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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金樓——“右派情踪”(34)

    朱金樓先生是浙江美院老教授,美術評論家。

    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鬥爭之前,他曾有過幾年短暫的美好日子,其時學院還未遷院,座落在西湖中的孤山南麓,近側即是西湖十景之一“平湖秋月”,連接著孤山是桃紅柳綠的蘇、白二堤。孤山上有許多古文化舊址,有清朝藏四庫全書的所在文瀾閣。後來的省博物館和省圖書館即建於近處。尚有聲聞遐邇的西冷印社,陳列有東漢三老碑諸古石刻。人們蘊藉在古今文化氣氛中。

    五○年代初的朱金樓,三十歲左右的壯年,教學、著文,習畫並雕塑。他擬塑一尊曹雪芹筆下《紅樓夢》中第一俏麗人物晴雯像,要在人間找一個活晴雯作為模特兒,於是物色到了浙江省越劇名旦張茵小姐,在若干個年月朝夕相處中,朱金樓對張茵,眼觀手摹,等到塑像告成,他倆也成為佳偶了。蘇白二堤及孤山處處都留下了他們的足跡!

    一個春日,我和哥哥昌谷在平湖秋月旁的湖船上,見朱金樓和張茵時時隱現於白堤的怡紅快綠中,張茵身穿淡綠色旗袍,白鞋,打一頂藕合色遮陽綢傘,粉裝玉琢,體態輕盈,襯托著朱金樓的樸實倜儻風調,好一對神仙眷屬!這一印象給我的深刻,竟歷經半個世紀尚在!

    自朱金樓被打成右派後,這一對神仙眷屬,究竟經不起政治風浪的考驗,成了怨偶,不久也就離婚了。佳人歸了沙吒利——張茵與當時的浙江省文化廳副廳長張某結了婚,並且還帶走了與朱金樓所生之子,小名叫做毛毛的。張茵仍然活躍在藝壇上,而且榮任省越劇團團長。她與張某生了一個小公主,取名巧鴻,巧鴻雖沒有母親那般俏麗,但她比母親有學問。成年後的巧鴻,畢業於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任《江南》雜志編輯。九○年代初,巧鴻成了我的朋友。

    相比之下,朱金樓的遭際與張茵可謂天差地別。右派本來就受孤立,加以別無家庭成員,他越顯得形單影隻,且不能再從事教育工作,所有的研究、著述工作也都被逼停頓了,只能做一些與本職毫不相干的半體力勞動。“文革”開始,他所在的浙江美術學院發生很大的變化,當時已遷在城內南山路,這裡成了省的無產階級革命司令部,早經停課,鬥爭比別處尤為激烈、殘酷。院內如潘天壽、吳茀之等教授也均被關入“牛棚”。學院且成了全國群眾串連時的臨時旅館、食堂,“牛棚”中的“反動份子”隨時待命,被拉出來示眾。他們有特別的帽子,在帽子上書明姓名、反動身份(如“反動學術權威”,“走資派”,“特務”等等,不一而足)。在進餐中,將這批“牛、鬼、蛇、神”集中一處,讓革命群眾圍觀,向他們丟擲骨頭、菜皮以取樂,像耍猴一樣。我哥哥周昌谷的英年早逝,與這一折磨和摧殘有關。朱金樓在遭受這些非人待遇中,變得更沉默寡言了,身體也更為衰弱了。

    浙江美院的革命熱潮,發展到紮根農村,徹底遷移到桐廬分水縣,算是達到高峰。在叢山中的分水縣建立校舍,全體師生都搬到新址,且親自動手蓋房,雕塑系的師生,個個上屋,成為“稱職”的泥瓦匠。但在文革後期,又絡續返回杭州,就這樣被折騰著。至於這批新老“反動份子”,尤其是右派,是最先下鄉,也是最後才允許回城的。其中朱金樓,要到八○年代初期才最後返城。他早早被人遺忘了。

    我再見到朱金樓時,是八○年代末,在孤山文瀾閣的偶然相遇。他對我發表在《徽學通訊》上的幾篇考証文章表示讚賞。“徽學”是一門近年來才興起的學術研究,較偏而專,地方色彩較濃,不像《紅樓夢》“紅學”那樣普遍受人注目,因此我對朱金樓的閱讀之廣之微,甚為驚訝、欽佩。

    九○年代前後,朱金樓已到了古稀之年,大約深感老境凄涼吧,他與蘇州大學一位女教師結了婚,女方只有四十多歲,過去的婚姻情況我不清楚,但據說人很漂亮,而且學有專長。

    朱金樓這次的婚姻並不幸福,他幾乎沒有家庭生活,女教師仍居蘇州,很少到杭州,朱金樓也沒有離開自己的久居之地到蘇州與她同住。連朱金樓的緊鄰金冶先生也只見過女方一面。據張巧鴻告訴我說,女方對朱金樓沒有感情,她只是為了到美國去,恐怕單身女性容易遭到使館拒簽,找個老者結婚是她的策略,作為幌子。

    女教師到美國以後,與朱金樓就幾乎沒有關係,音訊隔絕!大約在一九九二年,朱金樓重病住院,在醫院照看他的,是他唯一的親子毛毛。垂危之際,巧鴻奉母命,到醫院看朱先生,送了一束鮮花。朱先生見到這位面龐略肖當年張茵的女兒,老淚縱橫,微弱地說了一聲“謝謝”。據巧鴻說,那位在美國的女教師,在朱金樓病逝後,曾回國處理遺物,取走了朱金樓所有的書籍、繪畫及全部遺產。巧鴻對朱金樓沒有給侍奉病榻之旁的親兒子一點遺產,一件紀念品,表示不解和不平。我想,朱金樓也許沒有想到自己一下子會死,他還憧憬來日的家庭生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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