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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冶——“右派情踪”(33)

    在五○年代中央美術學院華東分院的教師中,被人稱為“三金”的三個教師,職務地位都較高,教學和畫藝也都是佼佼者。這“三金”是朱金樓、金浪、金冶。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運動中,“三金”都被打成右派。金浪死得較早,朱金樓則苦頭吃盡,於“落實”政策後,在孤寂中死去。只有金冶先生健在,矍鑠硬朗,以八十歲的高齡於大前年(一九九四年)赴法國訪問,據說自己設法留居於法國,他的油畫也被一位法國畫商看中,成為他的經紀人。夫人董琳也於一九九五年赴法國團聚。他們有四個孩子 ,長女約在一九八八年赴澳洲留學,接著兩個兒子先後赴加拿大,小女兒作為一位著名的兒童文學作家,定居香港。一家六口,像維多利亞時代那英國的“不落國旗”,分布在世界各地。這一家人,若能像醜小鴨變成天鵝後那樣,從高空俯瞰原先受歧視,遭屈辱的故土,該是何等的感慨!

    金冶從五○年代初華東美術分院成立伊始,即在美院任油畫教師。他從政治中心的華北地區“南下”杭州,很受人尊重,先被安排居住於西湖風景區從資產者手裡沒收來的小別墅裡,一九五七年劃為右派後,降格搬到棲霞嶺十八號。“文革”期間幾度抄家,再被逼遷到南山路一間多年失修的舊房裡,一家六口都擠在一起。

    夫人董琳原是美院圖書館職員,金冶劃為右派後,受到牽連,被開除公職,受居民委員會監督。

    “文革”中凡青年學子均經歷了一場上山下鄉接受再教育的“洗禮”,當時金冶的四個子女都在中學念書,正是下鄉對象,曾以“抗拒下鄉”罪名,將四人一起押送到桐盧縣僻遠山村強迫“紮根落戶”。當時下鄉青年大多靠家庭資助,然金冶的四個孩子不但艱苦自立,還節衣縮食,寄錢給家裡。文革中,金冶由右派“升級”為現行反革命,以攻擊革命旗手江青罪名,被捕入獄,南山路的這間舊屋裡,只剩下董琳一人,完全斷絕了生活來源,靠做一些臨時的髒活、粗活勉強度日。一日,我在路上與她相遇,見她的神情十分沮喪,相問之下,說是她羞愧得無地自容,沒有勇氣活下去了。原來她剛被街道居委會批鬥回來,這一回不是因為思想“反動”,而是她“咎由自取”——她給孩子寫了信,連八分錢的郵票也買不起,以僥倖之心貼了一張用過的郵票,結果被郵局退回,被人發覺,認為是“階級敵人新動向”,讓她站在凳子上示眾,開鬥爭會。我極力寬慰她,我告訴她:以一個教授夫人,落到連八分錢都沒有,是誰造成的?有罪的應該是別人不是她。事隔多年後,她對我說起此事,說那一天我對她的安慰至關重要,我的理解給了她生活的勇氣。

    如果說教授夫人因八分錢郵資的得“咎”而自責,而心裡放不下的話,那麼教授對於自己“罪行”的認識,表現之大度豁達,很不一樣:金冶的反黨言論,經其專案組調查後,彙編成冊,讓金冶過目簽字。這些捕風捉影的言論“記錄”,在當時,遇到這種情況,當事人大多要作必要的糾正或申辨。可是金冶的表現與眾不同,他對這本滿載他罪狀的冊子正眼也不瞧,大筆一揮,簽了名“認罪”了事。事後,董琳埋怨他,不該如此輕率。金冶竟說:“若把我真正想說的話都記下來,可能十大冊也記不完,現在他們只記了一冊,相去那麼遠,我當然簽名了!”

    教授和教授夫人就是這樣剛柔相濟,患難與共的度過了久長的歲月。一九七九年的春節,是落實右派政策後的第一個春節。大年三十除夕之夜,金冶患難中一家六口團聚一室,吃餃子,我是唯一的客人,暢所欲言,無話不談,酒逢知己,都醉了。在此後的若干年中,不管我的工作如何繁忙,社交如何頻繁,但每隔月餘,必去他們的新居拜訪。那時金冶專事繪畫,而董琳亦於晚年練習國畫,格調還相當不俗。我們的會面,賓主都極愉快!世上最愉快的事,莫過於互相理解,互相欣賞。從五○年代以來我們都是美院歷史的見證人,對人與事,看法相同,評價相同,志同道合,在這淡泊的人生,難能可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而金冶、董琳都是我的知己,何其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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