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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希翎——“右派情踪”(11)

    一九五七年中共整風運動,在“鳴放”階段,人們尤其是青年學子,本著由衷的、天真的出於愛戴向黨提出我見,以北京大專院校的學生馬首是瞻,各省市學生無意間互相影響,像錢江的潮水,後浪推前浪,蔚為壯觀,其程度可與後來的一九八九年天安門廣場學生請願的波瀾相比擬,只是形式不同而已,然而,無論朝野皆渾然對“陽謀”玄機其時皆無法體會。

    等到反右運動步步深入,殃及年輕學子,北京各大專院校就首當其衝,其中以北京大學譚天榮、人民大學林希翎為批判重點,全國報刊,一時撰文對其批倒、批臭,長篇累牘,歷久不衰,其觸目驚心的程度,不下於批判大右派儲安平、章伯鈞、葛佩琦等。為配合報刊批鬥,還有電影《反右派鬥爭》宣揚教育廣大人民,讓人民進一步唾棄右派份子。

    我當時是福建師大藝術系學生,我班按比例,要“揪出”兩個右派學生,一個是我,一個是葉焜。學生右派年輕閱歷淺,在此後的二十多年遭遇中一般都淪落在低層,是右派這一族群中最為慘淡者。當時《反右派鬥爭》宣傳影片在福州公映時,身為右派,我沒有膽量去看,可是葉焜看後,回來悄悄的、激動的對我說,他在電影裡看到學生右派中的大右派林希翎了,他非常敬佩她在鬥爭場面上,面對著千夫所指(應該是萬夫),從容自若,面無懼色,並說她面目清麗,穿一襲舊軍裝,兩袖卷在肘彎處,一副英姿勃發的樣子。葉焜讚嘆說,做右派就應該像她這樣,“臭”得壯烈,像我們這樣窩窩囊囊被人揪鬥一場,算什麼?葉焜還說,他要設法到南洋經營橡膠園的姑媽那裡去,他要混出一個百萬富翁來,他要掙錢給林希翎用。我以後就一直後悔,沒有看到穿舊軍裝,面目清麗,臨危不懼的林希翎形象!

    意想不到的是,度過了艱難困頓的二十多年後,我和林希翎都生存下來,我們不但相遇,而且相交。那是在八○年代初,全國右派大都已“落實政策”,安置就緒,而林希翎則屬於少數幾個典型右派,不予“改正”,留作“活教材”者,以示黨的政策路線一貫光榮、正確,反右只是“擴大化”而已,右派以百萬計,除章伯鈞、林希翎等數十人外,其他均為“擴大化”。林希翎從她待罪的浙江省武義縣前往北京,奔走於各有關部門,要求徹底平反。此時她認識了從大西北返回原單位的右派鄉親陳朗,於是在京活動期間,就曾一度寄宿在和平里陳朗和女兒的住處。其時我在杭州工作,二幼等自京來信時時提及林希翎種種,說她是一個熱情、活躍、不拘小節的人。她雖然往返北京多次,但都與我到北京的時間相左,一直無緣識面。

    林希翎本名程海果,浙江溫嶺人,父親早在四○年代去了香港,她隨母在浙江,成年後就讀於北京人民大學法律系。人們說她因為欽佩當時山東大學中文系二位敢於批判大學者俞平伯《紅樓夢》研究的觀點。因為是小人物批判大人物,幾經受挫,毛澤東給他倆撐過腰,而成為全國明星,程海果推祟這種精神,在他們大名“李希凡”、“藍翎”中各取一字,因母親姓林,故名“林希翎”。陳朗曾問過她是否如此,她說這是巧合,非事實。

    一九八二年夏,我在杭州為暑期《大學語文》教材集體備課,回家上樓,見東窗下,一位體態豐盈的中年女子,大大冽冽的半躺在籐椅上,微笑著並不起身,陳朗坐在她左側,他讓我猜猜這是誰?我不待思索衝口而出:“林希翎!”她並不接話,也不起身,卻以腳用力頓地板,大聲讚嘆,說她料不到陳朗有這麼一位有風度的夫人,說陳朗好福氣。這一次她在我杭州的家中,住了三個晚上。此時她的工作已初步落實在金華市文聯。她又忙碌起來,大多受人之托,到杭州時,她即帶來一本《曹天風詩集》稿。曹天風是一位才氣橫溢的舊體詩家,老右派,程海果與他並未謀面,即為之奔走謀求出版。又因她在人民大學是學法律的,所以亦有多人托她擔任辯護律師,在中國這塊權大於法的國家裡,她覺得十分無奈。一日深夜,我們總算有機會談心,她說到她的婚姻。說反右鬥爭後,她曾一度留在人民大學幹些雜活,起“懲惡示眾”的“活教材”作用,後來被輾轉送往監獄和勞改農場(劇協老右派戴再民曾在一個拘留場所與林希翎有過短暫的共同待罪遭遇,老戴說林希翎每日寫日記,鍛煉身體,還拉二胡自娛,沒有絲毫自暴自棄情緒,甚佩服她)。她說到她在監獄時,由于死不認罪,時與監獄幹部發生衝突,幹部罵她,說像她這樣的認罪態度將會老死監獄而斷子絕孫。若干年後,毛澤東主席於日理萬機中忽然向左右問了一句:“林希翎現在幹什麼?”於是立即被關注,立即雞犬升天,立即從勞改革開放農場被安置到浙江省武義縣一個農機廠當工人。她的師傅是一位從浙江大學畢業不久的青年,年輕的師傅與徒弟在朝夕相處中,被她的性格魅力所吸引,由欣賞、愛慕而求婚。林希翎自我解嘲說,在囹圄中與社會相隔若干年,一旦重回,就像出土文物,仍然保持著“入土”前的學生風範,仍然單純。林希翎不得不向年輕師傅暴露真實身份與不相符的年齡差距。師傅認為既然毛主席他老人家都關心她,夫復何疑?至於年齡大小,他也不在乎。林希翎想到了監獄幹部咒她斷子絕孫的話,何況小伙子不在乎年齡差距和她的政治身份,遂與之結婚了。婚後他們有了兩個男孩,都是由孩子外婆帶大的。至於他倆的夫妻感情,並不很諧調。她感嘆說,她不是一個好女人,她不應該結婚,她沒有資格為人妻子,為人母親云云。

    在這一次武林夜話後,我再得到她的消息都在報章上,先是有消息報導林希翎到香港並到台灣探父,在台灣,她回答記者提問時曾表態對國共兩黨均不感興趣,她來台灣僅是探視父親云云。

    到了八○年代中期,報章又載林希翎一家四口赴法旅居,她被聘為法國某科學院院士。

    我和林希翎之間,從無魚雁往返,我們之間非老友,非深交,只是有共同的命運,今後若有機會重逢,我相信我們仍然會彼此溝通的。

    一九五七年“鳴放”運動以前,身為人民大學法律系學生的林希翎即已頭角漸露。曾受聘為《中國青年報》特約記者,到各地採訪,並多次擔任陪審員,參與政法方面的社會活動。在這期間,她得識了團中央負責人胡耀邦,且與胡的一位青年秘書某多有接觸。鳴放運動開始後,與某的接觸尤多,從大鳴大放的交流發展成為戀愛關係,且發展得很快,待林人大畢業就將舉行婚禮。誰料風雲突變,一場反右的大風暴將這對情人分隔開了。某也被打成右派,且被開除出中央所在單位,流放到外省。等到他們的重逢,已是二十多年之後的八○年代初,林為落實政策到京上訪時,二人都經過沉淪且各自都已結婚並有子女了。他倆在北京曾抱頭痛哭……

    八○年代初林在北京為其平反事奔走,曾與胡耀邦有過多次電話交談。也到人民大學黨委會交涉多回,最後只允許發給她一張人民大學法律系畢業証書,連“改正”也得不著。當年人大給右派定性時,革命前輩、老校長吳玉章出於愛護之心,要保她而沒有保住,結果她被定為“極右”學生而重判十五年徒刑。後來雖因毛澤東一句話“從寬”給分配到武義農機廠當工人,實則刑期也差不多已經滿了(只差幾個月)。人民大學之所以不給以“改正”,顯然是出於最高決策者的旨意,即要在全國保留若干個右派作為“活”的“標本”,用以說明偉大的反右派鬥爭沒有錯(只是“擴大化”而已)。當林希翎拿到人民大學法律系畢業証書,準備“打道回府”回浙江時,曾向胡耀邦電話告別。行前,得到胡命秘書轉致她的八字贈言:“只要我在,後會有期。”可惜的是不久林希翎即離開了大陸,“我”後來竟“不在”, “後會”自然是無望的了。

    也是八○年代初,林希翎即將離開大陸赴海外探親之際,她草了一篇數萬言的《給鄧小平的公開信》,信的開頭稱謂為“鄧伯伯”。信發出了,據說鄧接讀此信後,曾“大發雷霆”。看來鄧的氣度不及胡耀邦的大。此信的副本,在林離開大陸前先曾請一位知友赴香港時帶出,囑托在未得到她同意前不能公布。等到林抵香港後不久,此信終於在《廣角鏡》上連續兩期全文發表了。文的內容大致分兩個部分:前部分闡述當年自己的右派言論,無論政見,與對社會制度、經濟等觀點,同鄧復出後所實施的各項改革,都很相似。她說她不改初衷,十分願意做右派,無須為她平反或“改正”,說她右派當定了。於是她強烈地提出要求給她一個人民代表的席位,讓她參加人大會議,充分抒發她的右派論點。後部分請求因她牽連而被打成右派或受其他不公正待遇的近百人,給予他們平反,因為在鳴放中,許多青年曾響應她的論點,在反右當中,有些同情過她的人,均受到各種迫害。文中還舉了一些事例,其中一例是她被打成右派之初遭到拘捕,關在北京市公安局所屬的監獄,因病住在公安設的醫院治療時,她給毛澤東寫信申訴,考慮到毛或收不到信,想到鳴放階段曾經得到郭沫若對她的當面讚賞,也許郭能幫她將信轉去。因在住院當中一位護士對她表過同情,她即委托這位護士將信寄給郭再由其轉遞。護士毅然擔負了此一委托。不想郭某竟直接將信交付給了市公安局。這位護士於是遭了殃,被開除並被打為右派。林希翎文中對郭沫若有一評語,謂“有才無德”。

    當林希翎八○年代初在京活動平反之事時,與文藝界人士多有接觸,中央電視台新聞攝製組對她的活動有作錄攝之舉。他們竟未忘懷她當年叱吒風雲的日子,可見她的“知名度”。當時錄攝安排的諸場景有:她與吳祖光、新鳳霞夫婦的,與黃苗子、郁風夫婦的,與陳朗好友陸陽春的,等等。無非都是與右派們在一起。右派確是“香”了一陣。已經攝錄了一部分,且作過試映,但未完成,停止了,故未得到正式放映。不管如何,八○年代初大陸的文化藝術界確曾透露出一絲曙光來,以後的歲月則是隨著右派白樺的電影作品《苦戀》的挨批,與清除“精神污染”新運動,復歸於黯然了。至於林希翎,在大陸就少有人再提起她來,誰還能記起鳴放時她的那段“苦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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