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感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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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朱畅中先生

朱畅中先生于一九九八年三月十四日去世,至今三周年了。三年来我只要一想起他已不在人世,就感到很惋惜,很难过,朱先生死得太突然了,他是一个太好、太有用的人了。当时我在奥克兰,是好友李长杰自桂林打电话来告知我这个消息的。李长杰说,就在三月十四日下午二时左右,他还接到朱先生自北京打给他的电话,就有关风景环境事宜对他作了安排指示。谁知就在一小时以后,当朱先生到清华大学西大门寄信时,瘁死在他家附近的小路边,经人发现送医院抢救无效而亡。朱先生是在他自己、家人、朋友、同行等人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突然撒手人寰,弃我们而去的。

    朱先生在世的头一年,一九九七年,我曾回国到北京时,至清华大学看望他与夫人。那一天,他还请来北京大学志同道合的谢凝高教授,一起在他家逗留了整整一天,畅谈了在我出国后所发生的风景名胜界种种事情,同时观看了朱先生摄自青城山、都江堰的录相。我也为先生夫婦及谢教授放了我在纽西兰拍摄的二百多张毛利民居建筑与雕刻的幻灯片。朱先生很高兴,说这是他平生所看到最丰富、最系统的毛利建筑图片了。我们还相约,今后来纽西兰旅游,亲睹一下毛利建筑、雕刻的风采。那天,朱先生太高兴了,他亲自下厨为我们做了西湖醋鱼。傍晚,朱教授与夫人亲送我到清华园西大门外,在暮色中,我们彼此頻頻举手而别。这也就是我与朱先生的最后一面。

    我是在一九九零年秋认识朱先生的,一经结识,即成忘年莫逆之交,我一直受到朱先生的提携。我是通过调查陈建霖事件认识他的。这里要简略一敘陈建霖其人。陈建霖是福建武夷山风景区的基建科长、技术人员,早于八十年代初,是在恢复武夷山风景区的建设中,贡献极大的人。他精通建筑、装饰技藝,而且是见解独到,极具前卫的土专家。他在武夷山主持开辟的山路,建造的三十多所景区厕所,对幔亭山庄的室内装置等等设计思想中,均达到了与环境高度吻合的水平。他的设计思想得到同济大学、清华大學、南京工学院等建筑系的教授专家们所认同,所赞扬,并被南京工学院建筑系聘为顾问,荣誉不小。陈建霖有浓厚的保护山林意识,他不畏强暴,对于那些有权势的砍伐山林者,他竟指名道姓在大王峰下的幔亭山庄草坪上立碑警告,因此招来了许多冤家对头!但是他的正义举动还是获得了有良知的人们的关注。作家徐刚在《参考消息》上以他的事迹写了《狗官建霖》报告文学(“狗官建霖”是他的一方白文印章,由著名诗人、篆刻家潘主兰所刻,“狗官”者,看护山林之“狗”也)。刘宾雁也到武夷山采访過他。我也为陈建霖的“毁林碑”、“毁林碑的被毁”等经过写过多篇文章,发表在《風景名勝》和《文汇报》上。我和陈建霖之间建立了良好的友谊。一九九零年春,我在《風景名勝》编辑部收到建霖来信,诉说武夷山所属崇安县新当权者,借机迫害他的紧急情况:崇安县一些当权人士,本来仇视建霖,现借八九“六四”政治风暴,由于刘宾雁、徐刚等人采访宣扬过他(当时刘、徐都已流亡海外),借机打击、排挤他,以达到调离他出风景区的目的。当时建霖为迎接国际旅游节,正在紧急施工,修复武夷宫。他切盼我刊能在道义上干预这件事,报道曝光这一事实,以求缓解和获得支持。我编辑部很重视这一问题,觉得上头总是偏面的重视风景区的建设而不重视建设的人才,常常轻易的把人才调离岗位。我们商量以陈建霖事件作为题材,编写“专辑”出版,以期唤起各界的关注,而更达到保护陈建霖的目的。编辑部把这一任务委派给我。我约同《江南》杂志编辑楼奕林同行,奕林与我早有同游庐山、武夷山之约。于是我们束装上路,时在盛夏,先上庐山,参加了当时在庐山举行的全国《周易》研讨会,然后下山经九江、上饶转至武夷山。崇安县当权者对我们的到来,如临大敌,设置重重障碍,他们先公开布置职工不让接受我的采访,并在这崇山峻岭中,不为我提供交通工具,且经县长黄某召集了二十多人在县委礼堂“接待”我,进行辩论,准备压倒我,不让我完成采访任务。在这一次的会议中,我虽然孤立无援,但有建霖的实在业迹说话,并没有被压垮。我非常感激奕林为我充当记录,详细的记录了所有的发言,这使我后来编写的《陈建霖问题调查专辑》富有内容,具有说服力。此行也很感激武夷山九曲溪源头,黄岗山林区的林业部老谢同志,他见义勇为,为我提供了一辆车,这辆车后来跟着我到建阳,到南平,到福州等地。一路上我采访了武夷山风景区历届健在的所有领导人、长者,记录下他们对陈建霖工作的公允评价。然后我与奕林经惠安、泉州、厦门,转道三明返回杭州。接着我以电话方式采访了南京工学院建筑系齐康教授、上海环保专家陈敏豪先生、北京清华大学建系陈志华教授和朱畅中教授等。我在炎夏中马不停蹄的奔波了二个多月,于十月初抵达北京,向我刊所属部门建设部风景名胜處马纪群处長汇报了采访过程,并得到了他们的支持。

    在采访过程中,对我国老一辈知识分子的卓越见识和责任心我深受鼓舞,但感受最深,后来在事业上深受提携教诲,最令我敬佩的人,即是朱畅中教授!到北京后,我到清华大学面见先生,先生白发苍苍,衣着朴素,快人快语。当他听取了我两个多月以来的奔波与成效时,非常高兴,嘉奖我的锲而不舍的敬业精神,我们立即成了志同道合的忘年交。朱先生和我谈了当前国内风景名胜区的许多遭破坏情况,他认为这是缺乏专业人才所造成的后果。他教导我,不管说了有没有用,还是要说,否则子孙后代会责备我们的。这就是知识份子的良心所在。就在当天,朱畅中先生约邀我参加由他召集的一个风景名胜专家会议,与会者均是国内名专家、名教授,以及建设部有关领导人,地点在河南济源王屋山。朱先生让我在大会上发言,谈谈陈建霖事件的经过。一九九零年十月十四日,我于北京机场送三幼出国赴纽西兰,然后于十五日奔赴王屋山,迟到了一天。我于此行,得游览王屋山、济源济渎庙、玉真观、王屋山天坛古建,以及云台山、茱萸山(王维诗“插遍茱萸少一人”处)景区,并沁阳古墓群,洛阳龙门、白马寺、北邙古墓等胜处,得益良多。在会议最后一天,我在会上就保护风景区建设人才陈建霖一事的经过,作了长达二小时的报告,得到了热烈的反应。后来结合我刊编写的《陈建霖问题调查专辑》对建霖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使他在第二年,在福建福鼎太姥山召开的全国风景名胜工作会议上得到了肯定,使他得以扬眉吐气。

    跟随朱畅中先生到王屋山,接触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建筑、规划等方面专家,听取他们的精辟论证,使我大开眼界,接触面更為广泛。在王屋山会议结束那天,我写下了《呈朱畅中教授》诗一首,以见我当时的心境。录如下:

   秋气正高爽,相与挹清芬。崇岗方涉足,未免思古人。千载竹林下,群屐如相亲。把盏各陈言 ,道里岂逡巡。仙家遥可引,独念武夷君。(注)愿随夫子重台上,好风吹去逐南云。

   (注)指武夷山陈建霖。

    之后,我更为自觉的参与了朱畅中先生所进行的风景名胜事业。一九九一年,我在王屋山结识的桂林规划局高级规划师李长杰,邀请我参加他召集的全国第三次民居会议,在桂林召开。会议期间考察了桂北、永胜、三江一带的少数民族民居。会后,即在桂林成立“中国风景环境学术委员会”,由朱畅中教授任主任委员,李长杰任副主任委员,我与合肥罗来平、烟台朱智、南昌朱观海、深圳郭怡萃、福州黄汉民、成都熊世尧等等二十九人为委员。这二十九人中除了我是一位文字编辑外,其余诸人都是建筑師、规划师或建築系教授。风景环境的涵盖较广,要做的事很多,从此以后,除我本职必须深入风景区外,更因为学术会的性质,几年以来踏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我跟随朱畅中先生,在他真知灼见的引导下,参与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如一九九二年四月,我和朱先生同时参加了在泰山召开的“中国风景名胜工作会议”。在泰安期间,获知泰山又将建造第二条索道。对建于玉桂峰正面的第一条索道,朱畅中、谢凝高等专家一直撰文述说其弊病,问题结症尚未获得解决,第二条索道又要上马!朱先生痛心疾首,在泰安会议上,他让我立即起草一份禁止建造第二条索道的紧急呼吁书,召集与会专家数十人签名,紧急送往北京有关部门及山东省府。朱先生叹息说,在中国,学者专家并不受重视,但是即使明知呼吁不起作用,还是要写。朱先生一再强调保护河山完整是千载大事,不能让子孙后代责怪我们这一代知识份子熟视无睹!又如一九九二年十月,风景环境学术委员会与园林学会两会联合先后在杭州、千岛湖两地开会,就保护环境发表了《千岛湖宣言》,宣言分别由我和谢凝高执笔起草。这真是一批多么可爱可敬的知识分子啊,大有鲁仲连哭秦廷的风格。会后朱先生匆匆回京,我则随李长杰、熊世尧等到南昌、景德镇,转程赴徽州,参加了第四次全国民居会议。我们对绩溪的古民宅大加欣赏,会议过后,由李长杰编纂出版了《绩溪民居》专辑。一九九三年我们考察了西夏王陵腾格里沙漠、东北千山,到肇庆再次参加全国风景名胜工作会议。在肇慶,朱先生对星湖的开发很赞美。九三年夏我应盘山李克安之邀,为之撰文推荐入选国家级名胜,我与陈朗同往,在盘山考察了前后山、邻近清东陵及黄崖关长城段,阅读了三部《盘山志》,拍摄了多帧照片。回来后所撰文请朱畅中先生审定推荐,终于使盘山名列国家级景区。九四年初又去广西考察浔江、左江。是年秋我第十次到徽州,更登了黄山。自九五年我来到纽西兰以后,还一直跟朱先生有所联系,他和李长杰仍然每年给我寄来学会与民居会的活动日程,恳切的希望我能回国共同跋涉。我在国外的期间,他们再次考察了四川、山西、新疆、北韩等地,我则年年想回去,而年年滞留于此,但总盼望,有一天能归国,再追随朱畅中先生为风景名胜区,努力一番。但先生匆匆走了,带着他那嫉恶如仇、热情待人、胸怀坦荡的品性,一齐走了。

    朱畅中先生出生于杭州,一九四五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建筑系,他的毕业设计即荣获中国营造学社“桂莘奖”,得到当时建筑大师梁思成的赏识。梁思成于一九四六年创建清华大学建筑系,先生于一九四七年受梁思成之聘入清华园任教,从此以后他的一生业绩都与清华园有关。一九五二年他被派往莫斯科建筑学院留学,一九五七年获该院建筑学博士学位后归国。一九八四年山东烟台大学成立,朱畅中先生兼任该院建筑系主任达六年之久。一九七八年,先生负责黄山风景名胜总体规划编制工作,一九七九年受命主持负责。自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一年长达四年之久,他全身心投入黄山的考察、研究设计之中,登山涉水,含苦茹辛,“枕戈而待”,四年之中“过家门而不入”。我国先后审批国家重点风景区达八十五处之多,而朱畅中教授受建设部之托,亲自踏勘的就有六十多处。他还参与了多处风景名胜的总体规划评议与定审。为提高风景区干部的素质,他常常亲自到各处培训班讲课,对于风景区中有才能的人如陈建霖他则全力支持,对那些“搞破坏性建设”或盲目无知者,从来不留面子,他不愧为一代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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