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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高——“右派情踪”(6)

    老友杜高,在我們一批文友中,自右派得“改正”之後,似乎屬於時來運轉者。

    杜高原名李小樹,湖南長沙人,出身於紅軍革命家庭,其父在南京為高級幹部,從事馬、列哲學研究,其母亦為高幹。杜高未受過高等教育,少年時在部隊任通訊、文藝工作,後轉業至中國青年藝術劇院任編劇,五○年代初“抗美援朝”時,被派赴朝鮮,作戰地採訪。所寫報導,曾選入中學語文課本,並寫有劇本多種。後由青藝調入中國戲劇家協會,為劇協創作組成員,當時的組長為賀敬之(後任中宣部副部長)。在“反胡風”運動中,杜高有所牽連,於一九五六年與魯煤一起作為降級處理,從創作組調出,分別在戲劇出版社、《戲劇報》任一般編輯。在次年的“反右”鬥爭中,杜高復被劃為右派份子,且為“極右”,押往北大荒勞動改造。

    一九五七年暑假,反右鬥爭尚未深入到我們這些大學生身上,我還到北京度假。時中國文聯所屬各協會的反右鬥爭正如火如荼地、大批“丁陳反黨集團”、“吳祖光小家族”、詩人艾青等,舉國上下同聲響應。此時在劇協出版社任編輯的杜高正以“吳祖光小家族”的“骨幹”受到批判、衝擊。杜高與青藝的汪明被稱為“小家族”的“雙將”。杜高熱愛戲劇,少年得志,與當時戲劇界名流吳祖光、新鳳霞夫婦,過從甚密,對吳祖光口稱大哥,對新鳳霞口稱大嫂。當時在批判“小家族”時,還涉及到四十年代的“二流堂”,那是在抗戰晚期的重慶,張光宇、張正宇昆仲與黃苗子、吳祖光一輩藝術界的朋友,自我調侃謂“不希冀上流而甘居二流稱二流堂”,此時與“小家族”掛上鉤,認為反黨本質一脈相承。與吳祖光、新鳳霞交往的青年人中,除杜高、汪明外,還有從中央美院剛畢業的蔡亮,才十八歲。對“小家族”的“反動言論”起而揭發,首先反戈一擊的卻是汪明,在劇協的一次批判會上,面對汪明揭發,杜高以拳擊桌,斥為“放屁”。結果不論是汪明、杜高均被定為極右份子,處分反而比吳祖光、丁玲等更嚴重。在杜高最受煎熬的時候,我正在北京,陳朗還未受到批判。有一天,陳朗陪我逛東安市場,一路吃北京的久保桃,在王府井車站候車時,杜高正在對面候車。他後來對陳朗說:“你的小愛人真好,看到你們真羡慕極了。”

    “反右”鬥爭延續了大半年時間,在定性、處理前,上報待批的右派分子曾有數月的等待、間歇。這期間杜高與陳朗、胡忌、肖里背地裏過從甚密,常在胡同裏的川菜館、前門外僻遠的酒樓,陶然共醉,放浪形骸。到了一九五八年四月份宣佈定性處分那天,杜高、阮文濤、唐湜、戴再民在劇協大會的群眾高呼聲中,被戴上手銬由公安部門汽車押走,當夜即被投入自新路附近監獄。次日,陳朗奉《戲劇論叢》編輯部之命到陶然亭北京戲校組稿(紀念程硯秋上月逝世,是年楊秋玲在畢業班,請她們幾位同學談談對程硯秋授教《寶蓮燈》“二堂捨子”的表演心得),路過其地(自新路),對著監獄的高牆,感觸極深!不久,杜高等即被押往東北黑龍江省北大荒與興凱湖畔勞動。丁玲、吳祖光也曾遣發北大荒,不過為時較短。杜高等在興凱湖的艱苦生活和勞動強度,因未身歷其境,不得其詳,只是在二十四年後,一九八○年在北京再與杜高相見時,他說起在北大荒,有次捉到幾隻蚱蜢,用火烤食,香美無比,高興無任。可見當日挨餓情況了。

    六○年代初,中蘇關係惡化,處於中蘇邊境的興凱湖,不宜作為政治犯服役之所,乃將他們分批轉到關內農場或遣送回原籍勞動,唐湜即於此時回浙江溫州。汪明回江西後在“文革”中病故。杜高初被安插在京郊大興縣團河三餘村農場,直到文革中期再被遣返原籍長沙。他曾在長沙街道幻燈廠做裝配工多年。

    二十多年來,杜高一直未婚,至一九七九落實政策,與陳朗、張郁等由文化部從各地調回北京,參加建國三十周年全國戲劇會演工作,共同編輯會演《會刊》。其時文聯所屬各協會,正在恢復機構,會演辦公室並接待外地省、市劇團等,均包租旅館、招待所。杜高、陳朗、張郁三人在北京早已無家,故在長達一年的會演,和後期整頓時間,一直隨辦公室住過四所招待所、旅館,如崇文門外向陽招待所、東交民巷御河橋南口的六國飯店等。年屆五十的杜高,在會演期間,邂逅了總政歌舞團演員王芝。王芝離過婚,出身於北京平民家庭,那時杜高在《會刊》上發表戲評文章,常署“王芝”作為筆名。二幼、三幼在六國飯店見到王芝,曾稱之為“杜媽”。但杜高與王芝的感情並未發展下去。杜高早負文名,從右派過來尚未結婚,關心他的婚事者大有人在。不久,有人為他介紹了新華社副社長李某之女李欲曉。“欲曉”之名,出於毛澤東[清平樂]詞 “東方欲曉,莫道君行早”句,蓋其出生於一九三六年毛創作該詞之年,可見其家庭的革命淵源了。據說李社長與杜高談過一席話,意思是憑杜高才名,再加上這門親事,將會錦上添花。人們打趣杜高被招 “駙馬”了。杜高婚後與老朋友們都疏遠了,老朋友們也自然與他疏遠了。他倆生有一女,夫人對杜高甚加管束,行動不能越雷池半步。但杜高自此仕途順利,八○年代初,即被吸收為中共黨員,接著進入劇協領導層黨組成員五書記之一,主管出版、各編輯部業務。三年一屆任滿後,又出任新成立的電視協會黨組負責人,任第一把手。九○年代初又返劇協任中國戲劇出版社總編。不久又任《中國戲劇》(其前身即《戲劇報》、《人民戲劇》)主編。杜高的文藝思想偏左,他在陳朗等老友面前,不諱言在他的血液裡有遺傳的革命“紅色”成份。在“反精神污染”的“文藝運動”中,批白樺的電影《苦戀》、解放軍總政話劇團的話劇《WM》,他以“哨兵”身份站在保衛毛澤東文藝陣地前沿……。

    我雖時聞杜高消息,但甚少會面。一九九三年春,我在杭州,忽接杜高自北京來電話,他有一篇寫當年“小家族”成員現為浙江美院教師蔡亮的文章,投寄給浙江《江南》雜誌,他得知我與《江南》雜誌散文編輯樓奕林友善,囑我打聽該稿刊登情況。我非常驚訝中央大主編竟如此關心省級刊物上的一篇文稿!

    一九九二年,杜高曾在安定門北河沿寓所,由夫人掌勺,邀飲過陳朗、林鍇等。其時小公主已經十二歲了,正學習鋼琴。早在杜高結褵良辰,陳朗曾作有一首“打油”七律奉賀,抄錄在此,作為本文之殿:

   風流曾記二流堂。一幕荒唐演大荒。難得齊眉青玉案,無妨袒腹老新郎。鬍鬚染就思玄德,刀戟列來有尚香。才子佳人都扮過,更看龍鳳與呈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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