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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湜——“右派情踪”(4)

唐湜是溫州人,是陳朗的中國戲劇家協會《戲劇報》編輯部的同事,又屬同住北京朝陽門外芳草地五號全國文聯宿舍的鄰居,我們住十號院,他住三號院。唐湜結婚較早,在五○年代初,他已有二女一男,夫人亦是溫州人,她操持家務,燒茶煮飯,十足的家庭主婦。

    唐湜身材矮胖,邊幅不修,說話口齒不清,一副大智若愚的風貌。他喜愛讀書,尤其對戲劇掌故十分熟悉,在文藝理論上修養頗高,而且寫文章出手甚快,還勤於寫作,算得上“多產作家”。他擅長新詩寫作,早在四○年代,已綽有名氣,與當時湖畔詩人汪靜之等九人合集出過一本《九葉集》,唐湜即是“九葉”中的一葉。雖然沒有徐志摩、戴望舒輩的悱惻婉轉,名重神州,但在溫台及至江南一帶,“凡有井水處”新文學愛好者都熟悉唐湜,能誦唐湜的詩句。

    唐湜約於一九五五年左右進入《戲劇報》編輯部,儘管他曾少年有名,能詩善文,而且性格溫和,慎言慎行,從不樹敵,但編輯部中人,尤其領導層人物,對他不很尊重,甚至岐視,唐湜惟默默忍受,表現出極好的脾氣。陳朗是崑曲迷,唐湜也很愛崑曲,他們倆極談得來,當時同處文聯大樓在民間藝術研究會工作的汪曾祺也喜歡崑曲,他們曾一起試笛、品曲。“文革”後汪曾祺專事小說,成為一名家,那是後話。一九五六年,陳朗初到《戲劇報》不久即被派往蘇州參加南方崑曲會演,唐湜特地托陳朗為他在蘇州購買崑笛,陳朗寫有〈蘇州買笛〉發表在《戲劇報》上,就寫的是這件事。這篇散文寫得很優美,使唐湜這個人物也似乎詩化了,事隔三十多年,杭州盛華光、陳文錦輩還時時道及哩!

    一九五七年“鳴放”時期,《戲劇報》編輯部的唐湜其實並沒有什麼表現,他既未積極向黨提意見,也沒有發什麼牢騷、怨氣。在“鳴放”開始時,作為《戲劇報》記者,採訪過京劇界前輩,為過去紅極一時的武生,此時休閒在家,老景淒涼,生活困頓的孫毓堃寫過報導。這篇訪問記發表在《戲劇報》上,文中對他表示了同情,到了“反右”階段,這幾句同情的文字就成了攻擊党的言行,上綱到對黨抹黑,污蔑党無視老藝人的生活云云。但令人不解的是,光憑這一言行,當個“右派”已屬過分,在後期處理時,唐湜竟被劃為“極右分子”,帶上手銬押赴北大荒勞動,服苦役,這當如何解釋?禍從何來?當時《戲劇報》負責人伊兵,就認為唐湜思想“最反動”,他在與陳朗一次“挽救性”個別談話中,談到唐湜是“不可挽救”的,言下之意,陳朗大約“尚可挽救”也。

    伊兵這麼說,應該是指唐湜一段“黑色”歷史而言,這是一口實實在在的“黑鍋”,在中共統治下,唐湜要背一輩子的。抗日戰爭時期,唐湜是青年學子,為祖國的存亡,熱血沸騰,受潮流的影響,他嚮往“革命聖地”延安,要“北上抗日”,到抗日最前線去。不料他從浙江南部長途跋涉,在奔赴延安途中於西安地區,遭到國民黨的破獲,遂扣押,關於集中營,進行 “反省”,達一、二年。當時此類國民黨集中營,除以體力勞動懲罰被押者外,還要讓他們寫“反省書”。集中營中還辦壁報和出油印刊物,要關押者在這類刊物上撰文表態,據說唐湜曾經被逼作過此類刊物的“編輯”。唐湜有參與共黨的動機,他關押過,但他不是黨員,談不上叛黨、變質。他在集中營“反省”,能“反省”出什麼?何況,當時國共兩黨還是合作階段,至少表面上還共同抗日。劇協領導人卻認為唐湜最“反動”,以至有資格當“極右分子”,唐湜因為“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思想驅使,卻罹難終生,又誰能料到?當時唐湜被宣佈為“極右份子”,在會場上,即將押走前,由兩名青年(共青團員)將唐湜先押回辦公室,命令唐湜將平日負責處理稿件移交給陳朗,因他倆是同一辦公室的。唐湜匆匆地從桌上、抽屜裏收集稿件,一一交給陳朗。他緊鎖眉頭,一言不發,陳朗有話也不能說,他隨即又被兩位青年帶走了,這真是一幕生離死別的情景!這一別要整整二十三年之後,才在北京與唐湜再見!

    唐湜逮捕後,遂即停發工資,在北京朝外芳草地留下的妻兒,生活艱辛,接著又逢所謂“自然災害”,全國各地開始饑荒,於是緊縮城市人口,把一些階級敵人及其家屬驅遣到農村去。作為“極右”份子的家屬,劇協遂強制性地勒令唐湜妻兒離京返回浙江溫州原籍。唐夫人曾找陳朗商量暫緩的方法,陳朗除寬慰以外能有什麼良策?夫人臨走前為處理唐湜藏書,曾請陳朗協助甄別、分類。像歷城李清照南下浙江、避寇金兵相似。只是唐夫人沒有將書籍封存北京,她除了少量善本外,其餘書籍都賣給了書攤商人,至於報刊、雜誌則論斤賣與小販了。夫人攜兒女離京,似乎無人送行,到了溫州老家,景況如何,也就不得而知了。

    相繼不久,一九六○年十月,陳朗也遷謫蘭州,在甘肅省文化局工作。我們住蘭州賢後街宿舍,一九六一年,竟然收到了唐湜的一封來信,這是繼肖里東北來信後,唯一的右派朋友來函,從信中得知他已從北大荒勞改場所,回到溫州原籍了,屈指算來,在興凱湖畔也已三年有餘了。他信上並未提起在溫州的妻兒生活情況,只說他自己目下正幫助永嘉崑劇團老藝人整理老劇碼、打本子哩。過去他曾借給陳朗一部《與眾曲譜》,此時還派用場,希望寄回云云。

    一九七九年右派“改正”,凡從北京流放外地者,此時可以攜眷返回北京,返原單位工作,按理,唐湜、陳朗兩家均應返京,但是北京戶口制度嚴格,劇協人事科只允許唐湜、陳朗隻身返京工作,不考慮攜帶家屬。我和孩子早於六○年代末離蘭州回杭,此時我已落實在杭州機械工業學校任教職,驚魂甫定,有個工作機會已很高興,能讓陳朗先離甘肅謫所隻身返京,待喘息之後再作計較,也是道理。唐湜一家,原已安居溫州故里多年,此時劇協又要唐湜隻身赴京,拋別妻兒,作人為的拆散家庭,唐湜一家就該衡量得失了。一九七九年冬,劇協派出後來在《戲劇年鑒》任編輯的俞賽珍來浙江,以探望唐湜、陳朗兩個家屬為名,俞賽珍先到溫州唐湜處,商談的結果,後來得知是唐湜覺得既然家屬不能同時進京,他也就要求就地安排在溫州市文化局工作,以便家庭團聚了。唐湜先後到過我在杭州武林路的閣樓兩次,第一次即一九七九年冬,陪伴俞賽珍前來。他倆自溫州市北上杭州,須經過北雁蕩山風景區,唐湜遂陪俞賽珍遊覽了勝地,然後再順道送到我家。

    二十三年的劫難,於閣樓重逢,唐湜還是胖胖的,木訥的,與過去無見年輕,現在也無見老。我與俞賽珍是初次會面,劇協在恢復機構階段,俞賽珍等原先從事文字工作的,現臨時抽調協助人事處作些外勤工作。俞賽珍當時四十多歲,他體態豐滿,朝氣蓬勃,健談爽朗,能見出年輕時是個美人。她的丈夫沈達人,是位戲劇史論家,後來參與張庚中國戲曲通史的撰寫。俞賽珍對北雁蕩山的風景極為欣賞,眉飛色舞的敍述,唐湜在旁一臉謙恭的陪笑。這次與賽珍會面後,我倆遂成為好友。

    據後來賽珍告知,其實唐湜、陳朗及兩個家庭成員的返京問題,一開始即已解決,北京市公安局同意兩家進京的調令已密鎖在劇協人事處的抽屜內,可是還要她出來,做兩家工作,不讓家屬進京。當時由於“組織紀律”,她不能說破。賽珍談,劇協領導真是缺德!

    唐湜第二次到閣樓約在一九八五年秋,他自京返溫州,路經杭州,即來探望我們,他還帶來一陌生的客人,即溫州詩人駱寒超。駱寒超原是溫州某中學語文教師,因熱愛艾青詩歌,從而研究艾青作品,寫過多篇論文。當艾青在一九五七年打成右派後,駱寒超即受誅連,縱與艾青並不識面,也因此而獲罪也被打成右派,開除教職,受了廿多年的苦辛。他和唐湜是文友、難友。八○年代初,艾青亦自流放地新疆石河子(受王震保護)生入玉門關回到了北京。唐湜是老北京,遂與駱寒超赴京拜會艾青。駱寒超受到艾青詩人的熱情接待,對駱寒超為他而獲罪的廿多年苦難,深表同情。在駱寒超等告別閣樓返溫州不久,很快的被調至杭州市群眾藝術館工作,不久即任《東海雜誌詩歌編輯。九○年代,他榮升為浙江大學文學院院長。

    一九八三年我與我哥昌米曾有雁蕩故園之行,這是我自一九五一年離家後,相隔三十二年後的初次返里。我們自海路航行先至溫州市,住在四○年代末中學同學孫滄家。孫滄在中學時代即參加地下黨,此時已是溫州市中級人民法院院長(八○年代末晉升為省法院院長)。我曾邀唐湜來孫滄家共進午餐。未料到木訥、結舌的唐湜飯時竟大聲咀嚼、狼吞虎嚥,飯粒菜湯灑滿桌面,旁若無人,大似《水滸傳》中黑旋風李逵在潯陽樓酒筵上的表現,全無儀表。但孫滄卻甚欣賞唐湜的率真。在溫州市我到過唐湜家,拜會了二十多年不見的唐夫人。過去在北京朝外芳草地作鄰居時,倒未曾交談過,唐夫人已年屆花甲,但皮膚白皙,比前略胖而雍容些,仍然是一副精明能幹的模樣,她隻語不及相隔廿多年中的苦況,只談了些家常、孩子們有學成的,有經商的,均很有出息。這是一間木構老屋,由於女主人的勤勞,顯得清潔、井井有條。窗下是唐湜寫作的桌子,桌面上堆滿了稿紙……。

    唐湜差一點成了我的姻親——一九八五年秋唐湜到我閣樓作客時,得知陳朗的弟弟陳詒四十多歲了,尚未結婚,陳詒原就讀上海華東師大中文系,一九六○年畢業服從統一分配至新疆石河子任教,他一直想回浙江,不願因家室之累而使調動困難,故而遲遲未成家。至一九八五年始獲恩准,回浙江家鄉在溫嶺教師進修學校任教職。唐湜的長女當時三十餘歲了,尚待字閨中,唐湜與夫人商量後,遂積極為其女論婚,催促陳詒親赴溫州面談。一九八五年冬春之交,寒假中,陳詒赴溫州住唐家數日,竟未能為夫人所相中,此事遂成泡影。陳詒臨行之前,我的溫州友人沈沉之弟媳胡文茵恰來我家,我和她談到小叔子將去唐家相親事。胡文茵聽後,竭力阻止。她說唐湜夫人擇婿,條件十分苛刻,致使女兒遲遲未嫁,凡溫州市人無不聞名,你家小叔子千萬別去丟醜、討沒趣了。果然一語道中,不出所料,這也是擇婿故事中的一則吧!

    唐湜勤於寫作,筆耕不止,八○年代間,幾乎每年都有一本新詩結集出版。長詩單行本有《海陵王》。他常參加國家或地方的詩會、筆會。戲曲評論方面的舊作也曾結集出版,他對京劇伶界“三鼎甲”之一盧勝奎的表演藝術有深入研究。唐湜的晚年大有安樂王、老太爺的地位,所有家事一律由夫人執掌,無須分心,據說孩子經商也成了“大款”。唐湜的小女兒嫁王策,王策的父親王敬身,為溫州的名詩人。今王策夫婦居身西班牙,王策作為一個“民運”人士,在海外享有盛名。唐湜自己則蟄居溫州,孜孜新詩的創作不倦,可謂醉心一生,老而彌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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