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感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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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周采泉先生

    周采泉先生,他不是我正規教育的教師,本身也不是一位學府教師,然而他卻是我的恩師,我師事他也近廿年之久。我在他的教誨下所得的學問,是最為精髓、最為深厚的,而更重要的,先生的人品道德,是我一生的楷模。

    上世紀七十年代初,國內的政治氛圍是風雨如磐,我正以“另冊”身份,帶著三個孩子從西北返回杭州,投靠同是右派,同樣落難的在杭郊務農的二姐。陳朗業經流放,彼此失卻扶持。

    歷經八個多月波折,我終於在杭郊落戶,再由轉塘公社安排至留下一間小店謀生,驚魂甫定。此時我聯繫上了同鄉前輩張雪風女詩人。雪風是中學退休教師,是陳朗已故四叔父陳滄海先生的青春詩友。她年輕時在溫台一帶享有詩名,且有迷離、生動、傳奇式的一段生活。陳朗在西北的困境中,感於雪風詩人的生平,曾寫下《雪風辭》柏梁體古風一篇,稱得上纏綿悱惻。然數十年間顛沛,彼此都無聯繫,朗弟詒,一直在尋訪雪風的行蹤。不意在我上次南返時,在我的老師桑雅忠的口中獲得了雪風的蹤跡,真是喜出望外。其時雪風已六十多歲,多病,而我尚是卅多歲的壯年。在工餘進城時,我總要到沈塘橋半道紅雪風寓所看望她。因為有這些淵源和因緣,雪風和我很快成了忘年交。經常聽她談詩,獲得極大的享受。此時我也習詩,時有新作,呈雪風求正。雪風詩人有多位詩友,其中即有杭州大學周采泉先生,他們原先都是西湖詩社的詩友,詩社因文革而停頓活動,而詩友之間的互訪卻仍保留著。

    周采泉先生,寧波人,當時為杭州大學圖書館古籍部的工作人員。先生自學成才,為當代著名文史學者。兄歧隱先生,既是名醫,又是學者、詩人,先生追隨兄長,與當代姜亮夫、陳叔諒、任銘善、夏承燾、鄭曉滄、沙孟海等均有交往。五十年代初,姜亮夫執教杭州大學時,即聘請周采泉自上海來杭大主持圖書館古籍部業務,先生從此再沒有離開過古籍部,一留就是數十年。

    某日,我到雪風寓舍,據詩人告知,杭大周采泉先生在她家見到我的詩作,並了解到我的身世和目前處境後,甚為感嘆,擬約我見面,很想找機會給我幫助云云。

    不久,我到浙江文史館查找資料,見有一位七十多歲的老先生在,經人介紹原來就是周采泉先生。當時我住在六公園附近武林村一間閣樓上,距文史館頗近,先生提議到我的陋室坐坐,這就是先生第一次到我的閣樓。這間閣樓才十多平方米,窗外臨浣紗河,窗前還有從天井里往上長的梓樹綠蔭。我在室內老虎窗下栽了一大盆黃菊,正逢秋酣,花開有百朵之多。先生坐談片刻,說了一些“居陋巷,不改其樂”的勉勵話。先生返家後,給我寄來一封信,對我的“黃花滿座”贊賞不已。

    先生第二次來閣樓,是特來引我進謁徐行恭先生的。徐先生當時住餘杭塘上老宅,已八十多歲高齡。徐先生於詞學造詣極深,著有《竹間吟榭集》等,均為線裝大部頭。徐先生所居窗明几淨,纖塵不染,凡生活起居,一律自理。卻在舊宅的公共門道裡放了一個大竹筐,內裝有鐵絲、釘頭、碎片等雜物,提供人們或缺時可來此取用。他還號召鄰人丟入平日不用的零件,以便互濟。第一次拜訪徐行恭先生,就獲贈《竹間吟榭集》簡印本(後數年我和陳朗同往進謁,他即贈送我們《竹間吟榭集》正、續二部線裝巨函,接著又送新出的詞集)。但我覺得真正獲得的應該是老人處世的哲學,這也就是采泉先生帶我往訪的精神所在吧!我後來一直與徐行恭先生交往,時時能聆聽他的教誨。一九八六年我在《風景各勝》雜志社任編輯,還得到過徐先生的賜稿、賜詞。一九八八年先生在九十六歲高齡時,逝於杭州夏天的高溫氣候。

    七十年代後期,采泉先生受聘為《漢語大辭典》編輯,並為浙江一片的召集人,他希望我脫離小店艱辛繁瑣的工作,能到大辭典工作,既為增進學養,又可為今後的出路鋪設道路。但是大辭典組沒有編制,所有工作人員 都從各大專院校暫調的,工資仍由原單位發給。我若參加工作,是沒有地方為我支付工資的。周采泉先生說,我的工資,可由他的稿費開支。先生的這番美意,令我十二萬分的感動,我非常響往這份工作,哪怕去為那些學者們鋪紙張、沖茶水也很樂意。可是我太窮困了,我在小店的月工資只有人民幣二十多元,且賴此來養活三個女兒,雖然吃不飽,但也餓不死,何況先生的家庭負擔也很重,他一直節儉度日,我又如何能讓先生支付我的月工資呢?考慮再三,我忍痛謝絕了。但這裡有一個插曲:當時大辭典組有一個杭大剛畢業的女生在實習,聰明好學。采泉先生介紹我倆個作朋友,她就是我至今仍然深交、廿年相顧的朋友樓奕林。我雖然沒有可能跨入這個學術的門檻,但卻因此獲得了真誠的友誼。

    約在七十年代末,采泉先生與張伯駒、周退密、周汝昌、錢鍾書等人發起組織全國韻文學會,在南昌開會,先生與各位詩友都是在這個大會上才初次見面的,過去只是通訊神交。那日晚餐時,飲食到一半才知同席坐在對面的人是周汝昌,此事一直傳為笑談。先生平日不出門,而廣交天下學者,別人都有教授、研究員等頭銜,先生因退休較早,並無任何頭銜,但是他卻常令那些著名學者欽佩。如上海古籍出版社富壽蓀先生,學養豐贍,眼界甚高,先生曾指出他所出某書中的錯誤,從此折服,並師事采翁,倆人通訊頻繁,每事必請教采翁。

    先生性情溫和,胸襟寬廣,語言謹慎,作為知識份子,他倒較少遭受政治迫害,只因往年清明節曾與馬一浮、徐映璞等在南屏山下祭祀過張蒼水這位抗清的民族英雄而受過批鬥。先生曾說起老牌女作家陳學昭,在杭大圖書館遇到先生時,神情不屑地說:“想不到你會做這種事!”女作家竟不知道張蒼水為何許人也。先生談起這件事,也僅僅微微一笑。

    先生交游中,在西北的有張思溫和何之碩,與何之碩尤其通訊頻繁。何先生知識淵博,是先生十分器重的學者,且工詞,早年為夏敬觀的得意高足。何先生晚年甚不幸,在家庭中得不到溫暖。先生很憂慮,後來他為何先生作安排,讓我迎養,奉侍何之碩先生,我欣然承諾,肯定不會辜負采翁的重托。但是何之碩先生還是慎之又慎,最終未能南來杭州。不久,何先生即仙逝了。

    一九八三年,我業經落實政策,返城在大專院校任教職,並在民革創辦的民聯學校兼任古代文學教師,得以結識在民聯工作的沈奇年。奇年一向私淑采翁,對他的人品、道德佩服之至!於是遂約定與奇年同拜采翁為師,正式成為入室弟子,執贄門下。每周必數至采泉翁道古橋寓所探望、請教,十餘年來,無論寒暑,未曾少懈。并且我因此得到奇年這樣的正人君子為師弟,不勝榮幸!

    先生布置作業,常以近人碩學之士的著作甚或信札作為教材,如湖州薛佩蒼老人,先生讓我們詮譯其致采翁的駢文札,中所用典凡數十處,必須廣搜資料。先生當時正續編著積數十年功力的《杜集書錄》,由我等共同參與四角號碼部份的編纂。

    先生為浙江文史館館員,凡館中有活動,時由我陪侍前往。他與友人前輩之間的來往,我也常陪侍左右,得以結識陳叔諒(陳布雷之弟)老人。叔諒先生為前浙江圖書館館長,家中藏有名家書札頗豐,常有饋贈采泉先生,足見深情。

    沙孟海先生是采泉先生的同鄉,沙先生當時住在六公園附近遂安路舊宅,離我的武林村閣樓僅一箭之遙,過去我為谷哥送函致沙先生,早就熟悉,所以後來在采翁與沙翁之間的書札詩文往來,一律派我為信使。沙老夫婦甚是善視我。沙老亦曾親登我的閣樓陋室,為我鑒定一批自西北運回的碑帖,還親自教授我的孩子習字書法。我時時能獲得沙氏夫婦的墨跡。一些師友也常通過我轉向沙老求題額或題簽。

    采泉先生以文會友,文友遍天下,每日發信總在十餘件之上。後來我調到雜志社工作,常有出差機會,先生即讓我面見他的友人,由此我得以結識北京中華書局編纂周振甫,北京紅學家周汝昌,湖州譚建承,平湖許白鳳,上海鄭逸梅等大家,並均能獲得諸老前輩的賜稿。鄭逸梅老先生,右手腕有疾,仍然賜稿多篇。所以,采翁於我,不僅是賜我書本知識,而更多的是讓我感受學者們知人論世的學問。

    凡熟悉先生或與其親近者,都知道先生的生活情況非常清貧。先生住杭大道古橋宿舍,只有在二樓的一間斗室,他在杭大圖書館工作,數十年始終居此未曾改變。這間斗室既是先生與多病師母共同栖息、進食之所,也是兒女們朝夕間安,並接待賓友、弟子之處,又是先生管理家務、籌備米鹽、煤餅,支付開銷之處。先生的書案距臥榻僅一尺有半。書案約長四尺、寬二尺,先生所有寫作、信札都在此案完成。先生的寫作習慣,於上午進行,先寫頭一天的日記,然後著述。下午則為友人復信或去札,或為刊物、小報撰寫小文、詩章。若有來客,則掇筆相陪。絕不在晚間撰文,有早睡早起習慣。

    先生退休後,每周仍上圖書館一次。杭大藏書,先生原是十分熟悉,雖有強記之資,但仍需核實,或作進一步搜求。我有時陪先生進書庫查書,先生對欲查內容,早經筆錄,所以信手拈來,如“探囊取物”,然後摘錄。如還需詳引,則借書而歸。先生很少買書,家中只有一些工具書而已。

    先生寫稿,很少作第二遍,下筆即成,如有改動或補充,也在第一稿上完成,足見先生下筆之前的深思熟慮與積學的功力。但先生對駢體、詩章,則必數易其稿,方才完成。

    采翁真誠朴實,無虛假客套,對後學諄諄善誘,知與不知,有問必答,妙語時出,詼諧並見,且帶有濃重的寧波口音,益見生動。先生不事雕飾的自然朴實,與他治學的去偽存真、精益求精,完全一致。先生寫作,孜孜不倦,無論長篇短章,常提供常人不經見的文史資料,安石碎金,富含學養。而先生管理米鹽瑣事,亦井然不紊。從這里,我們也看到了我國傳統文人在坎坷中的品格與精神。

    先生於上一世紀八十年代,出版了三部著作,這正是文革之後,心有餘悸,出書最難的年代。

    此三部書,一是由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文史博議》。該書通過先生歷年的治學經驗,談古論今,著重於對古代文史知識的介紹,如關于目錄學、類書、總集、方志、姓氏、氏族,以及關於怎樣檢閱歷代紀年,歷史人物等等古文化知識。此外,對古文題目、古籍斷句、圈點、异讀、典故、避諱等專門知識,與一些著名文史專家的生平事跡作介紹。通書不到十三萬字,深入淺出,為一部文史工作者有資參考的書籍。

    二是由江蘇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柳如是雜論》。此書敘述評介明清之際一位富有傳奇色彩的奇女子並女詩人、錢謙益的夫人河東君柳如是的生平事跡。對一些存疑的行徑作了考核。並對其部份詩詞、書札作了詮解。當代學者陳寅恪先生巨著《柳如是別傳》(一九八零年中華書局出版),是一部詳盡的柳如是專著。但采泉先生對《別傳》仍發現不少疏漏、錯誤之處,對之作了某些補証、辨析,並匡正。《別傳》的一些疏失或未說清楚之處,均為之作進一步考証。如柳如是的居止、行蹤,陳寅恪先生未多說明,采翁考証她是以“船”為家。柳如是的個人名節問題,前人記載謂柳氏在順治二年秋(一六四五年)牧齋北上時,“留居白下”期間隱情褻瀆行為,《別傳》對此論點態度含混,且為柳氏行為作恕詞。采翁《雜論》則據程先貞《海右陳人集》中《和牧齋柳姬題杜亭壁》絕句之言,証明柳氏此時正隨牧齋北行,未留白下,這一論証使對柳姬的褻瀆作了根本的否定與洗雪。此外,《別傳》對牧齋《後秋興》之三第五首認為此詩是牧齋北上與柳氏惜別之作,然《雜論》則對此作了糾正,認為此詩乃牧齋在順治十六年(一六五九年)當鄭成功、張蒼水率海師進軍長江,鄭師直薄金陵城下,後在郊區軍事失利退軍時,牧齋自白茆港夜乘小舟至崇明海上與鄭成功相會惜別之詩。對於碩學通博如陳寅恪者,書中亦難免有通人之蔽。采翁的匡正求實,與其閱書之深廣,實在令人欽佩。《雜論》出書面世才十萬字,然原稿有十八萬字,惜為出版者刪去,非常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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