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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蕪 司空谷——“右派情踪”(14)

    在中國當代文壇格律詩的領域裡,荒蕪因其《紙壁齋詩集》的行世,已是“天下無人不識君”,屬於名家了。我們結識荒蕪是通過陳朗在中國劇協的同事司空谷的介紹。

    司空谷與荒蕪都是安徽人,且早在四○年代即是好友。司空谷從事文化藝術工作較早,他在中國劇協成立階段即參與刊物的創辦,是《戲劇報》的“元老”之一,陳朗的到《戲劇報》算是“後進”了。陳朗在未進《戲劇報》之前(一九五三年),即因一篇有關《西廂記》的學術論文受司空谷所激賞,原來此文為與當時的戲劇界名家宋之的(時任職解放軍總政治部)觀點商榷而寄往《戲劇報》的,此文遭到宋之的的干預,但為司空谷極力支持而在《劇本》月刊上發表。此一事件後來在一九五四年《紅樓夢》研究批判爭論階段在《人民日報》的“內參”上有所反映(作為壓制“小人物”的事例),毛澤東看到“內參”上此條後,曾經向總政治部主任蕭華查問宋之的此一行為。據說宋之的當時嚇得冷汗直流。但接著“審幹”和“鎮反”運動開始,宋之的則對司空谷進行報復,借所謂他的“歷史問題”加以陷害,司空谷由此而在“政治”上摔了一小跤。這些事均是在一九五六年陳朗到《戲劇報》編輯部與司空谷成為同事後,由司空谷親口告知陳朗的。二人的交誼即由此而起。即使陳朗遭貶彼此二十年的闊別,二人重逢,再為同事,友情一直未變。司空谷後期主要任戲劇出版社編輯部主任一職。直至退休。

    司空谷由於從事文藝工作較早,與文藝界人士接觸廣泛,我在《風景名勝》雜志社任編輯,為了約稿,他就曾經為我介紹過許多作家,如美學家王朝聞。當時王朝聞住在東四七條,一個老四合院裡,與劇協(在東四八條)比鄰,司空谷就親自陪我走訪王朝聞。王朝聞四川人,個子矮小,禿頂,方音濃重,非常健談。當他得知我來自杭州,又是從事風景名勝事業的,很高興,他說自己早年就讀於國立杭州藝專,對西湖感情很深,騎自行車過白堤錦帶橋,斷橋時,從拱橋翻越有騰空之感,說時閉上眼睛,一副老天真相。那次訪問,我寫了《王朝聞訪問記》發表在《風景名勝》上,並與王朝聞通了多封信,他要求自己校對原稿,相當認真。司空谷又為我介紹了姚雪垠、楊朔等作家與老一輩如曹禺、鳳子等名家。楊朔遠在邊疆,他為我寄來兩篇描述風景的大稿,使雜志生色不少。司空谷介紹荒蕪給我們,不為約稿,是出於友誼,但我們與荒蕪居處彼此相隔甚遠,十多年來只見了有數的幾次面,沒有特殊的事,也很少打電話,但是交情卻不薄。當時我們住東三環外團結湖文聯宿舍,荒蕪則住天壇東里。團結湖是北京六、七○年代新開發的住宅樓群區,原先這裡只有一個小公園,一個小小的人工湖稱為團結湖,現已發展為新樓林立、車馬輻輳的繁華之所,團結湖附近金臺路還與古代文明搭界哩!這裡是戰國時期燕都薊城所在,為了使燕強盛、勵精圖治,燕昭王修築黃金臺,招賢納士。金臺路原為燕京八景之一“金臺夕照”的黃金臺原址所在,渺遠的黃金臺,劍氣簫聲,都在團結湖附近(歷史上真正的黃金臺應在易縣,此處的當屬於懷念性質)。荒蕪所居天壇東里,在天壇東門外靠南一帶,居處以繁華的大都市衡量,相當清靜,我們全家約在一九八七年之前到天壇東里看過他倆老,還在附近一家古董店裡購回一對粉彩蓮花瓶哩!荒蕪中等個子,臉色微黃,態度謙和,很親切,他家住六層樓的第一層,三居室套房,因是北京的冬天,門窗緊閉,入室之後但覺空氣混濁,氣味異常,室內光線陰暗,家俱簡陋,相當雜亂。夫人身體很差,和我們喋喋的說些下放幹校勞動瑣事,她如今還要每日接送小孫女上學,不勝勞累云云。夫人似有宿疾,臉色蒼白,顯得乏力,人物與環境給人的印象是窒息、灰色的。他倆極少出門,更休提拜會友朋了。有一次他曾到團結湖看望我們,得知俄文翻譯家、老前輩蔡時濟與我們是緊鄰,他即去拜訪了蔡先生。蔡時濟當時已八十多歲,對現狀經常牢騷滿腹,一副憤世疾俗的模樣,與上了年紀爐火純青境界毫不相干。

    荒蕪原為翻譯家,主要翻譯西方文藝中的戲劇與詩,以翻譯奧尼爾戲劇理論與惠特曼詩著稱。他具體的工作單位是在中國社科院文學院。但從七○年代起,荒蕪的主要精力和時間都轉移到舊體詩的創作上。他的詩大都注重格律對仗,且喜用典故,但創作內容都富現實意義,多指責時政,為極左路線下受難的人們作不平之鳴,這些詩作在稍開禁錮的八○年代中期亦能時見於報章雜志,但也由此而大大得罪了、刺痛了當權派和那些極左人士。當時中共中央宣傳部主辦的一個內部不公開刊物,稱為《未名草》的,就有一篇化名文章,喬裝嘴臉,殺氣騰騰的專門批判荒蕪舊體詩,據說這篇文章是“左王”胡喬木親自披挂、直接操觚的。荒蕪對於這篇文字既嗤之以鼻,不買其賬,且在後來也寫了反駁文章,收在與他的《紙壁齋詩續集》同時出版的文論集子裡。他並沒有憚於過去的右派苦難經歷而緘口不言,表現了大義凜然、無畏的詩人氣質。

    《紙壁齋詩集》初集出版於一九八五年之前,過了數年又出了續集。所謂“紙壁齋”者,是指建國門內中央社科院所屬的一所破樓頂樓某室。在荒蕪打成右派後,夫妻雙雙發配河南咸寧幹校勞動,後期歸來,有較長一段歲月居住此處。這個居處是以報紙糊於空書架以作“牆壁”,這一命名,乃紀實也。他從翻譯西方文化轉移、熱中到舊體詩的創作,大約即始於在河南下放勞動期間,舊體詩中的許多佳篇都完成於“文革”後期所居“紙壁齋”時。

    與荒蕪一起在河南幹校勞動的,有大批老一輩的知識分子,諸如俞平伯許寶馴夫婦﹔錢鍾書楊絳夫婦﹔沈從文張兆和夫婦等,後來他們都成了荒蕪家的朋友,可能他們在幹校時即有舊體詩唱酬吧!一九八七年我們到天壇東里荒蕪家那一次,就見到他家壁上挂有俞平伯贈他的詞幅,內容即是吟詠幹校勞動時作為“灌園公”的生活寫照,有些像陶淵明的田園詩,極為沖淡平和,與荒蕪的辛辣諷喻詩風相比,風格判然各別!沈從文的命運在中共建國後,不像俞平伯他們曾經被抬舉過,他的命運一開始即處於低谷,受到排斥,即收拾起寫小說、散文的筆,韜晦於陋巷,充當故宮博物院為游人解說文物的講解員。至於他個人在故宮浩瀚的史料中,致力於中國古代服飾的研究,後來出版了極有價值的煌煌大著,那又當別論!沈從文在幹校前後也吟了不少古體詩,常以“懷古”、“感事”為題。好像古體詩是專為失去工作,失去書齋的文人所專門具有的。知識分子,失去了案頭工作,無書可讀,但是修養在,頭腦在,用簡捷、押韻的格律詩來表達思緒,是很自然的事,只是為了瞞過周圍的“老左”耳目而已。沈從文書法極佳,尤善章草,荒蕪的書篋中即有不少沈從文送他的字幅,所寫內容大多為自作詩,荒蕪曾隨手檢贈給我們一個長條幅,我們很珍惜。荒蕪也有以沈從文詩幅轉贈給司空谷的,司空谷常張挂於壁。沈從文夫人張兆和,是我們好友忘年交文字學家周有光夫人張允和的三妹,允和二姐也曾有沈從文詩幅贈予陳朗的。

    當代由文學評論,包括翻譯西方文藝作品並從事寫作者,後期轉移熱中於舊體寫作並卓有成就,成為一代名家者,有兩位,一位是聶紺弩,一位即是荒蕪,他們倆位的寫作風格都嚴守詩詞格律,不像現在有些初涉獵者,沒有讀過幾首古人舊體詩,就奢言要打破格律了。他倆者的寫詩風格迥異。聶紺弩以大量現代名詞入詩,詩題多作“贈人”,或寫他自己曾被判死刑緩期執行時的生活、思想,如勞改服役時的挑糞、搓繩,直截了當,明白如話。荒蕪則屬於典雅型的,而且不避用典,然不餖飣,有時也直取口語,內容大多為剌時諷世。可見真正能寫舊體詩者,是可以現代情感詠吟現代生活,仍然可以運行自如的,格律對之亦並無束縛。聶紺弩的詩集名為《散宣生詩集》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出版時前面多出了一篇序言,作者竟是胡喬木,這篇序言未徵得詩集作者聶紺弩的同意,完全是胡喬木自作多情,“迎”上去,討好的。章伯鈞的女兒章詒和是陳朗的戲劇同行,詒和夫馬克郁也是同行、共事,有一次我們在她家作客,章伯鈞夫人說起,聶紺弩曾指著這本剛剛出版的《散宜生詩集》對她說:“這本集子,別的都好,就是這篇序言不好!”

    經荒蕪介紹、推荐我們的詩作,我們得以結識廣州《當代詩詞》主編李汝倫,從此,我和李汝倫建立了通訊關係,雖然一直未謀面,但時時魚雁往返,訊息不斷,後來我曾協助過他的《當代詩詞》發行工作。李汝倫謙虛禮士,文字活潑、生動。

    約在一九八七年後,荒蕪一家即自天壇東里徙遷至西郊中關村。北京西郊開發於明代,為皇家園林所在地,現多遺址,所居者多為藝術界、學術界人士,文化空氣蘊藉。漫畫家丁聰,即寓居此處。荒蕪的中關村居所,陳朗曾到過兩次,約在一九八八年間,後一次是與司空谷同往的,陳朗說那天詩人呂劍亦在座,他是荒蕪的近鄰,與陳朗雖未謀面但彼此都聽說過,呂劍也是從新詩轉向舊體詩的一員。

    荒蕪於八○年代後期始,即很少寫作了,意志顯得消沉,身體健康狀況很差,夫人身體更加孱弱,有閉門謝客,頤養天年之況,即使有兩部電話(公家又為他安裝了一部),與朋友的聯絡也不很多。他說,他不想看書了,連報紙也懶得看了。他之所以不再寫詩,是覺得自己的詩作對“醫世”無益,寫它作甚?但現實是如此骯髒、殘酷,道德是如此淪喪、變質,能不讓一個真正的、敏感的詩人產生失望情緒,感到無可挽救而消沉嗎?

    但在陳朗臥病團結湖時,他曾偕木刻家、詩人曾景初來看望過他,於友情仍是敦厚矢忠的。在荒蕪還勤於寫作的那幾年裡,常常有信給我們,有時還親自抄寄我們的詩作給刊物雜志。他的來信多用毛筆,但橫書,字體很工整,一筆不苟,我們將他的來信多封,都珍藏著。

    一九九七年九、十月間好友胡忌、黃綺靜自大陸來紐時,說起了荒蕪,大概在一九九六年下半年他們曾見報章刊登荒蕪作古的消息,聞之不勝人琴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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