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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煒——“右派情踪”(20)

    六○年代初,蘭州市中山路街道辦事處組織改造右派的學習班,共五名右派參加,我和袁煒即在其中。每星期五召集大家一起學習黨的文件、政策。討論時,別人都不大說話,發言也誠惶誠恐,但袁煒聲音宏亮,語言極富邏輯性。我們都很歎服他的口才。他當時才五十來歲,反右鬥爭前,是《甘肅日報》主編。他的被劃為右派,是自告奮勇“自願”要來的。一九五七年《甘肅日報》與全國一盤棋,也正轟轟烈烈展開反右鬥爭。袁煒認為共產黨既然主動提出整風,要求全國人民放下包袱,多提意見,且表示過決不秋後算賬,可是又出爾反爾,把提意見的人打成右派,說成是別有用心,反黨反社會主義!他不服。在一次會上說:“如果提些意見就是右派,我同意這些觀點,我也是右派。”袁煒說了這些話後,開會的群眾立刻將矛頭指向了他,要他站起來,不讓再坐著,袁煒仍然坐著,說:“你們愛站就站!”結果是一群人圍著他,要他交待“目的”、“企圖”。袁煒就這樣成了右派。誰料得這頂“沉重”的帽子,一扣竟達二十多年!

    在處理右派的政策條文中,其中一條名為“自謀生路”。袁煒“自絕於人民”,竟脫離組織,走上單幹的生活道路。他作出這一決定主要是為了家庭著想。他不願被押送外地,遠離蘭州。因為他有一個不聰明的妻子和一個癡呆兒子必須由他照顧。

    袁煒的住所與我同在中山路,隔路遙遙相望!我見他在門口路邊擺過修理茶壺、破臉盆等的營生,也製作過雪花膏在門口零賣。他幹得最長的是挑著貨郎擔串街走巷收購舊衣破鞋,然後分類再賣出,以此維持生計。他嗓音宏亮,吆喝地道。他身材矮小,終年一襲藍布大掛,很髒。他患過胃病,開過刀,因無錢輸血,以致營養不良,臉色青綠。

    文化革命席卷神州大地,“橫掃一切牛鬼蛇神”,陳朗是自北京下放的右派,自然首當其衝,最先被關入“牛棚”,備受精神折磨及皮肉之苦。接著扣發他的工資,家庭成員只能享有每人每月九元生活費。我的生活發生了困難,因而想到了“自謀生路”的袁煒,找他商量。他為我們母女作了周密的安排,我們一起收破爛,他爭取多收些、走遠些,我則將塑料、紙張、舊書、破衣等分類,好一些的衣服縫補後可穿也可賣,破布則打成褙子送往鞋廠。為節省開支,兩家一起合伙做飯,由孟夫人掌勺。袁煒還謹慎的將我們合作維生此一情況向街道辦事處匯報立案,方可保無事!

    每日晚飯以後,大人們在燈下拆破衣舊裳,孩子們則於破爛之中搜尋他們的“寶貝”,塵土飛揚,更顯得燈光昏暗了。但這時是我們一天之中最愉快的時候,雙手不停的幹活,口中則敘述家常,早先讀過的世界名著等,也重新再說一遍,互相提示遺漏的情節。在收來的舊書中,我得到《本草綱目》,與一批版本極好的針炙書籍。

    袁先生是內蒙托克托人,兄弟二人,一個留學日本,一個留學德國,俱是當地青年的楷模。抗日戰爭爆發後,袁先生憤而從日本回國,且直抵延安,以示抗日決心。不幸的是,在延安的整風運動中,他被視為法西斯特務,莫須有的罪名,把他 關入黑暗的窯洞,要他作無休無止的交代。初進窯洞時,另有一個難友,他倆相約,誰能活著出去,誰就向對方家庭通訊,設法營救。約半年時間後,難友得先出“獄”,通知了因避寇在武漢的袁煒的舅舅,當時是《申報》主編。他舅舅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陳述袁煒的愛國行動,譴責關押迫害的不合理性。毛澤東有親筆回信,袁煒因得出獄。從窯洞釋放出的袁煒能在延安街上自由活動,等待安置。但有人告訴他,他和別人是不一樣的,別的革命幹部都穿灰色服裝,他穿的是黑色的,以示區別。袁煒覺得不寒而栗!再加上在延安已經歷過了整人的殘酷,所以在讓他決定去留問題時,他堅決要求離開延安,來個一百八十度轉變,直抵南京政府任事。幾年後又棄政從商,到過緬甸。抗戰勝利後,他整裝回國,途徑蘭州,經友人推薦,當了《甘肅日報》主編。這時的袁煒已經三十多歲,漂泊半生,經歷了許多政治風浪,經人介紹孟二小姐,作安家之計。

    孟小姐是山東鄒縣人,孟子後代,祖上因山東戰亂遷居甘肅,經商致富。到孟小姐的父親一代已經儼然大家,在蘭州中山路置有深宅大院。孟小姐姐妹二人,父親視同掌珠,擇婿極苛,大小姐的婚事就被耽誤了,及至選好婆家,她已病入膏肓,不能行婚禮了,臨終之時,她要求看一眼丈夫,結果允許她隔窗一窺,就此仙逝!孟家鑒於長女的傷春而死,所以對袁煒這個其貌不揚的才子,别無挑剔。婚禮很隆重,将中山路這個前後有三个院子的大房作为陪嫁。這時的二小姐已经三十岁左右了。孟小姐皮膚白嫩,时人给她一个雅号,称“臘美人”,能做一手美食,只是智力不如其姐。袁煒常说,别人说她智力低,我想不到竟低到這種程度!本来嘛,反右運動後,袁煒想跟她離婚,免得她跟自己受罪,當時許多右派都有這樣的做法,但他顧慮到這麼個低能母親,又帶著患羊癲瘋的兒子,豈不更受人歧視?我見到孟夫人時,她已年過半百,仍依稀可辨“臘美人”風貌。她的前半生,生活優裕,嫁袁煒後,還僱有白俄保姆,沒有苦過,但苦在共產黨手裡。中山路大宅已被充公瓜分,她們只住西廂房一間。袁煒收入不足以糊口,一家四口嗷嗷待哺。孟夫人曾以其能做美食,為別人當過傭人。但孟夫人很快樂,從不憂愁。當我們談到右派有趕出城市的可能性時,她插嘴說,若到鄉間,她一定種很多韭菜,還要買一條駱駝來騎騎,她說不歡喜馬,歡喜駱駝。在寒冬,我們收購不到太多的破爛,我曾跟孟夫人一起,到一個露天工場做手套,零下十幾度,雙手麻木,兩腳凍僵。但孟夫人很高興,來去途中逢人便相告她在“上班”。

    “文革”深入,我輾轉從關中富平回到杭州郊區。一日,袁煒隻身遠道而來見訪,原來蘭州鬥爭激烈,他怕吃眼前虧,攜妻帶子跑到西安,他的弟弟袁烙是《陝西日報》主編,共產黨的紅人,老延安出身!他在西安只住了三天,覺得其弟有大義滅親的可能,他不想被押送回蘭州吃眼前虧,因而毅然隻身外逃。至於妻兒,他想,他弟弟家能不照顧嗎?他管不了那麼多了。袁煒深諳共產黨虎頭蛇尾的作風,任何運動只要避去鋒芒就可能不吃苦,這是哲學!三十六計,“走”為上策。袁煒不信任袁烙是有理由的。袁煒的弟弟袁烙,與袁煒先後抵達延安,參加抗日戰爭,袁烙一直任要職。袁煒在南京政府任職時,袁烙為採購重要器材,以商人身份曾到南京,並探望兄長。袁煒在咖啡室與他見面。袁煒問弟弟道,你來找我,我以禮相待,請你吃飯,喝咖啡,假如我去找你,你能這樣待我嗎?袁烙說,我一定檢舉揭發你。袁煒歎息說,這就是共產黨人。

    袁煒在杭州住了一周,我陪他瀏覽了杭州名勝,他覺得應該繼續他往。臨別之時,無以為贈,我脫下身上唯一可以禦寒的一件毛衣,算是給他在寒冷的旅途上增添一絲暖意!那是六○年代末的事。現在推算袁煒先生年齡應該近九十歲了,真正是“生死兩不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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