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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藏书楼札记(三) 嘉业堂(下)

    藏书楼的整体建筑,也分园林和书楼两大部分,该处四面环水,不筑围墙,其东边有小桥可通小莲庄,与黑瓦粉墙、绿竹蓝天的江南里野农舍仅一水之隔,起了自然借景作用。南部为园林建筑,有荷池、假山、古木、曲径、亭榭。其中有一块经阮元题品的“啸石”,石上有一孔,用力吹之,其声若胡笳。北部才是书楼的本体。这是一座方形回廊式上下两层建筑,中间是一个四四方方的大天井,光线充足,空气流通,便于防护。书楼处壳为混凝土水泥结构,内部则是木材结构,建筑整体高大宽广,富有气派。书楼奠基时,为防潮,于最下层先铺以砂土,上层再铺以陶瓷碎片,地面一层方为专窑烧制的地砖。主体建筑七间,两进,上下两层计二十八间,东西两庑各为六间,两进加上下两层为二十四间,总共为五十二间书库。刘承干“糜银十二万两,购书六十万卷”。当时正逢辛亥革命浪潮,社会变动,大批古籍流向社会,刘承干于是购入许多“故旧世家”的藏书,由于资产雄厚,来者不拒,各地书贾不远千里,麇集于门,“凡书贾挟书往者,不愿令其失望,凡己所未备之书,不论新旧皆购之”。此时,刘承干收购了宁波庐氏“抱经楼”,独山莫氏“影山草堂”,仁各朱氏“结一庐”,丰顺丁氏“持静斋”,太仓缪氏“东仓书库”等等数十家藏书,加之原自家的藏书,使之成为我国东南最大、最显赫的私家藏书楼。

    在嘉业堂鼎盛时期,曾藏有稀世珍籍,宋刻七十七种、元刻七十八种,其他则地方志一千二百种,丛书二百二十余种,并有大量明刊本、明抄本、稿本,及大量清人文集诗集。规模宏大,品种浩瀚,称得上“百川汇海”了。原先书楼庋藏布局,是刘顾干亲自布置的。第一进楼下横排七间,中间一间通大门。东边三间陈列镇库宝书宋版四史,为《史记》、《前后汉书》、《三国志》。西边三间是“诗萃堂”,这为专门纪念陈列伯父刘安澜编篡的《国朝诗萃》。“诗萃堂”内还存放古本诗词,大多为清人集部。第一进楼上七间的中间为“求恕斋”,这一书斋名是建造嘉业堂藏书楼前,刘承干在上海寓所的书斋名,后将其移用于此,以示源远流长吧!“求恕斋”东边三间及西边北向几间庋藏原上海“求恕斋”全部藏书。西边的南向几间为主人刘承干在书楼的休憩处。后进七间,楼下正中三间为嘉业厅,陈设红木家俱,壁间挂名人字画,装以红木框,又陈列大理石屏等富丽装饰,是聚会嘉宾所在。厅东二间庋藏石铅经史。厅西二间藏嘉业堂自印史部书籍。后进楼上七间,北向称“黎光阁”,南向称“希古楼”。连接前后两进的东西两庑亦通称“希古楼”,庋藏雍正版《大藏经》(或称《龙经》,共计七千二百册,分放于三十只朱漆雕龙的大书橱中。除此,两庑楼上还藏有丛书,东庑子部,西庑集部。两庑楼下则还藏有郡县方志。以上布局,在一九三三年以后,嘉业堂书籍散失,尤其是一九五零年后归为国有,虽按原制布局,但实质上是名存实亡了。

    刘氏对于刻书印行,十分精湛认真,这与南当镇的传统有关。南当除嘉业堂外,尚有许多家藏书楼,由于各家都富财力,而且认为刻书可以留名,所以他们刻书,都精刻、精校,这就与坊间一般书商的印书不同。在这种竞相精刻的影响之下,嘉业堂刻书自然更为精致了。刘氏所刻书,版面阔大,一律用红梨木雕版,更以重金延请目录学家,版本学专家,如缪荃孙、叶昌炽、董康等。每刻一书,先请专家拟定书目,审核稿本,再敦请学者分工细校。刘承干本人对诸书都经精读、细校并加题跋。

    自一九八五年后十年内,我有五次往返嘉业堂,在书楼东侧库房内,亲见现藏的劫余红梨木雕版、层层插加,尚不计其数。据何槐昌先生说,当日书籍失散失时,雕版并未出售,但在接管前夕,仍损失不少。一九九四年陈朗在杭州新华书店古籍部还以廉价购得部份嘉业堂木刻线装书籍,这是依据嘉业堂所藏原木刻板,于八十年代初期重行刷印的一批书,有田汝成《炎徼纪闻》,李清《三垣笔记》,屈大均《安龙逸史》,查继佐《东山外纪》,《年谱十种》(叶绍袁、查他山、查继佐、阎古古、顾亭林、厉樊榭等十人年谱,分上、下二函),李日华《味水轩日记》,全祖望《句余士音》,黄瑞《台州金石录》、《严州金石录》(以上皆属《嘉业堂丛书》),又杨钟义《雪桥诗话余集》(属《求恕斋丛书》)等,共七、八函,玉扣纸、蓝封面、线装、大开本、布函、华美大方。虽是重行刷印,然犹存嘉业余芬!

    刘承干刻书,是以自家所藏的书雕板印行,先后刻印称《嘉业堂丛书》、《吴兴丛书》、《求恕斋丛书》、《留余草堂丛书》、《希古楼丛书》,又《景宋四史》、《章氏遗书》等。上面提到的已成孤本的“禁书”,以及许多较为稀见的近乎孤本之珍籍,皆包括在这些丛书有。当时的刻书良工有陶子麟、饶星枋等数十人,以及刷印、装订工人,全部食宿于刘承干家中。

    旧时的一般藏书家,看待版本、善本为传家之宝,若是“孤本”则什袭珍藏,绝不示人。但刘承干则非常慷慨,当年商务印书馆编纂《四部丛刊》初编,他即出借、提供了八种书,都是珍贵的海内“孤本”,有宋刻二种,元刻一种,明刻五种,计数百卷之多。这是历来最慷慨的藏书家了!

    一九三三年之后,嘉业堂终因开支浩大与不善经营而致书籍渐次流散。刘承干不无悲痛的说“自我得之,自我失之”。在抗战前夕,部份宋刻本、明抄本、手稿本,已开始出售,大多归长沙张氏圣泽园(这部份书今存北京图书馆)。四十年代前后,又部份售与重庆中央图书馆(今存台湾),其中包括明刊本一千三百多种,手抄本三十多种。同时期又将四百多种明刊本售与张叔平,张购书不久即破产,急于出售,当时竺可桢先生任浙江大学校长,他以停建一座大楼的专款,抢救了这批珍品。这批书在一九五零年以后院系调整时,移交给了浙江师范学院。浙师院于一九五七年与杭州大学合并,故这一整批书籍现存杭州大学图书馆而完整无缺。这批书包容经、史、子、集。吾师周采泉数十年在杭大图书馆整理书目,经手过这批书籍。吾师谓,明刊本书品宽大,雕镌精工,以白绵纸印刷,虽经历数百年而洁白如新,其中《杜工部全集》六十六卷,有吕留良朱批,留良子葆中有跋,这是“禁书”以外的“禁书”,价值之高岂连城之可比!

    那时,浙江大学又继续购得嘉业堂二万二千余册图书,直到“文革”期间,全部归于浙江图书馆古籍部。浙图古籍部在杭州孤山南麓,即乾隆文澜阁旧址。这批书也完整无缺的保留了下来。在一九五零年初,刘承干曾卖与上海复旦大学图书二千余种。到一九五五年左右浙江图书馆接管嘉业堂,浙图敦请嘉兴吴藕汀先生前去整理书目。一九五七年后,再由何槐昌先生接着整理并参与房屋修缮。接管时嘉业堂尚有图书十一万余册,二十余万卷,大多是清刻本及抄本。在此值得一提的是刘承干的人品,四十年代末,刘先生已趋于穷途末路,日本人早就垂涎嘉业堂的珍藏,此时愿高价购买,但刘先生未被利所动,拒绝卖给日本人,后来则四郑振铎等集资买去一部份珍藏。这与湖州以收藏二百部宋版而闻名于世的“‘百百’宋楼”楼主陆心源之子陆树藩相比,差别太大了。陆树藩将‘百百’宋楼五万余册珍本以十一万八千四百元银洋贱卖给了日本静嘉堂。大为可叹!

    刘承干先生殁于一九六二年,终年八十二岁。殁前住上海亭子间,穷愁潦倒,极为凄凉。

    以上资料大部份为我五访嘉业堂所得,其部份建制庋藏情况为何槐昌先生口述提供。至于图书的聚散流向情况部份,则大多为吾师周采泉所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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