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缀学流长——记陈幼春

   

    约在一九九七年二月间,我接到了作为读者的陈幼春的来信,这是我自来域外以後收到的第一封读者来信。此信写於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信末署“元旦前夕”,“杭州老人陈幼春”等字样。

    来信写得很坦诚,很热情,表达了对我的专栏的挚爱。她在我文中的字里行间,综合出我家人的名字,因此信中有一段说到我们两家在姓名上的巧合。如她本人的陈幼春,与我家的陈幼吾、陈二幼相似;她丈夫陈健行,哥哥陈维昂、陈维曦,与我家的陈维健、陈维明相似;更有趣的是,陈幼春现在澳洲的小女儿陈涟,小名叫“多多”,与我小外孙 “多多”一模一樣。当然,最终维系我与陈幼春,使我们成为天涯知己的,自然是两家类似的家学,以及近半个世纪以来两个家族共同遭遇的灭顶之灾,於是“嘤其鸣矣,求其友声”了!

    我是迟迟、辗转地才收读此信的,但是我很快地按地址给她回了信。接着彼此通话,谋面,品尝健行手制的家乡口味食品,真正的一见如故。我们还结伴渡海前往激流岛探访顾乡,作赏心乐事的一日之游!

    陈幼春在来纽前,是浙江医学科学研究院的高级实验师,丈夫陈健行也是该院寄生虫病学研究员。隔行如隔山,我们即使同住一城,若不來紐西蘭,也是无缘结识的。

    陈幼春是浙江象山人,出身於家学渊源的旧家,她的叔公陈宇襄是清光绪癸卯(光绪二十九年)进士,祖父陈汉章为经、史学大家,当代通儒,最足为後人企仰。值得在此作约略的介绍。

    陈汉章,字伯弢,号倬云,象山东陈乡人,生於清同治三年(公元一八六四年),尊人绍嶢先生,道咸间举茂才,课子甚严,汉章与弟宇襄(名畬 )曾先後领乡荐(中举),後来宇襄虽少年进士,但乡里一直以大、小举人相称(宇襄出於对兄长的敬重,不愿潜越,也乐於人称他“小举人”)。汉章幼承家学,於经史百家,無不涉诵,领乡荐後,从学於德清俞曲园(樾)门下,与余杭章太炎(炳麟)称一时瑜亮,二人交情深厚。太炎尝谓:“浙中朋辈,博学精思,无出伯弢右者。”宣统元年(一九零九年),京师大学堂(创办於一八九八年,即後来的北京大学)总监督刘廷琛久慕汉章大名,礼聘先生赴京任教习(即後来的教授),到校後,因见章程有“毕业生钦赐翰林”一条,则愿为学生,肄业於经科,入史学门。是年先生四十六岁,他的广博学识,实早播声於世。监督遇以殊礼,於点名时,至“伯弢”必颔首为礼。姚永朴、永概及吴玉缙主讲席,每有讲论,常就问伯弢“此说当否”?凡此皆传为学府佳话。卒业即被聘为本校经史教授,时为民国二年。自此任教北大凡十六年之久。先生授课时,从不携抄本,以垩墨写於版,均出於记忆,学生於课後查原本,只字无舛。蔡元培长校时,对他尤为礼遇。凡外国汉学家来华访学,必邀先生与俱,先生随问即答,不假思索。同校黄季刚(侃),对先生执礼甚恭,称先生为老师。姚仲实以说文音韵疑义求教,先生即席草《文字学概要》七千言付之,诸多学者多以所著就先生商兑,先生均与之辩析疑义,众皆叹服。先生腹笥之富,当时曾博有“两脚书柜”之雅号。民国十五年请长假归里,准备杜门著书,然十七年又应南京之聘,任中央大学教授兼史学系主任越三年。嗣後不复出。至民国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年)夏去世,享年七十五。

    汉章先生的轶事甚多,略举数则如下:一,先生很重视礼节,晚辈向他拜年下跪叩首,他也下跪还礼。他的一位学生顾圣仪回忆少年时向汉章先生拜师,说:“我在东陈读书两学期,计跪拜先生两次,先生也下跪还礼两次。”在家乡不嫌贫穷,不论地位,凡年老长者,大年初一先生必亲去拜年施礼,額头叩地有声。汉章敬长爱幼,深得胞弟宇襄的尊重,而每在弟探兄时,汉章必送弟至门外作揖相别,行礼如仪。二,先生自幼即好学不倦,好藏书,从北京归里时,运来书籍以木箱包装,雇工从轮船码头抬到东陈村,一行数十人,蔚为壮观。汉章家居时,每日清晨必在书楼朗读诸书,琅琅之声,闻於四邻。乡里人说:一早听到大举人读书声,就起来做早饭,读书声比鸡鸣声更准确。三,先生主编民国《象山县志》,内“矿物”一栏有“氟石”,先生为了解於此有关知识,特向在初中读书的堂侄请教,其时先生年逾六旬,足见其为学一丝不苟并不耻下问的精神。此外,沈雁冰,在北大建校八十周年前夕所写《也算纪念》一文(载《中国青年报》一九八一年四月五日),回忆在他就读北大时,一次听完汉章讲课,走出课堂,有个同学忽然问道:“陈先生,你考证出现代欧洲科学,在中国古已有之,为什麽後来失传了呢?”先生皱了一下眉头说:“这就要继续考证其原因了,这要在先秦以後的历史讲到。”沈雁冰插了一句:“陈先生是发思古之幽情,光大汉之先声。”这句话可作赞词,亦可作讽刺词。“先生看了我一眼,不说什麽就走了。可是那晚,他送个字条来,叫我到他那里去谈谈……不料他并不生气,反而说:‘我明知我编的讲义,讲外国现代科学,在二千年前我国都已有了,是牵强附会。但为什麽要这样编写呢?扬大汉之先声,说对了一半。鸦片战争以後,清人畏洋人如虎,士林中养成一种崇拜外国的风气,牢不可破。中国人见洋人奴颜婢膝,实在可耻。忘记我国是文明古国,比洋人强得多。我要打破这个风气,所以编了那样的讲义,聊当针砭’。”这段话,使得当时十七岁的沈雁冰觉得“虽迂而实倔强,心里肃然起敬”。这一“小掌故”,蒙使陈汉章得了一个“爱国怪人”的称号。

    汉章著作丰富,然流布有限,大部份著作未刊行问世。直至光绪十九年(一八九三年)刻有《缀学堂初稿》外,其余文稿“或为屋漏所沾湿,或为士友所夹持,或鼠啮烟熏”,後接受妹夫樊家桢一再劝告,才於七十二岁时编著《缀学堂丛稿目录》一卷,收其经、史、子、集著作目录一百馀种,如《周书後案》、《论语徵知录》、《礼书通故识语》、《後汉书补表校录》、《辽史索引》、《南田志录》、《崇文总目辑释补正》、《集古录补目补》、《风俗通姓氏篇校补》等,其中由其子陈庆麟校印十馀种,馀下未刊行者当在百种以上。

    汉章有二子六女,长子庆麟,字子良,继承父业为经史学家,曾任中央大学文学院教授。次子庆粹,字志纯,即是陈幼春的生父,毕业於北大,攻读政法。庆粹於一九四九年携长子昂(原名维昂,於十一岁入象山东陈私塾时改为单名),随蒋公赴台湾,曾任澎湖地方法院、台湾高等法院推事及检察官等职。从此以後,庆粹、维昂父子与大陆家人半个世纪以来竟成了生死之隔。幼春兄弟姐妹六人,除长兄昂在台湾外,其馀均在大陆,数十年来在历次各类政治运动的风雨中生活,尤其是两个在象山老家的弟弟,因为年幼赶不上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这就多了一份遗憾!直到八十年代中後期台海两岸有了交往。四十多年的阕隔,老父庆粹先生已经在一九七九年仙逝,大哥昂也到了古稀之年,早已在台湾国家行政部门退休。由於大哥昂幼年时曾受祖父教读,如他在《记祖父三五事》中所记那样,每日清晨七时即到祖父书房受读《三字经》、诗文对的“一字课”至“三字课”,为时一年多,到祖父逝世时为止。故具有“幼功”。退休後,他任台湾宁波同乡会及《宁波同乡》理事,时有诗文刊载。哥昂回大陆探亲時对於诸弟妹关怀备至,用幼春的话说,“世间再没有这样好的哥哥”,他为在故乡的两个弟弟出资建造房屋,在杭州翠苑新村为幼春购买两套新楼房,其他诸妹各有厚赠,并且在故乡东陈村为祖父汉章墓侧建造“缀学亭”。原汉章墓园座落於东陈乡龙洞水井跟山北麓,建於一九三八年,不久被盗,後又多次毁坏,“文革”时则破坏殆尽。至一九八二年,始由象山县政府出资修复。在哥昂建造“缀学亭”同时,又建照壁,嵌刻碑文、题词等,有蒋纬国、胡耀邦等题词,并由许德珩题墓碑。此外,一九九七年由黄山书画社出版《经史学家陈汉章》一书,此书的第二册正在编纂中。

    幼春居奥克兰时,哥昂自台湾寄书寄画,凡台湾出版的中国名著如《水浒》、《红楼》,以至《拍案惊奇》等等均遥寄幼妹,以慰客居之寂寞,并数次邀幼春同游悉尼、布里斯本等澳洲数城,关切周到如此,令人感动。

    我为寻找在台湾失散多年的姐夫方正,也与哥昂通讯联络,他热诚相助,终於有了眉目。而且在去年春节时,他为我也寄来了《宁波同乡》多册,并有关史料、地图册等。昂與陳朗也時有書札來往,切磋學習。哥昂爱妹及我等,爱屋及乌,深情可感。

    幼春虽然六十多岁了,但是绝不像她自己所说的是“杭州老人”,她面色红润,行动敏捷,显得年轻,她喜欢穿鲜艳新潮的服装。待人接物,热情洋溢。非常令人惊讶的是几十年的禁锢、压迫,并不能抑制她纯真的天性,祖父汉章先生的憨厚性格,时时在她的个性中显现、闪光。

    草此文竟,聊赋五言律一首,以贻幼春,录如下:

    何处结芳邻。 相期惜好春。 同为浮海客, 岂是避秦人。 缀学无终始, 咀英有苦辛。 高门犹可待, 翘首向东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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