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感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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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音乐

    我这一生与音乐的缘份最深,我从初中毕业後即进入中等音乐学校学习,接着又进入高等院校音乐系继续深造。按理,我应该是一生从事音乐事业的,但是,因为命运的播弄,我却离它越来越远,原来我与音乐又是无缘的!
   
    五十年代初期 ,我离开故乡雁荡,几经周折,进了杭州师范音乐科。杭师的前身是浙江两浙师范,是个曾经培养过许多杰出人士的百年老校,尤其是艺术方面的人材。但是这个学校开办独立的音樂科还是第一次,而且等我们这一届毕业後,就再也没有接着办音乐科,我们这个班是杭州师范空前绝後的唯一音乐專業班 。因为是初办的音乐科,似乎还来不及編撰教材,我们所学的全部科程都是照搬上海音乐学院的,从《视唱练耳》、《乐理初步》、《和声学》、《对位法》以及钢琴练习教材等等,都与上海音乐学院一模一样。只是学生的年龄比大专生小些而已。
   
    我们的音乐科教师有顾西林、俞绂棠、沈同德、丁兰纽、李益中,还有来兼课的黄永、潘国栋等。顾西林老师是音乐界前辈,抗战时期曾与缪天瑞同时任教於福建音专,其他老师也都是当时音乐修养甚高、卓有成就的一代人才。我班有四十多位同学,都在十六、七岁的妙龄。

   
    当时“阶级斗争”尚未炽热,我们弦歌一堂,努力学习了几年,长进颇多。我的钢琴教师是顾西林先生,二胡教师也是顾西林。顾先生当时已六十多岁了,她是苏州道台的千金,精通昆曲、提琴,她為了艺术与父亲“三击掌”而终生未婚。她爱校如家,爱学生如子。她生活严谨,教学认真。我在严格的教育下,三年中学完了多种钢琴练习曲、奏呜曲等。她尤其擅长二胡,她是以刘天华十首曲为教材的,三年内我从《良宵》拉到《空山鸟语》、《烛影摇红》、《独弦操》。对要求的“指法”、“弓法”甚为熟练。我班的国乐合奏课,也是顾先生承担的,我在其中任“翁胡”的拉奏。顾先生要求我们在课前抄好分谱,练好分谱曲,在琴弦上擦好松香,对好音,课前就要按号入座。上课铃一响,顾先生走上讲台,指挥棒一动,即使是最生疏的乐曲,也立即能发出悠扬的乐声……。
   
    後来我在福建音专,也有半天合奏课,可是大学生们等上课铃响了才络续到课堂,才开始对音,老师并不要求抄分谱,大家手持一本总谱,找不到自己该拉的分部,座位零乱,总要混乱数十分钟後方能落座演奏。
   
    我在福建音专的钢琴教师是王政声。王教授毕业於上海圣约翰大学,钢琴造诣很高,尤其是对萧邦乐曲的演奏与理解,我在他的教导下,弹奏了萧邦、柴可夫斯基、格里格、贝多芬等难度较高的乐曲。此外王教授还指导我弹奏他自己创作的钢琴曲如《渔歌》等。在他的悉心指导下,我有机会在国际音乐家纪念会、夏季音乐会等舞台上,作钢琴独奏表演。那时我接触的都是西洋音乐。
   
    然而我在大学的音乐学习,因为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斗争而中断了,於是这雙弹钢琴的、被人誉之的“兰手”,从此拿上了锄头铁耙,栉风沐雨在福建长乐、连江等山区林场,从事最强最劳苦的开荒砍树劳动。我是忽然从三十三天降到了第十九层地狱!从此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心身的需求贬低到吃饱饭、睡够觉的原始要求。即使是在如此严酷的劳作中,在缺食缺眠双手肿胀拿不住筷子的日子里,三日两头还要遭受批斗会的折磨。那时我羡慕的,是山上那几户山农,见他们能吃白米饭,能自由的进行劳动,不受批斗就是最幸福的了,至於不识字、不弹钢琴又有什么关系?!
   
    从此以後开始了巅沛流离的生活。一九五九年我离开福建到了北京,此时文化部、全国文联也已瓦解,陈朗正在居庸关外的冰天雪地劳动,改造思想。一九六一年,他发配西北,我随他西出陇中,正如诗人张雪风在给我的赠诗中有句云“江南腰肢杨柳弱、西出阳关伴谪居”是也。
   
    在兰州一住十年,在文革中又劳燕分飞,陈朗去了大通河畔,我则和孩子辗转陕西富平,到了杭州郊区,一直待到一九七九年岁末。
   
    二十多年的岁月,在艰难困苦中,在人类社会最低层中倏然而逝。我已经忘记了我原先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我更忘记了我原先是学习音乐的,我曾经那么优美地弹奏过人间的天籁之音,曾经浸润其中有过优美的情操!不过,细究起来,我还是有所得,我這个来自山乡,纯真、朴实,又在音乐里陶冶熏染,灵魂脆弱的女孩,终於在残酷的阶级斗争里,在丧失人性的磨炼中,未致消沉,九死而後生,活了下来。生活锤炼了我的意志,使我果断、坚忍,能挣扎二十多年對任何磨难都能接受并处之泰然了。关汉卿说他自己是“砸不扁、蒸不烂、嚼不碎的一颗响当当的铜豌豆”,正也是我所期[email protected]的。
   
    在七十年代的後期,住在杭郊乡僻,我自己於乐器,荒疏二十年,已不可能“重操”,然音乐意识固存,“积习”又复萌生。我曾亲自教大幼拉二胡,让二幼跟骆介礼习琵琶,三幼则跟徐晓英学习古琴。我觉得别人有的,我的孩子也应该享有。
   
    一九七四年後,我居住杭州武林村阁楼,得与美术家、古琴家王绍舜先生毗邻,先生時处穷愁潦倒中。由於古琴为室内乐,阁楼之中,只要门窗紧闭,则声不闻於外。先生夜夜焚香操七弦琴。王先生常说,是古琴给了他生命,使他的多病之身得以延年!我和三个女儿与他一板之隔,听了十年琴声,对《高山流水》、《平沙落雁》、《梧叶舞秋风》等古曲韵味感受最深。绍舜先生友人赵松庭,人称“笛王”,在阶级斗争松懈的七十年代後期,时来与先生琴箫合奏,这些都是我在困顿的生活中最高的艺术享受了。
   
    三个孩子的音乐学习,只有三幼後来稍得以坚持。她的古琴教师徐晓英是史学家徐映璞的女儿,晓英幼从徐元白、张怡真、马公愚学习古琴後,蜚然成家。八十年代以後,我时与晓英结雅集,凡琴、筝、评弹、昆曲,甚至绘画,诸般集芷阁,借屋顶阳台作一时之啸傲,真是平生佳话。友人王翼奇,相交於患难之中,恢复工作後,任浙江古籍出版社副总编,他有长诗记芷阁雅集,诗中有句如“寅年阳月芷之阁。主人邀客对秋菊。是日列坐多时贤,各擅琴诗书画曲。”“渔舟唱晚忽鳴筝,三叠三弄琴相续。”
   
    一九八五年,我应福建武夷山中美兰亭学院之邀,前去讲授《诗经》,三幼亦为学员演奏古琴,在碧水丹山边响起了古琴音韵。她现在德国,常有机会在波恩、科隆、墨尼黑等城市表演古琴,在欧洲的古建筑和教堂塔尖间,能回响中国的古乐,也算是宏扬祖国文化吧!
   
    从八十年代开始,我先後得到了三张古琴,古琴不仅是音色浑厚,韵味深长,仅就其形制而言,已给人以极大的美感。琴身修长,均一百十厘米,琴头宽约十七厘米,琴尾宽约十三厘米,面板必须以桐木制成。面板外侧有十三徽,往往以玉镶嵌。底板用梓木做成,其上的两个音孔称“凤沼”、“龙池”。琴面张弦七根,故又称七弦琴。右手拨弦,左手按弦,有吟、揉、绰、注等手法。因为琴身修长,音域较宽,有三个八度又一个纯五度,音色变化丰富。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独特的演奏艺术和具有许多流派。古代乐曲赖琴保留者极为丰富,自南北朝至清末,琴曲谱集现存者有一百五十馀种之多。三幼後转师郑云飞先生。凡徐晓英、郑云飞以及他们的导师徐元白、张怡真等均属浙派范畴。
   
    我的第一张琴,为王绍舜先生重病返故里前所赠,为清初物,桐木、玉徽,为琴中精品,殊为珍贵,音色淡雅。现存芷阁。
   
    第二张琴为徐晓英购自扬州,琴身略宽於清琴,音色悠扬。一九九零年三幼携来奥克兰。
   
    第三张琴为郑云飞向徐元白子徐匡华购得,琴头镶有翡翠环,音色含蓄为郑云飞所激赏。此琴亦於一九九一年托友人自杭州带来奥克兰,又於一九九六年由三幼带往德国。
   
    一九九五年我俩来奥克兰後,於九七年相逢同学钱奕正,在他的帮助下我先後买了三架钢琴,分别让孙辈学习,也圆了我自己多年的钢琴梦,与音乐的缘份是第三代的情愫了。
   
    现在身居桃源,与外界的联络,竟仍是我杭州师范的音乐科老同学们。我们这班同学的感情都未泯,回忆是美好的。离开音师也已半个世纪了,经过时代的洗礼,同学竟都健在,在八十年代初办起了《音师通讯》。大家在音乐领域里各有建树,我班出了三个大学音乐系主任。尤其《音师通讯》的执编林光璇同学,他已出版了有关音乐理论、曲集、二胡演奏法等书多本,他在《二胡演奏法》的扉页上写着:“谨以此书献给顾西林先生。”顾先生在文革中惨遭迫害而死。师生们都怀念她,在平反落实政策後,在杭州师范校园内建造了“西林亭”,以志永念。九十年代初,音师班同学作过一次集会,在西林亭前留影,先生以她的音乐造诣仍然活在学生心里。
   
    至於我福建音专的钢琴老师王政声,文革初期,我在兰州时,曾收到过他的一封信,还在教导我“音乐家不一定从学院里出来”,还在鼓励我继续音乐事业。但面对腥风血雨,朝不保夕的生活情況,通訊就不再继续,到八十年代初又重新恢复通讯,但先生老了。八十年代初他被邀至京担承前肖邦钢琴选拔赛评审,我因公务在身未克前往北京相见。後来他即去了香港,再无通訊。据说先生在港曾任港督彭定康家庭钢琴教師 ,计算年龄,先生当已鹤驾西天,若我能早几年来纽西兰,当会与先生相会於香江之畔,他会伤心我早已“此调不弹久矣”!

此文于2008年04月14日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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