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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天白——“右派情踪”(17)

    一九六○年十月,陳朗從北京被處置“發配”西北,我隨同前往。那時我大女幼吾不到兩歲,我又懷孕在身,陳朗還患病。孕婦病夫是家庭最大的負擔和忌諱,但我們卻要奔向人地兩疏,行將戴罪生活的地方。
   
    自從始皇帝的大公子扶蘇開墾西北以來,已過去了數千年,但西北仍然荒涼乾旱。當火車過了寶雞,但見窮山惡水,所過村落,顯得落後,物質匱乏。新建的鐵路,通車尚不久,當我們抵達蘭州站時,車站還未建立,我們站在黃土高原上,抬頭即是皋蘭山,山頭光禿禿地,不見草木。難道這就是《漢書》裡所說霍去病與凶奴“鏖戰於皋蘭之下”的皋蘭山?後聽人說古時這裡是一片原始森林哩!
   
    蘭州古名金城,是瓜果之鄉,一九四九年前,人口雖只得十萬,交通閉塞,但人們的生活尚是富裕安定的。五○年代以來許多工廠內遷,離城三十公里的西固,新建有煉油廠、化工廠等大廠,遂使全市人口驟增。一九六零年前後,因為共產黨錯誤政策的導向,廬山會議上彭德懷因上萬言書而被黜。甘肅省第一把手張仲良則成了“冒進”而為之下台的替罪羊。全國處處饑饉,地處西北乾旱地區的蘭州,就更形肅殺,路有餓殍,哀鴻遍野了。

   
    陳朗向甘肅省文化局報到,被安置在省局下屬的戲曲藝術研究會,有一份不定期內參刊物讓陳朗參與編輯。一時沒有宿舍,我們三個人就住在戲研會樓上一個小房間裡。
   
    戲研會所在地,在賢後街,是一條靠黃河邊的僻靜小巷,木結構老四合院,比起北京四合院具體而微。小小的開間,小小的窄長的天井,既是戲研會辦公地點又兼宿舍,裡面還住著兩位秦腔老藝人並一家屬老婦,都在八十歲左右。反右之前,曾經一度重視傳統,優遇知識份子,全國似有一番“文藝復興”氣象。西北的古老劇種秦腔老藝人都是師徒以口傳身授薪傳,在此時期,將一些老藝人從民間挖掘來讓他們像漢代伏生一樣,從沒有牙的癟嘴中,吐出滿腹的戲本子,加以記錄。據說請了不少藝人,記錄了不少劇本,但等我們抵達時,好多位都已仙去,只剩下王老、曹老二位與我們朝夕相處。兩位老人的輝煌時代已經逝去,此時,他們在戲研會樓下陰暗的房間裡,踽踽而行,掙扎在饑饉的死亡線上。我們離開北京時,北京畢竟是首都,雖已見饑饉的端倪,但我們尚未十分身受,初來蘭州,物質的貧乏,城市的蕭條,令我很震驚,而且供應的每人定量二十四市斤中,有百分之七十的粗糧、代用糧。初來乍到,我出手不凡,曾經送給曹老一大碗白麵粉和幾個白麵饃,令老夫妻不敢相信!
   
    十月的蘭州,天降大雪,似乎為兩個流亡的右派以壯行色,蘭州的冬天比北京的來得早。
   
    幾個月後,我們從戲研會樓上搬到賢後街二十八號。與戲研會鄰近,是一個標準北方四合院,有前後二院,二門,門道。我們住在前院西廂房,磚地、土壁、木窗。戲研會的刊物只出過一、二期就停止了。陳朗一直在病中,我則掙扎在煤炭、糧食的苦海裡。這裡不像北京家居那麼方便,那裡燃料、糧食都送上門,住東城的老太太,一輩子沒有到過西城,安逸得很。而這裡,一切都要自己去搬著回家,包括那因寒冷而大量需求的煤炭,我們的日子很艱難,但又沒有一個朋友。
   
    一個冬日的傍晚,忽聞叩門聲,進來一位身穿軍大衣神情煥發的人,不請自坐了。自我介紹說,名叫高天白,也是“右派”,現為省京劇團借用,剛隨團上北京回來,在京時聽中國劇協范溶(《劇本》月刊的一位編輯)介紹陳朗情況,故此特來拜訪。我為他奉上了一蓋碗茶,他向我行了個屈膝禮,口稱“夫人”,大加贊賞茶具之美,女主人之美,滔滔不絕,一絲一毫沒有當時身為右派的那份抑鬱感。並說他在寫一部題為《神燈》的長詩,到時候一定送來請教云云。
   
    老高的出現,使我們在蘭州的處境,豁然開朗,蓬壁生輝!他的妻子名叫柴洛葦,也是右派。無獨有偶,也是一雙右派。他倆原是甘肅省一本名為《百花》的文學雜志編輯。由同事而結婚。老高寫白話詩、散文、小說,從青年時代起就頗負盛名,人戲稱 “甘肅的高爾基”。他是甘南武都人,抗戰期間就讀於西南聯大,參與救亡運動,寫過不少詩文,以激勵人們的士氣與鬥志。
   
    就我所知的幾件事,可以說明老高的性格。五○年代初,他從部隊轉業到地方工作,受當局信任,經他介紹約有七、八十名人員進入各機關工作,後在各種政治運動中,外調人員擠破了他的門,要他證明這些人的政治歷史面目,其中有些人他早淡忘了,但他一一為他們說好話。
   
    五○年代初他工作時,因為寫的簡歷過於簡單,組織上讓他重寫,他一時高興,竟寫了一部情節頗為離奇的“自傳”遞交。政治運動來臨時,外調人員根據他所寫情節進行調查,找證人,跑遍了全中國,跑斷了腿,尋找了許多證人,結果都是子虛烏有!
   
    老高與柴洛葦的婚禮,在蘭州市算是破天荒頭一遭。他倆都是文化界人士。柴洛葦是蘭州世家,親戚淵源,今雨舊雨;高天白是甘肅名士,三教九流,莫不樂與之相交。他倆的婚禮在蘭州一家名酒樓舉行,酒宴的招待除酒樓工作人員外,還延請當時全國著名四小名旦之一陳永玲(當時為省京劇團主演)主持,陳永玲少年倜儻,站在門口接待,凡過往人等,他一律熱情招呼,延請入座。據說賓客魚龍混雜,真真假假有數百人之多。我們認識高天白時,他已有了四個孩子,但結婚酒宴之賬款尚未還清。高天白的四個孩子都聰明有加,機靈有餘,第一個平地一聲雷,取名“一雷”,生到第四個,他覺得夠了,取名“滿彩”,乃“滿堂彩”也。
   
    一九五七年,天白夫妻雙雙劃為右派,接著雙雙將發配甘肅河西走廊一個喚作夾扁溝的地方。那是一個勞改農場,右派集中營。河西走廊在沙漠邊緣,已經沙漠化,缺水,即使有水也是鹹水,偶然有一淡水,大書“甜水”二字於旁,賜福於人!老高夫婦與眾多右派被押,趕赴途中,當火車過了永登縣,柴洛葦忽然胃部大痛,幾致昏厥,經檢查屬實,就讓他倆半途下車,稟報有關部門,自行就醫。柴洛葦的胃痛,竟救了他們兩人的性命──凡發配來夾扁溝數以千計的右派份子,以後幾乎全部餓斃,饑餓到啃光了木頭門檻,連糞桶中的瓜皮也搶食不到,餓死的屍體是乾癟如柴的。收屍的工作人員,起初將屍體埋入沙漠時,還插木簽以志姓氏,後來死人多了,收屍時疊成井字形,一次能抬四具,胡亂埋入,也懶得插牌了。多年以後,我們每接觸新友,述及夾扁溝,大家都談虎色變。蘭州市文化館長詹樂政說起,夾扁溝右派中,有一位國學老教授,他因不捨而隨身帶了一部宋版書到農場,宋版書極珍貴,完整的已很難求,就是殘頁,也值一兩銀子一頁。這位老教授,在奄奄一息待斃之時,身旁有一堆枯枝敗葉燃燒取暖,他以餘力慢慢地撕下一頁頁宋版書,投向火裡,觀其燃燒,待到投入最後一頁,斷氣了。不待“文革”的“秦火”,老教授先“殉宋”了。但夾扁溝的生還者還是有的,八○年代我們在杭州認識鄒夢禪先生,他是書法家、篆刻家。三○年代,他在上海商務印書館工作,尚是青年,參與編纂《辭海》封面、扉頁“辭海”二字即是他集漢隸而成。他即是生還者。是夾扁溝少數被派往瓜園勞動的人之一,右派當不敢竊瓜而食,但他卻逃得了生命。右派生還的還有高爾泰先生(美術家和美學家),是天白的朋友。老高夫婦回到了蘭州,後來闔家居住蘭州城郊伏龍坪,屬半山區,因為是農村,管束較輕,夫妻儼然是鄉居生活,一家七口(四個孩子、老高夫妻,加老高的老父),老高說,吃不飽,也餓不死。他仍然抽暇看書,寫詩文。家徒四壁,然骨骼仍然清傲。一天一個公社書記到他家中道三說四,讓他好好改造,重新做人云云。當書記起立回轉時,老高猛的把書記剛剛坐過的那張椅子,一把摔出門外,說道:“這些人坐過,老子不要了!”土皇帝領略這一架勢,愕然!
   
    老高不以下鄉務農為苦,為折磨,真有些魏晉風度,可以箕踞,可以負曝,捫虱,赤膊,趿鞋,翻青白眼不理人。最令他舒暢的是清晨如廁。坪上的廁所均在室外露天中,以矮土牆圍之。老高與夫人雙雙並肩而登,而蹲,在朝霞旭日中悠悠遠眺,高聲談笑。此舉連阮藉、稽康也遠遠不及。
   
    我們的賢後街居所,是省文化局所屬宿舍,原住南房的右派王仲才(原省文化局文藝處處長)受到“甄別”待遇,另遷別處了。我們趕緊通知老高有此空房。他與長子一雷(當時只十歲)連夜以獨輪車冒雨載書下山佔房。次日,省京劇團一班青年武打演員再幫他搬雜物。於是他又做了城裡人。省文化局以前都回說城內無房,此時當然無語可說。老高終於成了我們的芳鄰。他常在我們吃晚飯時,捧著他的詩文前來朗讀。他每每見我都行屈膝禮。夫人柴洛葦對他的種種“創舉”,寬待到熟視無睹,早習以為常。生活的貧困,人情的冷暖,鬥爭的血腥,與老高似都無關。在他的精神感染下,我們也漸感輕鬆。我們和老高一家只做了一年有餘的鄰居,就搬到了中山路。
   
    “文革”一開始,陳朗即受衝擊,關入“牛棚”,我是居無寧日,時受驚恐。乃約老高於某汽車站見面,討教。他卻珊珊來遲,旁若無人。遠遠的就向我行屈膝禮,說:“美麗的夫人,有何見教?”老高呀老高,此時也,長劍正懸在頭上哩!但是老高在這一次的談話則是一反常態,嚴肅的告誡我種種防人之舉。例如,他說,千萬別到陳朗單位去,萬不得已非去不可,也帶孩子去,免遭毒手。但這一點,老高失算了,他還是把造反派想得太人性了。因為我後來終於挨了打,受了重傷……接著,我們的遭際更陷於“深層”而流離巔沛,與老高一家人也就失去了聯繫。
   
    直到八○年代初,陳朗已返京,老高曾赴京觀摩戲劇會演,他們曾再聚頭,而我恰恰未在京。八○年代中期,老高因公順道來杭州看我,而我又恰未在杭,再度失去了劫後重生的會面機會。不過我相信,他的傲視世態,寵辱不驚,當一如既往。“舉頭西北浮雲”,我祝願他和柴洛葦白頭眉壽。
   
   

此文于2009年08月19日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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