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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学渊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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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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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文革: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

    研究文革的专家宋永毅先生主编的《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下称宋编《文革集体记忆》),已经由香港田园书屋出版,把历史刻在光盘上,把教训印在白纸上,对国家、民族,乃至对中国共产党都应该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好事之徒」皆成「好史之徒」

   四十年岁月流逝,文革参与者已步入晚境,当年的这些「好事之徒」,大都受到过不公正的待遇,至今仍然耿耿於怀,於是各种回忆纷纷出炉,各流人物殊途同归,皆成「好史之徒」。然则,着史必着「信史」,求诸各种证据和成理之言,方能令后人信服,「集体记忆」更能避免个人回忆发生的片面性。

   对於文革的研究,可达琐杂至碎的程度,如《吴法宪回忆录》说戚本禹送了一套《红楼梦》给毛女李讷,旗手江青却以为戚要勾引她闺中待字的女儿,於是将原本亲信的山东小老乡关进了大牢狱.像这样的荒唐无由的个别事件,充斥於中共后期漫无章法的历史中,既无法编年,又无法列传,有心者不妨以古人「拾缀」的方式撰之。

   宋编《文革集体记忆》则能在千头万绪中,以「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革?」举纲张目。其中王若水的《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朱正的《反右派斗争是流产的文化大革命》,谭天荣的《新中国与「文化大革命」》,王年一的《一个运动是另一个运动的原因》,都是把握了历史切入点的近年好文。

   已故王若水先生,是毛泽东难得喜欢的青年哲学家,可是小人物并不为之惊宠,却把毛泽东想当世界革命领袖,急於求胜而速败,激起党内分歧,引起文革的经过,鞭辟入里地道来。王年一先生是国防大学的政治教授,据说还有少将军衔,他因爱党而责党非毛,有他自己的边际和分寸。而谭天荣抓到了文革的实质是「毛泽东反对共产党」,这位当年善辩的北大青年「极右分子」,老来依然有光采。

   毛泽东迷住了共产党的心窍

   马克思主义对於史学有一个简单的区分,凡求诸於社会、阶级的根源,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而证之於个人或心理的根源,则是历史唯心主义.王若水说:「换了别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中的任何一个)处在毛泽东的位置,虽然也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是不会发动文化大革命却是可以断言的。」这似有唯心之嫌,却又千真万确.毛泽东迷住了共产党的心窍,那就不管它过去牺牲了多少志士仁人,也不管它管制人民如何凶恶应手,在文革中也只能是甘受「红太阳」灼罚的死狗一条了。

   宋编《文革集体记忆》诸文皆曰,在「七千人会议」上受到刘少奇挑战性的批判,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直接动因。我以为,他之能够发动文革,还有中国封建道统为其铺路。所谓「道统」即是「尊卑」和「民本」的相辅相成,前者构成等级秩序(「治」)的基础,后者则为人民的反抗(「乱」)张本,结果便是治乱相循有始无终.毛泽东假借「造反有理」整肃政敌,挂名却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实在是成功地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孔孟之道结合在一起了。

   毛泽东一身兼「独裁者」和「造反头」两种脚色,作家李劼的《毛泽东的文革,在毛天下与党天下之争中同归於尽》一文说他「既是秦始皇,又是陈胜吴广」。说来,中国共产党是毛泽东的「器」(工具),中国大众也曾是毛泽东的「本」(基础)。「本器相合」可以打倒国民党蒋介石,就是所谓「文化大革命」。那个「五四」青年毛泽东,晚年为个人泄恨,盗用文化革命的旗号,施行了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宣导过的暴力行径。

   中华民族经过无数治乱循环,只有治术数量的添增,没有制度质量的提升。在传统的「君臣」伦序之上,又舶来了「群众、阶级、政党、领袖」革命阶梯理论,为「毛泽东尊、共产党卑」奠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法」基础.只须认同这种中西合璧的尊卑伦序,毛泽东调动造反大众把共产党打翻在地,也就无可指责了。然而,这千百(或亿)万民众的参与,难道都是为了毛泽东一人的意愿吗?

   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

   宋编《文革集体记忆》的「人民文革论」诸文,内容虽然尚有争议,却部分地解释了这个问题:究竟是毛泽东利用了人民,还是人民利用了毛泽东?「人民文革」雏论为已故学者杨小凯提出,刘国凯着文《人民文革论》认为:「人民文革所指的是文革期间的群众反抗运动,内容包括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要求平反、争取生存权利和冲击共产党统治体制等等。故人民文革又可称之为文革反抗运动。其存在时间是从一九六六年深秋至一九六八年夏。」

   在二○○六年举行的「文革四十周年讨论会」上,反对「人民文革论」的主要见解是,毛泽东发动的政治运动,不可能为人民所用,所谓「打着红旗反红旗」,不过是参与者事后的自慰而已。而作家郑义在《趁机造反》一文中说:「许多具有民主思想的人士……说民众只知道巴黎公社,而不具三权分立等现代民主思想,并以此来否定其反抗专制的意义.这是很遗憾的。时至今日,中国大陆争取民主自由的社会运动还要在现有法律框架中进行,只能说「维权运动」,尚不敢称之为「民主」运动,更不敢挑战极权制度,提出诸如「三权分立」文革口号,如此,怎么能苛求四十年前的先行者。」

   文革史专家丁凯文的《周恩来与林彪文革作用之比较研究》,宋永毅自己写的《一个被掩盖了的文革周恩来形象》,则把周恩来的伪善、残暴揭露无遗.一九六六年「红八月」,亦是他担任着名暴力组织「西纠」的「顾问」之时,北京一千七百七十二人被红卫兵打死。他不仅是红卫兵掘瞿秋白烈士墓的主使人,还对刘少奇留有「此人该杀」的批示。

   文革一筹莫展之时,内讧必起,林彪先与江青反目,最后与毛泽东翻脸。在「本器俱伤」之际,一九七一年林彪更是死得其时.毛泽东从神坛坠落,军心民心一举崩溃,殃及无辜,天怒人怨的文革就此进入尾声,只待刻薄寡恩的毛泽东的死期来临.毛泽东握有发动文革的「神权」,而世间的「神权」又都是「人授」的,刘少奇、林彪,乃至巴结无比的周恩来最后的淒凉下场,也都是他们自己「造神」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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