革时机熟了"的判断。我同意这个判断,现在试提出我对此的理据。
   
   从中国近五六十年历史看,一批知识精英软骨了、从人间蒸发了,这时人们已经身处专制独裁统治中;经一个酝酿过程一批又一批硬骨的新生精英产生了,时至今日人们看到改变专制独裁的时机──民主政改时机到了。当体制内、外都汪兆钧化,胡皇温臣们被汪兆钧们包围的时候,就是政改日子到来之时。从这里可以看到,祈求专制独裁者发善心自愿自觉去实行民主政改是白日梦。改革之所以出现,是人们以道德、政治正义…等意识型态软力量以及组织力量向统治集团进犯,给予强大压力,这时才会出现统治者违背自己意愿被迫进行政治改革的可能。汪兆钧做的正是这样的工作。他根本就没有任何硬力量,但是却能震撼武装到了牙齿的专制治者,靠的是什么?不就是被一些所谓"自由知识分子"鄙视的道德、政治正义…等意识型态软力量!当前正是道德公义遭到压制,丑陋和无耻大行其道之时,汪兆钧做的就是倡扬道德公义,压制丑陋和无耻的事业。大家不妨想想,人在体制内,把法轮功问题正式的又放到台面上来,这要多大的勇气啊。正如鲍彤说的,“在当今万马齐喑的中国,这位汪先生的胆识真是非常可贵的,他不仅有这样的认识,有这样的良心,而且将这种良心付诸于行动,这是最善意的举动,这是最难能可贵的,这也展现了中国人尚未泯灭的良知。值得我们每个人去反思、去效仿。”
   
   民间软力量压力的压力会伴随促进统治集团内部分化。汪兆钧现象本身就是这种分化的表现。相信这种分化扩展蔓延下去。可见,道德、政治正义确…等意识型态软力量的压力是现实统治集团分化的可行途径之一;而这种分化又进一步增长软力量压力,产生良性(对统治者来说是恶性)互动发展。分化本身就是强大力量,由思想意识分化到组织分化是一个必然过程,也是一个压力强化的过程,也可能是政治改革由“想”到“行”的过程。
   
   能否看到这样一个启示?个案维权与政治维权的区别在哪里?汪兆钧现象我们可以认识到:当维权只涉及一个个独立者的利益不及他人时,这是个案维权(这是应该的维权,也是维权者的权利,我完全支持)。当维权在维护自己个人权利同时也维护了别人权利、当维权是维护所有人的权利时,我们叫这种维权是维护公民权利。公民权利需要每个来维护,只要你维护自己公民权利 ,同时也维护其他所有公民的权利;同理,当你维护别人的公民权利也就是在维护自己的权利。所以,我们要维护经济权利也维护社会政治权利;维护物质权利也维护精神权利,经济物质权利才有保障。大家都来进行这样的维权,才可以推动社会进步。汪兆钧做的正是"维护公民权利"、"政治维权"。汪兆钧现象宣告了反对“政治维权”的破产。
   
   当“维护公民权利”、“政治维权”进入到体制内时,从思想角度看,可以说,民主政治改革已经开始发酵了。(注意,这只是思想角度,实质的、有形的、程式的政治改革并没有出现)但是,事理发展的逻辑是:思想发展极可能导致某些人的行动,个人行动发展极可能导致有形的组织出现。所以可以说是接近政治改革了。
   
   因为道德、政治正义已经跨入体制内,“维护公民权利”、“政治维权”进入体制内,且在蔓延扩展中;因为体制内出现了思想分化,随着来的可能是组织分化;所以,我说“跨进了民主政治改革机熟期”。
   
   [ 三] 、专制制度过度到民主是软着陆还是遇海啸?
   
   上面我已经涉及汪兆钧现象可能的发展。汪兆钧本人认为,自己这封信只是开了个头,短期内还会有人站出来。“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在国内会越来越热,这时我应当撤兵,我不应当挡在前面,我还是要搞经济的。”“ 给胡温一个契机,结束中华民族的痛苦。”
   
   张杰连认为:汪兆钧发表公开信的社会后效应的扩展给胡温带来的震撼,可能比公开信本身还要感受强烈。
   
   鲍彤说:“社会总是要进步,讲话的声音会越来越大。这种呼吁是不可能被抑制的,只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强。”
   
   张鉴康表示,汪兆钧先生不仅是中共体制内的官员,而且是一个中产阶层的企业家,这就使得他发出的声音具有很大的冲击力、影响力和震撼力,层面很宽阔,余波会继续蔓延、波动,延伸至更远、更广、更深的层面。来自体制内、民间、军队等等对公开信的巨大民意认同与共识,向胡温示出了一笔巨大的政治财富。胡温若失去驾驭其中的机会,那么必然就要调过来去承受它的反压。
   
   这些朋友都是从善意和期待专制制度过度到民主是软着陆说话的。但是,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一个朝拜西柏坡、政治制朝鲜的胡锦涛,遇到的是一个绝对反民主的贪污腐败敌视民众的党。中国由专制制度过度到民主到底是软着陆还是遇海啸,有待时间给出答案。不过我认为软着陆的可能性不大。
   
   以上说的是汪兆钧现象的的正面现象,也是汪兆钧《致胡温公开信》的正面意义。
   
   (《自由圣火》首发)
   
   2007/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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