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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訶——“右派情踪”(7)

    李訶是安徽人,他是陳朗在中國戲劇家協會時的同事,又是我們在五○年代住在朝陽門外芳草地五號文聯宿舍時的鄰居。芳草地文聯宿舍一律平房,棋盤式的,分成四行,有二十多個小院,行間有巷道間隔,陳朗居二行北端,李訶居三行北端。當時陳朗所在的《戲劇報》編輯部,共有編輯十四人,一九五七年反右時有七人被劃為右派,佔編輯部人數二分之一;李訶所在的《劇本》編輯部,共有編輯九人,有二名劃為右派,佔編輯部人數五分之一強。這個比例,大大超出了歷次政治運動所“揪出”百分之五“一小撮”指標。

    李訶在四○年代中期,受紅色思潮影響,極盡曲折、艱辛地到了“革命聖地”延安,並在延安的魯迅藝術學院任教職,有相當於科長一級的職位,如果他能在延安一直呆到全國“解放”,他也許能當個大官,但命運向他開了個玩笑:一次,他在延河游泳,跳水時,不慎足部觸及河床,神經損害,造成腳傷。當時的延安醫療條件差,無法治療他的腿傷,只得返原籍安徽就醫,遂脫離了革命根據地,致使他的命運起了根本的變化!他回安徽以後,一面治療,一面在當地中學任教。即與黨組織失去了聯繫,這就是後來認為極為嚴重的“自動脫黨”!

    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全國文聯各協會紛紛成立,李訶即尋找在延安時的老上級、“魯藝”領導人張庚聯繫,籍其幫助調到北京,安置在中國戲劇家協會,任《劇本》月刊的編輯,後期與戴不凡共同籌辦學術性較強的《戲劇論叢》季刊。張庚原是魯藝領導,中共進城後,他因來自延安,有革命資歷,再加上理論修養,所以一直高居在文藝界尤其戲曲理論方面的領導地位,他那時任中國戲曲研究院院長。與李訶一起籌辦《戲劇論叢》的戴不凡,是浙江建德人,原是杭州某小報編輯,五○年代初,他寫了批評田漢改編的京劇《白蛇傳》的文章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甚得當時任中國戲劇家協會主席、文化部藝術局局長的田漢所賞識,反而調他進京到劇協參與《戲劇報》並《劇本》任編輯,從這一件事可見出田漢的愛才和氣度。李訶在業務上很負責,但他並非主編,他的黨籍也始終得不到恢復,脫黨者恢復黨籍比新入黨者困難得多,他在“白區”的那段歷史,必須說清楚,但又如何說得清楚?所以李訶平日有委屈情緒。當時的領導階層、當權者有嚴重的宗派意識,這種意識是:凡不是從延安過來的,即便是在“白區”堅持艱苦奮鬥、是地下党成員,或是非党的民主人士,至多是“統戰”對象,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排斥,何況李訶是個“自動脫黨”者,屬於那種不能堅持、受不了“紅區”的物質艱苦等不具備革命到底的意志薄弱者!他平時在編輯思想上、學術觀點上,推許一些自由化的帶揭露性內容的劇本,如反映農村題材的話劇劇本《布穀鳥又叫了》,他就很讚賞,這一些都成了他在一九五七年“反右”鬥爭中的罪狀。

    “鳴放”期間,作為編輯,除了自己必須向上提意見外,還要發動,鼓勵作者、演員、讀者“鳴放”。當時誰也不理解“陽謀”,劇協的領導還將鼓勵鳴放作為工作任務落實到各位編輯身上,讓大家在各地召集演員開座談會,聽取演員的意見。譬如當時即派張郁到上海戲曲界,陳朗則在北京戲曲界,向演員徵求意見,寫成書面材料提供給上級領導,這些“工作任務”後來在“反右”鬥爭中,都算作煽風點火,積極向黨進攻的罪狀。上海崑劇院著名演員俞振飛當劇協在批鬥張郁時,還特從上海寄來“揭發”張郁的材料,亦為清洗自己而“打落水狗”!有一個北京評劇院女青年演員曾自動跑到《戲劇報》編輯部“訴苦”,揭發其院內領導宗派觀點,陳朗接待了她。“反右”中,這位女青年即寄揭發信到劇協,揭發陳朗向她煽風點火……。當時,身為著名劇作家、戲劇理論家、劇協主席,被戲劇界尊稱為“老大”的田漢,雖也曾寫下《為演員青春請命》的大文,他自己算幸運地逃過了“反右派”一關,可是在組織、部署批判吳祖光當中未見稍存“姑息”之情,僅稍微受到“包庇”豫劇名演員大右派陳素貞的指責。但到了後來“文革”,終於成為“四條漢子”之一,打入死牢……。

    劇協的反右鬥爭高潮是揭發所謂“東郊反黨集團”,東郊,即指的是北京朝陽門外芳草地文聯宿舍所在地,朝陽門外當時已算是郊區。這個“反黨集團”的成員是李訶、陳朗、戴再民、唐湜、阮文濤,這幾個人當時都是住在芳草地的文聯宿舍,同為鄰里,又同在一個單位工作,難免時常往來,茶餘飯後,說些牢騷、幽默話, 發表些看法、感受,也難免附和、贊同。還有方軫文,雖住在城內細管胡同(田漢宅內),但也常到芳草地串門、交談。既然劇協號召向黨提意見,“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總會有意見可提、有話可說,寫大字報時,也或許偶然“聯名”……。於是“反右”深入階段竟然莫須有地、大張旗鼓地展開以對所謂“東郊反黨集團”的揭發批判,李訶被稱為該集團之“大軍師”,陳朗被稱為“二軍師”……這場揭發的鬧劇折騰了大概有一個多月,大會、小會,批鬥、揭發,大字報鋪天蓋地。

    李訶之所以成為“大軍師”,一來他年紀較數人為最大,當時大約有四十多歲,較具有威信。二則他到過延安,資格老些,多諳知共黨的老底,也正因此,更受到當局者的仇視,故以他為目標。但是李訶也可謂“失著”,既然他去過延安,他應該知道共產黨“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老套,他在延安時應該嘗過延安整風的滋味,應該吃過“藥”!所以也可見李訶的天真爛漫。李訶在“白區”生活了多年,做過教書先生,太知識份子化了,他對共產黨有幻想,當時不僅李訶如此,幾乎所有的知識份子都是如此。

    到了後期,定性定案時,將“反黨集團”悄悄改為“反黨暗流”,即是尚未形成實質的“集團”之謂,情節輕微不少。而最是令人不解的是,身為“大軍師”、“二軍師”的李訶、陳朗在右派類別上,反而定為較輕的“第四類”,張郁為第三類,而其他“成員”如阮、唐、戴等,反劃為“第一類”,即極右份子,被銬、逮捕。而且因為李訶腿病,仍留在劇協,僅是改調至《戲劇報》編輯部做編務、送稿等等。當時的《戲劇報》由《人民日報》印刷廠承印,在王府井大街,從文聯大樓到《人民日報》印刷廠不須搭車,即步行可達。每期送稿,只見李訶一瘸一拐挾著稿件,踽踽而行,每期要走好幾趟。陳朗在六○年十月發配西北之前,曾被下放河北安國、懷來等地勞動過,下放前大半年曾留在編輯部做些編輯雜務,或派往採訪戲曲老藝人,代為筆錄其口述表演經驗,有時也幫李訶做些瑣事。這大、二“軍師”,淪落遭際若此!他倆從此不敢作傾心交談。在芳草地,李訶偶爾夜訪陳朗,也立即被其妻朱邦霞命孩子把他叫回家。但在編輯部,仍日日見面,當他們看到周圍荒誕之事,如編輯部所有成員(未打成右派者即所謂革命群眾),“人人過關”檢討時(檢討內容大多為撇清自己與“右派”、“右派觀點”關係,往往一而再、再而三地不獲通過),二人也列席,二人常常暗地彼此作一個會心之微笑而已。自“反右”以後,舉國上下都歌功頌德,人人說假話,千姿百態!

    一九六○年十月,我隨陳朗流放西北,離開了芳草地,從此再未與李訶見面,音訊隔絕,生死兩不知了。“文革”期間,文聯各協會解體,人們分散到各地“五七幹校”及農村勞動,李訶雖屬殘疾人,不能務農,作何營生,未得其詳。待到一九七九年,右派“改正”,陳朗、張郁、方軫文、戴再民、杜高等絡續返京,才知道李訶在“文革”中病故了,只留下了寡妻朱邦霞和一個獨生女。

    一九八○年我在北京和平里再見到朱邦霞時,二十年的間隔,朱邦霞那時不過五十多歲,但乾癟、憔悴,老而黑,似乎牙也沒有了,令人無法辨認。她原在《戲劇報》任收發等工作,此時仍在重新成立的戲劇出版社任收發等雜務工作。朱邦霞勤勤懇懇,工作努力,據說年年評為“先進工作者”。這個稱號僅起鼓勵作用,人們都同情她的遭遇!

    我來紐西蘭三年後,於一九九七年七月間曾回北京,在方軫文妻子小張的口中得知了朱邦霞的一些情況。小張與朱邦霞同時工作的戲劇出版社,大約於一九九三年因故被中宣部勒令停業,出版社是個企業單位,自負盈虧,遂處於癱瘓狀態,幾乎發不出工資。除領導人還常來出版社處理日常事務外,上班的只有小張和已經退休但為了多掙幾個錢,再要求來做臨時工的朱邦霞了。她倆幫廚、打掃兼收發等工作,收入微薄以補家用,朱邦霞這幾百元錢,目前在國內,只夠常人週末在飯店的一頓普通飯費,而朱邦霞卻要敷用一個月。她應該有七十五歲以上了,每日要從和平里擠公車到大鐘寺去上班。如果說這拼湊的少數錢財僅供她本人的生活費也罷了,但她還有更大的生活經濟壓力。李訶與朱邦霞之女,隨右派家庭坎坎坷坷地並沒有歡樂的童年,成年結婚生有一子,不幸是個癡呆兒!不久,女婿與女兒離婚,女兒帶著癡呆兒與朱邦霞共同生活。從此母女兩代苦命的人,帶著只知吃喝拉撤的癡兒過活,為他每日辛苦不已。大家都不禁感慨,別的右派家庭在落實政策以後,生活多少有些改善,只有李訶一家,寡妻、孤女、癡孫,收入微薄,生活幾乎沒有好轉的希望,朱邦霞的晚景確實讓人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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