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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仁三——“右派情踪”(26)

    我所讀的中等和高等音樂學校,除正規音樂課程外,均備有一些輔助課,如打擊樂、舞蹈課等。在杭州音樂專修科時,舞蹈教師是個女性,名叫張愛玲(與女作家張愛玲同姓名),她的丈夫曾是五○年代初中國駐蘇聯大使館的職員。

    張愛玲任教我校時,已五十多歲,仍奇裝異服,塗脂抹粉,在朴素的五○年代甚為繚眼。她擔任體育課,當時全校師生都寄宿在校。她領導晨間早操,站在大操場的水泥臺上作動作示範,身體很健美。她又是我班的舞蹈教師,教給我們最基本的芭蕾舞動作,以此進一步訓練學音樂的學生節奏感和形體美。

    後來我升入的福建師大藝術系音樂科,也設有舞蹈課,老師是個年青的男性教師,名叫童仁三。童老師蘇州人,畢業於南京大學藝術系,是學美術的,畢業後分配到福建師大,由於他的出身好,非剝削階級,思想進步,在南京大學時即是學生會幹部,於是順理成章的榮任了福建師大團總支書記,至于本行美術,反倒擱置荒廢了。他從何而來的舞蹈秉賦,有否正規訓練過,不得而知。他兼任我們音樂科的舞蹈基本功訓練,還承擔福建師大學生課餘舞蹈組導師。

    童老師那時也只有廿多歲,很富活力。他中等身材,細皮嫩肉,唇紅齒白,標準的江南溫婉男子,舉止行動也很女性化,據說過去演話劇善演女角。若讓他說母語蘇州方言,吳儂軟語,那就比最溫柔的女人還女人了。

    我參加了師範大學的課餘舞蹈興趣小組。童老師給我們排練了蒙古草原的鄂爾多斯舞,元旦在全院的慶祝會上演出,人們誇獎我們的舞蹈有專業水平。

    一九五七年反右鬥爭雷厲風行,令人出乎意料的是這麼一位又紅又專,熱愛黨,對黨赤膽忠心的學院團總支書記,竟也被打成右派,淪為敵人。到後期處理右派去向,我屬於“保留學籍,勞動察看”第三類處理範疇。我即將“發配”離福州幾十里外的宦溪林場勞動,時間已臨歲末,溫暖的福州也已寒風凜冽。一天傍晚,淒風苦雨,童老師約我話別,為避人眼目,我們到一個近郊似村店的小飯館里碰面。童老師帶了一把傘,穿著一件咖啡色條絨外衣,神情顯得緊張、沮喪、憂慮。這是在反右鬥爭後,我第一次見到他。由於小飯館灰調子的襯托,他的面容更顯黯淡。我們坐在角落裡,買了兩隻煮青蟹,訴說著、嘆息著。童老師關懷我往林場的艱難生涯,他說他已拜托了一位原先在學院團總支的同事好友,該同事不是勢利之人,現在是宦溪林場南口分隊的領隊,我若僥幸分在南口,他會私下照看我的云云。我在宦溪總部呆了約三個月後,再到南口,果然受到了童老師朋友的關懷。所謂關懷,也即是沒再被批鬥,沒有了精神上的折磨,至于勞動強度,仍然一如既往!

    宦溪林場屬連江縣,靠山面海,林木森森,估計在海拔六、七百米以上。送往這個林場的福建師大右派學生約數十名,這批學生都是城市人,凡是家在農村而受“勞動察看”處分的右派學生,都回農村去了。

    我們這一批,既家不在農村,又沒達到關押、教養作第一類處理的程度(我院有六名學生送勞動教養),故由學校組織送往林場集中勞動、改造。後來知道,凡回家鄉勞動的這批人反而較為幸運,他們受的罪要少些,“親不親家鄉人”嘛!有的在親屬照看下,根本沒有作過強體力勞動。

    我們這幾十名在宦溪林場勞動的右派學生,有三個女性,一為我,二為劉小梅,另一個為生物系女生,她原先還是生物系團支部書記,出身工人階級,我忘掉她的姓名,她長相不美,男生背後給起了個“七仙女”的綽號,即使在林場勞動,改造思想,受人歧視監督,她仍然思想激進,像個準備入黨的團員,動輒匯報思想,大家都忌諱她。林場的勞動強度極大,我們這批學生又有別於林場工人,不參與植樹,專開荒種生薑、紅薯等。先是找山凹土地肥沃處,開闢寬五丈的火路,砍掉火路內全部草木,斫樹挖根,使其露出山體,然後焚燒圍墾地內的所有草木,再墾地、挖畦、燒草木灰、渥綠肥。在宦溪林場時,我們一律睡地鋪,夜間,碩大的山鼠在棚屋內,在所蓋棉被上亂跑。我們的雙手因握鋤開荒,手心連手背都打上血泡,早晨醒來,指頭僵直,不能彎曲。每月配給我們是強勞力的四十市斤糧食定量,但還是感覺飢餓。

    春天,晴雨無常,衣褲在雨水與汗水的浸漬中永遠潮濕,我這雙原先保護甚好的彈鋼琴的手,此時已是又紅又腫,無復舊觀了。人一旦到了這個地步,就只剩下最基本的生的要求,我只盼著天不要亮,能多睡一會﹔只希望缽裡的飯不要吃光,多吃一點。我開始羨慕起當地的山農來了。宦溪林場附近有二、三個山村,總共十多戶人家,他們繁衍生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米飯是用竹籠蒸撈的,吃鹹菜、鹹魚,麻鞋、布襪,肩挑、背駝,桃花源里的日子,什么右派、左派!

    一年以後,我們又從林場返回學院,因為院內各系都有了校辦工廠。我和劉小梅分在生物系,她在製作香精廠,所有原料即是我們校園內的玉蘭樹葉子,由男生上樹採摘,我在地上撿拾,一麻袋,一麻袋,然後放入自製的柴灶鍋爐內蒸煮,在蒸氣中提取香精。除此,還要作清掃園地之雜工。當時由林場返回的絕大多數右派學生,都住宿在生物系。這幾十個人,在眾目睽睽之下勞動改造。但也有“黃連樹下彈琴”的苦中作樂之時,比如我們在香料廠柴竈餘燼中煨紅薯吃,香糯滿口,在整理校園時挑薺菜,攜入學院傍小飯館,佐以嫩筍,炒年糕吃。

    在生物系,我和劉小梅同住生物系角落一間冷室。小梅和我同歲,其時二十二歲,她愛上了童仁三老師。其時的童老師,雖未經上山,但亦在生物系勞動改造。他的生活作風嚴謹,待人則體貼入微。劉小梅為他寤寐求之,輾轉反側,我非常體諒她,勇敢的充當紅娘角色,為劉小梅向童仁三老師傳遞了一封情書。但是童老師以示自己的改造決心,事無巨細一律向黨組織匯報,他上交了劉小梅的情書。學院黨總支以觸犯組織紀律條,找劉小梅訓話警告。事後,我真非常遺憾童老師的無情,為小梅難過。但童老師似乎沒有供出我為傳遞信件之人,因為我安然無恙。

    一九五九年冬,我離校去了北方,輾轉西北,歷盡人生艱辛。至於童仁三老師,隨著反右的深入,也到了閩西北山區,在最底層戴罪勞動。他是何時返回福州的,不得而知。

    直到一九八二年,我已落實在杭州機械工業學校任教二年了,接到一封來自母校福建師大黨委的來函,讓我到母校,領取補發的師大藝術系畢業證書。二十三年了,當我踏上這塊久違的土地時,真是感慨萬千。

    童仁三老師亦落實在藝術系繪畫科任教。我在福州的半個月時間,夜住學校招待所,白天則在童仁三老師家就餐。

    童老師所居為一個新樓三居室房,他已有一個完滿的家庭,夫人名叫毓秀,不知其姓,是個小學教師,出身破落的書香舊家,與寡母頗受房族欺凌,在撥亂反正前,她又嫁給了右派,人家就議論她看上童仁三的小白臉了。毓秀為人從容大度,不拘小節,體態微豐,狀貌遠不及劉小梅生動。她與童老師的感情很好。按福州風俗,父母死後入殮,要由兒子(無子則女婿)抱頭入棺,毓秀母親死後入棺,都是由童老師抱頭的,這一點使毓秀特別滿意、感激。

    他倆有一子一女,女兒其時已在福建師大藝術系學習應用美術,活潑柔美、待人親切﹔兒子尚小,在初中學習。家中一應家務都由童老師操勞。我返回杭州以後,曾給毓秀寄去一把杭州王星記檀香扇和一塊淡黃綢衣料,給他的兒子寄了一部晚清石印花卉畫冊。一九八三年,童仁三老師從福州到杭州,我陪他訪問了他的校友,當時在浙江美院任教的他的同學趙宗藻(版畫家)和我的哥哥周昌米(畫家)。童老師仍是非常嚴謹,他都為被訪者買了重禮。之後各人都忙於工作,並無通訊。

    約在一九八五年我公差到武夷山,聽陳建霖說,在這短短的兩年之間,童老師家遭到了大難,先是女兒在大學畢業,分配工作一年多後死於癌症﹔夫人毓秀因為悲痛過甚,次年死於高血壓症。

    建霖是童老師待罪崇安服苦役時的好友。建霖說,這樣的痛苦,旁人如何慰籍?所以他沒有寫任何吊唁的信函。接著,我到福州看望書法家老右派潘主蘭先生,雖與童老師近在咫尺,我非常懷念童老師,而沒有勇氣去看望他,沒有勇氣去正視他巨大的悲痛。此時,我深感任何安慰的語言都將是蒼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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