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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藏书楼札记(二) 天一阁(上)

    天一阁私人藏书楼在浙江宁波市内月湖西边。这家书楼建于明嘉靖四十年至四十五年间(公元一五六-----一五六六),距离今日已是四百四十年了,它虽于一九五零年以后归为国有,但这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以私家为基础的书楼,而且算得上世界最古老的藏书楼!

    宁波地处东海之滨,是浙江的重镇,物产丰饶,商业发达,水陆交通都很便捷,历来就是人文荟萃的地方。尤其在南宋建都杭州(临安)期间,宁波(宋称明州)属于京城畿辅。因此,自宋一代以来,宁波的私家书楼已是随处都是了。其中很有名的就有楼錀的“东楼”和史守之的“碧沚”,人称“南楼北史”。但这两家书楼不久 渐趋败落了。到明代,在宁波众多的书楼中又以丰坊的“万卷楼”与范钦的“天一阁”最为有名,但唯“天一阁”幸存到今天 。

    “天一阁”主人范钦,字尧卿,又字安卿,号东明,浙江鄞县(即宁波)人,嘉靖十一年考中进士,年纪很轻时即做了随州知州,嘉靖十五年升工部员外郎,在官与权臣政见不合,遭到陷害,受过廷杖(廷杖是明廷对士大夫、官员的种带侮辱性的残酷刑罚,一般在承天门外施行,众官朱衣陪列,当众加以鞭苔捶楚,重或致死者),在嘉靖十九年,他远离朝廷,任江西袁州知府。范钦的性格倔强,以“强项”闻名朝野,史书记载说连奸相严嵩也惧他三分。自遭黜后,宦途一直动荡、不稳,在江西、广西、云南、陕西、河南、广东、福建等地区作地方官,达二十年之久,足迹几及当时半个中国。在福建、广东时,他还参与了抗击倭寇。后来他似乎忽然要高升了,准备委他为兵部右侍郎时,不料却是一次更大的打击,有人在皇帝前诬劾他在江西部时“黩货从贼,贻患地方”,这是一大罪名,但微妙的是,嘉靖皇帝只让他“回原籍听勘”。这一回乡,再未就职,朝廷也再没追问他,不了了之。这是范钦一生的转折点,他报国无门,就致力藏书、读书。范钦平生本来就嗜好买书、读书。他半生宦迹全国各地,随时留心搜藏书籍,凡遇府库旧藏和故家流散的图书,他尽力购买,舆载而归。他在行军,作战,处理官事的闲暇时,就是读书、觅书、藏书、抄书。对于珍本、孤本,则不惜代价,实在无法买到的就请人抄录,有时一天要雇二十多名抄书人。他的这一爱好,也即是其后“天一阁”藏书的基础。

    范钦所处的明嘉靖年间,朝内严蒿父子弄权,外则有倭寇侵扰;士大夫的命运朝升夕黜,习以为常。范钦还乡后,倒可以全心全意的潜心读书,校订丹黄了,未尝不是一件美事。在宁波一地,当时与范钦先后被黜归田的,还有兵部尚书张时彻和兵部侍郎屠大山,这三个人的声誉都很好,时人称为“东海三司马”。

    范钦藏书有他的特然,他并不太重视古籍、版本,不同于一般藏书家,他特别看重当代人著作和当代文献,以及地方志、政书、实录、时人诗集等。他还搜集不为藏书家注意的“内政资料”,如《国子监监规》、《武定候郭勋招供》、《军令》、《营规》等文件。范钦收聚藏书,除亲身遍历各地所获得外,还与丰坊、王世贞等立有互相借抄之约。后又收购了丰坊“万书楼”的大部份藏书,并袁忠彻“静思斋”等故家络续散出的书籍。复有友朋相赠的书籍,如清钱大昕在编《天一阁碑目》时曾见《圉令赵君碑》背面有范钦手书“凤洲送”字样。清全祖望《天一阁藏书记》说;“是阁肇始于明嘉靖间,而阁中之书不自嘉靖始,固城西丰氏万卷楼故物也。”也只说对了一半。范钦的抄书之约,见之王世贞答范钦书云:“所谕欲彼此各自出书目,互补其阙失,甚盛心也……长夏小闲,当如命也。”又见范钦《吹剑录外集跋》云:“是书,余借之扬州宋芝山,冗病相缠,委置几阁,亦且数月,夏五下旬,乃抽闲录之,四日而就。念予善忘,掷笔固不能一一忆也。辛亥岁,甬东范钦识。”借抄之书,远及扬州,真不限地一时一地也!

    “天一阁”藏书万卷之说,是根据《范氏家谱》的记载,范氏最早的书目称《范氏东明书目》,这仅是一册书,记载在《万卷堂书目》中,那是明隆庆四年的事。“天一阁”除七万卷藏书外,对于碑贴的收藏也极为丰富、珍贵。石刻碑帖拓本,都是明一代或明以前的捶拓。孙星衍在《寰宇访碑录》中注明“鄞县范氏拓本”者有二百零四种之多。这些拓本,即使在当时已属罕见,其中最著名的是北宋拓本《石鼓文》和《秦封泰山碑》、汉《西岳华山庙碑 》等。此外,还藏有《冀山剌史王纯碑》、《圉令赵君碑》、梁《旧馆坛碑》,都有金石家题记,弥足珍贵者。唐以后的就更多了。全祖望《宋拓石鼓文跋》记:“天一阁有石鼓文,乃北宋本……明中叶归于吾乡丰吏部,已而归范氏,古香苍然,盖六百余年矣,是未入燕京之拓本也。范氏藏之亦二百年矣,予尝过天一阁,幸获展现,摩挲不忍释手。”清乾嘉以来,金石家以为“天下乐石以周石鼓文为最古,石鼓拓本以浙东天一阁所藏北宋为最古”。其他如《秦封泰山碑》,为李斯所篆,仅二十九字,天一阁所藏的为北宋拓本,算得上是书法史上的里程碑。《西岳华山碑》立于东汉,毁于嘉靖地震,传迸发拓本仅有四本,唯天一阁本为全拓整幅,未经裁割,且碑旁有李赞皇题名一通,碑文空白处亦有宋人题名,这是世之瑰宝,后世金石家所未见之物。

    除碑石拓本外,天一阁还有所藏诸丛帖刻石,如《天一帖》八种、《万卷楼帖》三种、《义瑞堂帖》十一种。其中有文证明丰坊、薜晨及范钦本人的书法珍品,是后世研究明书法的宝贵资料。故宫博物馆藏兰亭八柱帖的第三种凭承素摹《兰亭》专家认为便是丰刻天一阁本的祖本。天一阁碑碣拓本比之藏书有同样的价值,并有证史、补史的作用。

    范钦不但藏书,且还刻板印行。他的刻书业,在明代也属优秀 ,每刻书必于书后附刻工姓名,如《稽古录》一书,刻工有二十五人之多。传世的明版有号称《范钦奇书》二十种者,现唯有台北国立图书馆有完整藏本,浙江温州图书馆有十六种。这套丛书都由范钦亲自校订,天一阁现藏有原版部分。

    “天一阁”前身,因为主人范钦号“东明”,藏书之处称为“东明草堂”,后来藏书增加,就在居处东边再建一楼,这才是后来的“天一阁”。这座书楼造形简朴,完全是当地黑瓦粉墙,由松、杉木结构建成的民居形制。前后开窗,上下两面三层,每层六开间,没有隔开,通六间为一间。楼上则以书橱隔成六间,楼下一统间,将中间的三间连在一起作为中厅,两旁悬挂名人书画区分之。这样的内部布置是体现《周易》“天一生水,地六成之”的避火精义的。范钦新楼初建并在楼前凿池,还尚未为新楼及池水命名时,得到了江西龙虎山吴道士的“天一池”石刻拓本,这是一通元刻并附有碑阴铭记的拓本。此碑与铭记正吻合他凿池的意向,于是将“天一”二字就作为书楼与池的名称了。吴道士在铭记里说,生天地的是道,载天地的是气,道与气合一,称“天一”,是生水的。这是对郑康成注《周易》“天一生水,地六成之”的另一种诠释。防火意识是藏书家最为关注的问题,范钦得到“天一池”石刻,自然大喜过望。他在阁前凿池,就是为了防炎可取水方便。本来我国的古建都忌讳偶数,但是范钦自从采用了“地六”这个偶数后,凡书橱数目、尺寸,也都含六数,并在中厅上偶阁栅里,也绘以水浪纹,房屋两侧筑马头墙以隔绝火种,边遭则环植竹木。这个以制火为主题的建筑,确实经历了三百多年而未遭火灾,实在是难能可贵的了。

    我国历史上的藏书楼大都毁于火,如宋湖州叶梦得、朱常山两家各在三万卷以上的藏书楼,均被火焚烧了。明初杭州人张翱为了书楼能够免于火,将书楼建于湖水中央,平日阅览要以小舟通之,结果仍然焚于火。至于虞山钱谦益藏书处“绛云楼”的火灾,更是怵目惊心。“绛云楼”多宋刻孤本,亦一炬而尽。卖书给范钦的丰坊“万卷楼”是曾以不慎失于火。范钦与丰是同时代人,教训自然是深刻的。建于明嘉靖时的“天一阁”藏书楼,到清乾隆时仍未遭火灾的事实,使乾隆帝也不得不相信“天一生水”的建制思想了。乾隆帝为庋藏《四库全书》吸取了“天一阁”“以水制水”的建筑形制,建造了七阁,即“文渊”、“文源”、“文津”、“文汇”、“文澜”、“文宗”(此阁建于镇江金山,面对大江,故宗字未用水旁)。自然乾隆七阁是皇家藏书楼,体量高大,与宫廷建筑协调,采用琉璃瓦等辉煌材料,与简朴的“天一阁”无非只是内部一列六间,分上下两层,阁前浚池,引金水环绕,前后叠石为山等特征相似而已。但是这一些正说明了“天一阁”藏书楼的建筑思想对后世影响之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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