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感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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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當代才女張允和

我是在一九五七年夏認識張女士的,至今已近半個世紀。那時我在福州福建音專學習,反右運動正風起雲湧,但尚未波及自身。那年暑假,我返杭度假,然後再到北 京看望陳朗先生。陳先生在中國戲劇家協會任《戲劇報》的編輯,他的交往、活動範圍都在戲劇界。有一位戲劇出版社(亦屬中國劇協)的胡忌先生,浙江寧波人,與陳 朗既是浙江同鄉,又是戲曲同好,往來就更密切,此外他還有一批崑曲研習社的朋友們。北京崑曲研習社是民間組織,成立於一九五六年,由俞平伯先生發 起成立,最初有社員廿五人,鼎盛時期發展至七十五人,都是當時北京各界的崑曲愛好者,其中不乏名家,如許世箴、吳南青、朱家溍、嚴渭漁、樊書培等,老詩人卞之琳是年紀最大的社友了。 曲社時有演出,他們排演的《牡丹亭》為華粹深整編,經俞平伯修訂,由傳字輩朱傳茗、沈傳芷、張傳芳、華傳浩諸老師給指導排練,曾在全國文聯禮堂、中南海懷仁堂演出過,周恩來、康生等都親往觀劇。俞平伯風雅之士,曾粉墨登場,做個配角,也會打鼓板。此前俞平伯因為《紅樓夢》的研究觀點,遭到毛澤東的點名批判而受到文藝界的討伐,接著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曲社的活動還延續了一個時期,然到了五十、六十年代之交,則一切活動也就停止了。

    那年暑假我在北京,反右運動雖正進行,但對今後的歲月變遷,厄運渾然不知。那時,胡忌正出版了《宋金雜劇考》大著,他要以稿費宴請俞平伯和夫人許寶馴,地點選在政 協禮堂餐廳,同時還請了三位曲友,是北京城有名的三位“二姐”,此外就是陳朗和我。因為胡忌說,俞平伯最歡喜女學生,否則,我是沒有資格當陪客的,我 是真正的叨陪末座。那時的俞平伯,已遭受過大批判,在家韜晦,情緒低落,與外界幾乎隔絕,來往的只有少數幾個曲友。

    那日席上,我除一睹俞平伯夫婦風采外,還結識了三位“二姐”。第一位是袁敏宣袁二姐,當時約五十多歲,雍容華貴,唱崑曲生行,在《牡丹亭》中飾柳夢梅,外界虛傳她是袁世凱的後人,我們相熟之後曾就此事戲問過她,她哈哈大笑。不過她的尊人,確是清代著名翰林袁勵準,《清史稿》主要編纂者之一,為著名的古墨藏家。袁二姐善繪畫,受教於溥儒(心畬),並寫得一手好行楷。袁家住北京北池子,擁有一個獨立四合院,建築高曠,花木扶疏。據說過去珠寶商要給袁家兜售過後,才進宮裡賣給后妃。在上世紀的五十年代末,全國已在饑餓,而袁家長輩做壽,還要在四合院搭台唱戲拋饅頭,有“百足之蟲,死而不僵”的風味!後來我去過袁家多次,家中仍有保姆、廚子,好菜好飯待客,出手贈禮,都極大方。

    另一位是周銓庵周二姐,原來是天津大資本家的二小姐,家道中落後,寓居北京,當時亦近五十歲,唱崑曲旦角,在《牡丹亭》中飾杜麗娘,她的丈夫是 一位小提琴教育家。二十年後的八十年代,我們還有過小小的巧合,我們後來在西北的鄰居加朋友馮軍銜的夫人是先生的提琴學生,我們還在北京周二姐在寬街的家相聚過。

    第三位二姐即是張允和張二姐,也是後來與我們交往最長、關係最為密切的二姐。張二姐當時四十七歲,清麗精巧,可以想見她年輕時的美貌。但是她在劇中大多演的是丑角,她在《牡丹亭》中飾演石道姑,在《風箏誤》中飾演醜小姐詹愛娟。

    待暑期結束,我返回學校,此後時局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宴席中諸人的遭際也都不好,而且互相之間再無暇問訊了。接著我隨陳朗流放西北。文革之前,胡忌即被調往東北,而文革中則在冰天雪地中勞役。俞平伯據說鬱鬱寡歡,似乎患了痴呆症。曲社早於一九六四年解散,沒有人再敢拍曲擫笛。諸位二姐的遭遇,都很凄慘:袁二姐備受折磨而死,文革初期,她即遭厄運,四合院被沒收(抄家時,古瓷器砸碎滿院皆是),罰她每日在門口一帶掃街而羞辱之,不久即因病貧交加,精神激憤,無援而去世。袁二姐丈夫胡先生原為石油部工程人員,一位溫厚、事業有成的學者,先於袁二姐被關押、批鬥,最終不堪精神與肉體的折磨而先自殺身亡。

    周二姐更為窮困,大約也因窮困,在文革中倒少受許多驚嚇。

    至於張二姐一家,因為丈夫周有光的學術成就而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下放內蒙古寧安勞動,兒子和媳婦也下放,二姐和孫女留京,告貸過活,達三年之久。周有光早年學習金融經濟,曾在各大銀行工作,也曾在大學任教,中年開始研究語言文學,為我國漢語拼音的首創者之一,他是權威的《簡明大不列顛百科全書》 中文版僅有的三位編委之一。他非常博學,在九十歲的高齡時,仍然信息靈敏,涉足各個領域,而且每日能在電腦前工作達十小時之久。張二姐經常慶幸自己早早的 做了家庭婦女,在“三反五反”的第一次政治運動中就“下崗”了,這隻“老虎”從此養在家裡,安心的做了幾十年的標準家庭主婦,沒拿政府一分錢的工資。她在家中侍奉婆婆,拍曲擫笛,非常快樂,這真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如果二姐在“文革”前還在工作,她說她必死無疑,不是自殺就是被整死。

    一九七九年,在我們大家彼此分別了二十年之後,因為“文革”的結束,我們得以返回北京,與張二姐再會聚。曲社亦於是年恢复,俞平伯被推為名譽社長,張二姐被選為社長。她於熱衷曲社事務外,還寫詩著書。幾年之前,出版《多情人不老》、《張家舊事》、《最後的閨秀》三本書,續辦曾中斷數十年的家庭刊物《水》, 受到三十多家媒体,和中央電視台的“東方之子”專題報導。於是二姐成了“老來紅”,成了大家喜愛的“老明星”了!

    張允和二姐,於一九零九年七月廿日,生於安徽合肥龍門巷,她是一個早產兒,而且又在胎中臍帶繞脖三周,生下時早已窒息,不會啼哭,是老祖母堅持要救活她,在悶熱的產房中足足搶救了十個小時才起死回生的。所以她一生体弱多病,愛哭,除了奶媽沒有人歡喜她,因而她一生都感念奶媽。因為多病,連算命先生也算她只能活三十五歲,可是她卻活了九十三歲。她生性樂觀,她的口頭禪是“我快樂極了”,“得意得不得了”。她而且能將這種快樂的情緒傳遞給親友們。

    張二姐出身名門,她的曾祖父張樹聲是淮軍中僅次於李鴻章的第二號人物,淮軍與湘軍摧毀了太平天國農民叛亂,後來又鎮壓了捻軍,她的曾祖父官至直隸總督,兩 廣總督,是顯赫的封疆大吏。曾祖的兄弟張樹珊、張樹屏都相繼做了大官,樹聲、樹珊兄弟在《清史稿》卷四百四十七有傳,記述其戰功成就。祖上的功勛,二姐等張家後裔在中共建國後,絕口不敢提,因為中共對農民起義持肯定頌揚態度,對淮軍、湘軍等持批判立場,作為後人自然要隱諱,所以起先我們對二姐的出身也模糊不清。直到近年,對於農民起義的功罪,自有另一番評價,而且在海內外歷史學家們對淮軍的將領也作專題研究,多持肯定態度,二姐等在友朋面前也就不再諱言了。二零零零年我回京探望二姐,周有光對我談及此事而深感慰籍。

    二姐的祖父張雲端亦官至川東道台,所以,在合肥,張家算是官宦望族,良田千頃,庄園宏偉。在合肥與公安之間的周公山麓,高祖與曾祖兩代建有為團練而設的城 堡式城市,為有名的“張老圩”、“新老圩”,圩四周有城牆、城河,內外壕溝相連,迂迴曲折,城內河上拱橋相通,城內外有水門,可關可守。當年圩勇日夜把守,圩內成市,有店鋪、房屋數百間,更有田地,有糧食蔬果收成。曾祖兄弟們各有院落、花園、繡樓,林木深幽,環境清雅,新圩規模更勝老圩。二姐於抗日戰爭避難之時,曾在老圩作過短期逗留。後周有光派往美國銀行工作,二姐隨行,才离開老圩。 二姐的父親張冀牖,是個地道的讀書人,他一生享受祖輩的餘蔭,每年有十万擔的田租收入,他買書、藏書。二姐回憶說,家中不但滿架是書,而且遍地也是書,父 親還訂購國內雜誌、報刊數十種。他的書籍,任由子女取閱,從不限制。父親思想開明,不守舊規,因此他的十個子女深得書籍的益處。父親還延名師在家中為子女授課,舊學新學均不排斥。而且因為父親平生熱愛崑曲,在孩子長到十歲時即請名師在家指導身段,拍曲擫笛,又在各大戲院包有前排座位,每日都可看戲。父親一生獨力辦學,培養人才,造福社會。他本來想從幼儿園至大學辦成系統教育。他鬻屋賣田,也不接受任何人的投資和贊助,甚至當局的津貼、社會的捐助。他信奉獨立自主。他最終只辦成樂益女中,這是在移家蘇州以後的事業。他招收免費生的比例為江浙所有學校最高者。他為家中孩子們買照相機、留聲機計數十台之多,百代公司出品家庭小型電影放映機一問世,父親就買了一台。有這樣一位思想新潮,注重教育的父親,無怪乎他的十個子女後來都個個事業有成。在父親的影響下,二姐畢生熱愛崑曲,并以此為終生事業。大姊元和,作為大家閨秀,後來嫁給了著名的崑曲小生顧傳玠,在上海灘作為新聞炒作許久,但是這椿當年不屬門當戶對的婚姻,并無來自家庭的阻礙。 二姐的母親陸英,原籍合肥,隨父僑居揚州,是鹽商的女兒,以從小能精勵治家、知書達理而聞名,於是祖母早早定下這門親事,母親結婚後,治家井然有條。二姐 常說她的精明能幹即來自母親的遺傳。二姐在抗日戰爭中逃難到內地,搬家三十多次,上有婆婆,下有兩個小孩,她不但自己排憂解難,還幫助朋友。父母親結婚十六 年,育四女五男(只有十弟為繼母所生),母親死於敗血症,是年三十六歲,而二姐那時只有十二歲。姨祖母早有預言,說母親太美了是留不住的。母親臨終之時,將九個孩子交托給奶媽、保姆,分贈每人二百元大洋,要她們承諾在任何情況下要將孩子帶到十八歲。後來事實証明,她們都照辦了,而且成年後的弟兄姐妹也給奶媽、保姆以優厚的回報。如兆和培養奶媽的兒子到博士生地位。母親臨終前還將數百萬兩銀子退還給娘家。

    二姐有丰碩的童年。辛亥革命後一九一三年,當時的二姐只有四歲,父親受新思潮影響,自合肥帶領全家遷居上海,買了一個很大的石庫門房子,然在上海只住了四年,期間并無太多的記憶,只記得看了很多戲。接著全家遷居蘇州,住胥門壽寧弄八號,這是一座寬敞的花園房子,有亭台樓閣,花草魚鳥。直到抗日戰爭爆發,全家外出逃難才离開蘇州。二姐回憶說,她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都在蘇州度過,留下最美好的回憶。父親的辦學願望也是在蘇州得以實現的,這所樂益中學開辦了十七年之久,至中共建國改為公立為止。父親辦學,捐出祖產巨資,為培養青年擺脫陳腐的道德觀,他還聘任新青年到蘇州教書,如張聞天、侯紹裘、葉天底等,還與教育家蔡元培交往,希冀獲得蔡氏的學術支持! 從四個女孩的婚姻可以見出這個家庭的民主作風。如前所述大姐元和嫁給了唱崑曲的顧傳玠,而且得到了家庭的支持。二姐允和嫁給了周有光,當時的周有光一無所有,他曾在信中說:“我很窮,怕不能給你幸福。”但二姐的回信寫了十張紙,只有一個意思:“幸福是要靠我們自己去創造的。”三姐兆和,後來成為人民出版社編輯,她少年時在中國公學讀書,當時的老師沈從文愛上了她,兆和和沈從文結了婚,數十年的遭遇并不順暢,但他倆不离不棄,互相扶持,直到永遠。二姐允和的散文《從第一封信到第一封信》、《半個字的電報》都是寫的三姐兆和和沈從文的結識、戀愛和最終人生。二姐是他倆的“媒婆”。沈從文當年是又窮又潦倒,不是二姐的眼光獨到,誰又能賞識?四妹允和,精通書法、古文字、詩詞,也是曲家,丈夫漢斯是美國耶魯大學東方語言文學教授。四姐妹的婚姻都是相愛一生,互相扶持,她們是幸福的。 二姐於一九三二年畢業於上海光華大學,一九三三年與周有光結婚,婚後曾赴日本,於一九三四年返國,至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爆發,逃難四川,沿途歷盡艱苦。一 九四六年周有光被新華銀行派往美國,於是夫妻同行,他倆在美國住了二年。在美期間,有光即對語言文字有所研究,并在此時開始搜集資料,當時的紐約公共圖書館給有光提供了兩人合用的房間。一九四八年,有光結束了在美國的工作,倆人決定返國工作,繞地球一圈,單純以訪勝為目的漫游。他倆乘坐當時美國最豪華的“伊麗莎白”號客輪,經由英、法、意、埃及、緬甸、香港而達上海。沿途瞻仰了自由女神,与哈佛、耶魯、劍橋、牛津等著名大學,游覽了盧浮宮、艾菲爾鐵塔、龐貝古城、金字塔.....,真正的讀萬卷書,行萬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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