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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焜——“右派情踪”(25)

   

    我與葉焜是大學同班同學,從同學到彼此打成右派,在校期間,我知道他沒有女朋友,但他的那種“騎士式”的愛情觀,和因之所表現的一種精神,故仍然值得一記。

    我們讀的是藝術系,音樂專業,這些專業的課程,除共同課程《樂理》、《視唱練耳》、《器樂合奏》等外,凡小提琴、鋼琴、聲樂、國樂等都由教師個別授課和課後自己勤練。相對同學間的接觸、交流不多。我與葉焜在反右之前,交往甚淺,印象也不深。

    葉焜於小提琴拉得不錯。他是廣東人,葉挺將軍是他的遠房叔叔,父母親也是革命軍人,不知是陣亡,還是病亡,總之雙雙不在。他是在部隊的孤兒院裡長大的,是一顆道道地地的紅色革命種子。按通常情況,一般孤兒的性情多少有些怪癖、扭曲,然而葉焜性格開朗,熱情,他善辨,喜高談闊論,喜評論時事,是一個活躍份子!

    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開始,我班三十多名同學,按百分之四比例,須揪出兩名右派學生,這是由黨支部及團支部內定的。儘管像我,既非黨員,也非團員,而我打為右派不希奇,共產黨是上查三代根子的,以我的家庭歷史情況,一九五一年,我的家庭成份被劃為地主,我的大伯父周六介是國民黨元老,同盟會、光復會會員,光復軍攻克南京後,歷任杭州知事、上海道台(民國初還用清朝的官制稱謂);我的父親周雲平在抗日戰爭前後任職於安徽省國民黨省黨部,四○年代未任大荊鎮鎮長,土改時被定性為地主兼歷史反革命;我的大哥昌澍一九四八年畢於業南京警官學校,校長是蔣介石,接受過蔣介石贈畢業士官生的短劍,劍把上刻有“生則成功,死則成仁”的效忠誓言,當時正在安徽勞改營(後來有十三年的勞改歷史);我的姐夫方正為軍人,一九四九年隨蔣介石去了臺灣,在臺灣曾任臺北衛戍司令等要職;堂哥顯昱五○年因土匪罪被槍決。我的家庭歷史既反動透頂又有海外關係,老鴉窩裡肯定飛不出“金鳳凰”來,那怕整個師大只有一個右派,也會屬於我。而劃定那位根子純正的紅色革命種子葉焜為右派,則令人大惑不解。他之所以被劃,大概是他從小在部隊中長大,對政治有先天的興趣,又喜評論,因而是禍從口出的。匈牙利事件,赫魯曉夫上臺,他在飯桌上,寢室裡,無不滔滔不絕,獨抒己見。政治不是輕易可談的,初生的牛犢,終究被“老虎”吃了。當上右派的,也像八仙過海,五彩繽紛,有些使人啼笑皆非。同學們在批鬥我們時,稱我是“溫室裡的毒草”,葉焜應該是“野生的毒草”了。

    反右運動之後,我們尚待“處置”階段,我和葉焜由於“同是天涯淪落人”而開始有了交往。他是一個很獨立的強者,而我那時稚嫩多了。據他說,他怕我會抑鬱而死,他想拯救我。有一天,在報廊裡,他塞給我一張條子,約我於某時某刻於某街某號見面,我如約而往,從此生活在我面前展開了一個廣闊的世界。被孤立數月之久的落寞心情突然開朗,來了一個飛越!原來這裡是福州各大專院校部份右派學生的秘密聚會處,他們是一群情緒激昂,特別自信,對未來充滿希望,思想敏銳,學有專長的青年人。當葉焜向他們介紹我時,兩位醫科大學的學生後來說,他們當時相當失望,他們原先以為我一定是個臉色蒼白,體形消瘦,神情憂愁的人,想不到一見竟是個臉色紅潤,體魄健壯好似一位運動健將,且時時傻笑,與想象大相徑庭,未免失望、掃興云云。於是我們常常聚會,暢談到深夜,回來校門關了,也敢跟著葉焜從後山翻牆而入。我漸漸愉快,漸漸堅強起來。

    我度過許多春節,從記事以來,凡所度過的春節,具體情節,記憶都模糊了,但是一九五八年反右派結束後的第一個春節,那一年的大年初一,是我永生難忘的。葉焜等預先購買了魚肉酒菜,僱了一隻閩江上的篷舟,十幾個人同舟共濟,在閩江中“力爭上游”,遠離城市的囂塵,由舟子於後艙整治菜肴,我們則或枕藉,或憑舷,或高歌,在冬日的溫煦下,在波光萬點中,比起蘇子赤壁夜遊有更多的豪性。蘇東坡慨嘆宇宙之萬變,人生之無常,而我們則希望著,憧憬著,將青春滲合在沸騰的年輕血液中。誰還能料到,今後會有二十多年的厄運在等待我們!?

    早先葉焜心上有一個偶像,是我系一個很特殊的女學生,叫周少奇。她原先在安徽師院音樂系學習,因是廈門人,患肺病,而允許轉學我校,繼續學業,由於病,故索居一室。她美而溫雅,在鼓浪嶼即屬“傾島”的美人,在福州,也算得上“傾城”。我還為她戲寫過一篇〈蘆葦賦〉,我喜愛蘆葦的扶疏與其花的潔白、脫俗,以此讚美她,她收受後說,將來刻在她的墓碑上。我和她一起在王政聲教授的指導安排下,聯彈過以貝多芬第六交響樂改編的鋼琴協奏曲,準備公演,後因反右開始而告中斷。少奇又是羽毛球選手,每次在場上比賽時,男生圍觀,水泄不通,一下場,各系男生爭相送水遞毛巾,葉焜則在眾男士圍觀中扶其纖腰護送她離場。音樂系的門房,對她的來訪者應接不暇。葉焜對周少奇是崇拜她的美,疼惜她的美,是騎士式的,柏拉圖式的精神至上,不存在絲毫的佔有欲或褻瀆之意。少奇也深敬他。所以反右鬥爭後,他們仍然常有約會。有一次葉焜遲到了,他說見到少奇獨立於僻巷一角,傍徨回顧,他真感到痛心及無地自容。他的自責之情,我至今記憶猶新。正如他對未見過面僅在電影裡一瞥風采的大右派林希翎似的,他也想成為百萬富翁接濟她哩!

    至於少奇,後回廈門,曾經在一個中學教過音樂。她的丈夫是個真正百萬富翁,遂被金屋藏嬌,遺世獨立。據後來見過她的舊友吳進(也是右派,浙江美院畢業,分配在福州工作)說,他曾造訪過少奇在鼓浪嶼的華屋,她被比她年長近二十歲的富商丈夫類同幽禁於繡樓上,神情抑鬱,在送吳進下樓時,她坐在樓梯上掩面而泣,云云……

    當時我校處分右派,我屬第三類:“保留學藉,勞動察看。”葉焜畢竟出身於革命家庭,從輕發落,屬第四類,隨班畢業,分配到龍巖一所中學教書。他自龍巖給我來信,說該地貧困之極,人民並不需要文化,只需要紅薯乾。不久他即離開龍巖,去了廣州。我收到過他發自廣州的信,說他沒有收入,生活困頓,通訊地址由一個小鞋舖轉交。後來,他就杳如黃鶴了。不知這隻飄忽的黃鶴,是否盤旋於廈門鼓浪嶼上空,仍時時關注伊人的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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