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感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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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藏书楼札记(二) 天一阁(下)

    天一阁经历数百年而没有遭到火灾,算得上奇迹,这与它严格的管理制度有关。范钦的长子大冲也是一位学者、出版家,也组织过藏书对外传抄的活动。范钦生前在二子分家时,为防止书籍分散,另出重金,听从二者或取书,或取金。此时次子已殃,次媳取金,而大冲取书。书到大冲手中时,他规定“代不分书,书不出阁”,藏书归子孙所有,共同管理,凡阁门、书橱门,锁匙由各房分掌,非各房齐集,不得开锁。防止子孙个人占有致使书籍分散。旧制中规定“不得无故开门入阁,不得私领亲友登楼参观和擅开书橱,不得将藏书借出外房及他姓”等。对其子孙,也只供“就阁阅读”,概不外携,而且“烟酒切忌登楼”。到了清道光年间,还增订了管理细则十一条,如阁下六间前后游巡明堂,不得堆积寄放物件,不能在护栏上挂晒衣裳,总门内外不得安入桌凳致碍行走等等。

    吴翌凤在《东斋脞语》中说:“明季藏书,浙中为盛,而鄞县范氏天一阁尢富,立法亦尽善,其书借人,不出阁,子孙有志者,就阅读之,故无散失患。”藏书的传世,是很困难的,前人爱书,后人不见得爱书;而且后人不见得知书。同在一地宁波兴建于乾隆时期的抱经楼,建制及管理办法一如天一阁,但传不多久,即已书去楼空。至清末民初,废科举,多家藏书楼认为古籍无用而络续出售,书商奔走四乡,如二老阁、抱经楼等都尽数卖空。所以范氏后人能够始终遵循祖训,能将天一阁历次劫余之书保存,实在可贵。

    虽然范氏后人一直执行祖训,严谨管理藏书,但终因后继乏人及历遭盗劫、漶漫、虫患与献书等举,天一阁已大非昔日之貌。清末缪荃孙登阁时记云:“范氏子见书不能检,余告之,乃抽出,再检再阅,范氏子挽余自抽,盖目不知书者。”当时陪同缪荃孙检书的夏闰枝慨叹说:“再阅百年,遗书尽入虫腹,天一阅其泯灭乎!”所以后人不学,即使书阁不焚于火,也将圯废败落了。何况天一阁书楼的劫难而导致书籍散失的缘由是多种的。

    清康熙十八年,首位非范氏子孙破例登阁者,是学者黄宗羲,他在事后写了《天一阁藏书楼记》,因这一篇文字,使民间的“天一阁”不学术界所知,美名传播海内。黄宗羲在此记开头就说:“尝叹读书难,藏书尤难,藏之久而不散,则难之难矣!”至乾隆时诏修《四库全书》,令全国各地私家藏书进呈备用,在上谕中亲点了宁波范氏天一阁的名,范氏后人不得不应诏时书。据光绪十年所编《天一阁见存书目》考查,当时约进呈了六百三十八种珍贵典籍,作为“四库全书”的底本。后来被收录在《四库全书》内的有九十六种。但在进呈书目的过程中,致使书籍大量散佚,这是“天一阁”藏书史中的第一次散失。《四库全书》修书时,原有谕旨,凡进呈之书用过之后原本全部发还藏家。但是许多原本却被翰林学士拿回家了,以至后来散落于坊肆。近人赵万里在《重整天一阁藏书楼记略》一书中说到他亲见的转辗流落的天一阁书籍就有五十余种。原先进呈的书目上以“种”分,若按卷数“一种”就该有数千万卷之多,所遗失之书很给查究明白。至嘉庆八、九年间,已经历了乾隆时的诸文字狱,所以阮元在编《天一阁书目时》,也不敢将王世贞、钱肃乐等所著违禁的书再行入编。不过这时,天一阁倒增加了乾隆帝所赐《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多卷,包括此数,阮元书目所记“天一阁”此时尚有藏书五万三千七百九十九卷,比之原来的七万卷,已经是相去甚远了。

    此后,天一阁藏书历经鸦片战争时英军的侵占宁波,太平军的进驻宁波,歹徒拆毁阁后墙垣潜运藏书等等多种的破坏,使书籍辗转流散,甚至有卖作造纸厂作原料者。至光绪十年薜福成重编《天一阁见存书目》时,藏书就只有一万七千三百八十二卷了。

    辛亥革命后,天一阁藏书再次大量失窃。民国三年,窃贼于半夜翻墙而进,然后爬上屋顶,开启瓦片,入内窃书,昼伏夜出,历时数十日,窃书约两千册。又抗日战争爆发,范氏子孙将书籍搬运到龙泉山区,途中又散失部份,内中就有明刻本八部。到此时天一阁元气大伤,藏书已大量损失,缪荃孙编有《天一阁失窃书目》。何况此时,范氏家属的管理书籍能力也已经极为微弱,经济也非常拮据了。

    书籍的损失如此,前面提到的珍贵碑帖拓本遭遇亦甚相似。在清乾隆三年全祖望登阁时,见许多碑帖拓本“听其湮腐于封闭之中,良可惜也”,于是从“散乱如棼丝之难理”中,检阅款识,编录碑目,拓本上有范钦亲自题签,记其所得岁月,均精细详审。至乾隆四十八年史学家钱大昕访阁时,才再将浩潮繁多的拓本编定《天一阁碑目》,计三代至宋元凡七百二十余通(去其重复者)。但未收入明碑。至咸丰年间,阁中碑帖版本被流民偷取,投入山涧,烂以造纸,待鄞县方面得知,赶去抢救时,涧水已成墨水了。再到光绪年间就只存二十余通了。只有汉《刘熊碑》拓本现在尚宝存故宫博物院。国之瑰宝的遭遇常常如此!

    天一阁的建制,经数百年间风雨侵蚀,范氏后人曾有几次修葺。据周彦《范氏重修天一阁》记载,清道光九年曾大修,上自栋瓦,下至阶庭,左右墙垣,历时八个月始告成功。第二年又深浚池水。至于书楼面貌均未作改观。有同、光年间湖北祝永清绘天一阁图可证。一九三三年,台风袭击,天一阁东墙圮坍,此时范氏财力已很微弱,曾集资修葺,费时三年,落架大修。拆除檐下木栏,增设楼上楼下铁栏干,并给楼下天花板藻井添绘数十块彩绘。又改筑瓦砾围墙为砖墙。再次疏浚池水,修前后假山石,阁前补建一亭,嵌丰坊兰亭刻石,因称“兰亭”。并将旧学府的尊经阁与八十余方碑石移建于天一阁后院。尊经阁歇山重檐,为光绪九年旧物,阁旁又凿一池,有卵石小道可通天一阁。此时环境虽有改变,然书楼平面布局、梁柱结构及硬山式屋顶等基本特征,仍保持原状。

    五十年代以后,天一阁终于结束了私家收楼的特色,而归为国有,并扩建了新书库和东园。新书库在天一阁西北方,为三层钢筋混凝土楼房,二层三层都是一通间,仿原天一阁建制,屋顶也是硬山式古貌,两面仍用马头墙。东边是明州碑林,外观设计与整体尚称协调,仍有石板小路相通。

    东园建于一九八二年------一九八六年,在天一阁东南原围墙外,与原天一池一墙之隔,占地约六千平方米,沿墙有小路可通天一阁正门。园内移建二石亭,并清末二平屋,凿一池名“明池”。新筑围墙嵌有碑石数十方。虽为国有藏书楼,但是仍然保留了旧制严格的规定,即是除藏书楼少数工作人同外,外人一概不得登楼览书。

    作为私家藏书楼,天一阁流传若干哀怨动人的故事,且记一则于下:

    天一阁除藏书丰瞻外,曾以英石防潮、芸草防虫闻名。英石产广东英德县,是块状石炭岩,晶莹透明,置于书橱下,谓可防潮,至今天一阁的每个书橱下仍然放着英石。芸草俗名七里香,产于广西,是一种小丛草,细叶,秋天叶变微白带粉状,置于席下还可去蚤虱,古人用作藏书辟蠹用。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叙述到。此两种于藏书防潮防蠹之灵物,都应该是范钦游宦两广时携归之物。英石也芸草也与藏书一样是秘不示人的,在人们传说中更富神秘色彩。当时鄞县丘太守内侄女,姓钱,她常听太守说起天一阁藏书丰富以及芸草之奇,说芸草色淡绿不甚枯,而且三百年来仍然异香扑鼻,使书不生蠹鱼。钱氏女闻说心向往之,她刺绣了数百幅芸草图以寄深情,而且自己改名为“绣芸”。“绣芸”的父母体察她的想慕,将她许嫁到范家,作了范邦柱的妻子,婚后她向丈夫提出登阁一见芸草。当丈夫告知她范氏族规是不准妇女登阁览书的,绣芸由失望而忧郁成病。病危时她对丈夫说,绣芸之所以嫁到范家作媳妇,是想一见芸草,既不得见,死后请把她安葬于书楼附近,她才能瞑目云云。

    一九九二年我曾到宁波访问天一阁,这次访问是我的学生邬向东为我提供方便的。一九八二年,浙江艺术学校六年级毕业生需要提高古典文学素养,当时右派得“改正”不久,我已回城任教师,于是又被聘为艺校的提高班兼任古典文学教师。邬向东是器乐班的学生,原专修二胡。但是他却表现出对古典文学的特殊兴趣。我教了他整整一年的文学课。他后来常说,是因为受我的影响而转变了他的研究方向的。邬向东为宁波人,毕业后分配回宁波工作,先从事音乐工作,后来终于因为他的个人兴趣、修养与机遇,而得以进入天一阁藏书楼工作。将近十年后,等到我访阁时,邬向东已经成为书楼副馆长了。在一九九二年三月二十七日,我与台湾《汉声》杂志社编辑陈辉阳一起造访。邬向东深知我对天一阁的向往,就为我安排了登阁阅览藏书的机会。邬向东说我是开女性登阁之先的第一人。国有后的天一阁虽然没有私人族规的约束,但仍然严禁登楼。那天我目睹了善本藏书及乾隆一万多卷《图书集成》全貌,凡藏《图书集成》的书橱一律朱漆雕龙。还欣赏了芸草芳姿,并为英石摄影留念。能够登临天一阁,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福气,所有以往的不幸,都在天一阁蕴藉的书香中消失殆尽。我复何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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