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感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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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域探監記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開始時,陳朗正在蘭州的文化部門,他於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鬥爭中被劃為右派,先後在保定與張家口地區服勞役多年,再次下放到甘肅,先在省所屬,後在蘭州市所屬。我作為家屬一個離校的右派學生身份,也隨行去了蘭州,卻一直沒有工作機會。直到文革前一年,由教育界朋友洪曙光的幫助,得以在蘭州西固一所中學任代課教師。然文革一開始,因我的政治面貌,當然不能擔當“人類靈魂的工程師”,立即被學校辭退。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口號下,省、市文化部門,凡有“歷史問題”和歷次運動中受沖擊過的知識分子,又都被揪鬥、關押,列為鬥爭對象。陳朗為北京下來的右派,自屬首當其沖,在他工作的部門,是最早一名被關押、審查的“階級敵人”。接著,在省府門前搭了一個露天台,押上這批“牛鬼蛇神”,開了一個要將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誓師”大會。自那天以後,陳朗就再也沒有回家。 革命形勢嚴峻多變,一切以北京的動向馬首是瞻,北京的行動,又以毛澤東的“最高指示”為準則,只要“最高指示”一下,全國各地即使在深更半夜,群眾立即敲鑼打鼓上街宣傳。最高指示說“造反有理”,革命群眾在大肆宣傳的同時,就羅織罪狀,抄家、打人,不一而足;最高指示說“破舊立新”,革命群眾就砸爛一切歷史文物,連孔廟中的千余座石碑都砸斷,孔林中的墳都挖了,民間的古建,老墳,都拆、都刨了。各色人等,紛紛登場表演。陳朗的罪名也不斷升級,由右派升級到現行反革命。對敵鬥爭要“穩、準、狠”,所謂“打倒在地,再踏上一隻腳”,使之“永世不得翻身”。從六八年算起,陳朗即被押往青海、甘肅、寧夏邊境諸地的農場服勞役,先後達十三年之久。在這十三年中,我帶著孩子輾轉各地顛沛流離,迄無寧日。我只在前期未離開蘭州前,曾兩度到農場探視過陳朗,直到一九八零年夏才在北京重聚。這中間的十二年,我再沒見到他。為了避免政治牽連,為了孩子的成長,我們幾乎不通音訊,彼此的訊息,都是靠陳朗的弟弟陳詒每年自新疆石河子工作單位南返探親時,路經甘肅,對兄長作短期的探視時帶回來的消息。

    我第一次往農場探視陳朗,是在一九六八年冬季。此年三幼四歲,自六六年南返時即留在二姐家中,比起兩個姐姐,她少受許多折磨。身邊尚有大幼和二幼。那次往農場,我將她倆安頓在一位浙江老鄉家,獨自前往荒涼的青、隴邊境大通河畔。火車出了蘭州市,西行幾十公里後,即是廣袤、悲壯的西北高原,停車處並沒有車站,一下車就在荒野中!西北的冬季,土地已經冰凍三尺,並無農活可幹。我到達農場時,人們告知,陳朗到河邊挑水去了。等了半天,不見回來,問明方向,我想到半路去迎接他。這一帶的土地遼闊,荒草粘天,我在風沙迷眼中,頂風而行。我用圍巾包著頭,裹著棉大衣。一路上不見一個人影,真正的獨行。走了許久才見到遠處地平線的衰草中出現了兩個人影。據後來陳朗告訴我,他也從遠處見到我這獨行者,越走越近時,他從步履體態中判斷像是我。但他又很快的否定了這個判斷,他不能相信在這個時刻,我會到達農場,會獨自行走在曠野的風沙中。

    農場附近沒有水源,每天輪流著每趟由兩個人到大通河去挑水,一擔水,要化半天的時間。在這個農場裡有一個服役者,就因為挑水,感到生活的絕望,自殺了。

    青、隴交界地域,這一帶的山是祁連山的余脈,地表為黃土層,處於海拔二千公尺以上,在世界屋脊的范圍內,從來人煙稀少。這裡降雨少,溫度低,冰雹頻仍。這條賴以飲水的大通河,發源於青海大雷山與大通山之間,古稱浩亹水、閤門水,這是塞外一條著名的河流。古代在這裡有一座因水而命名的浩亹隘,是座古城,漢以前西羌居此,後被漢將馬援擊破。這裡還曾是古戰場遺址哩!歷代的文士,尤其是邊塞詩人,都曾經謳歌過西域。春秋時期,這一帶屬秦,屬西戎。漢武帝派張騫通西域,派霍去病擊匈奴,使西域成為中亞西亞的絲綢之路,東西孔道。人們熟知的唐僧玄奘去西天取經,也取道於此!在這周圍,還有玉門關、陽關,有莫高窟、麥積山石窟、拉卜楞寺、塔爾寺、炳靈寺、崆峒山並嘉峪關。陳朗在如此豐厚的文化積澱之間勞動生存,他並不孤單!

    農場幾乎沒有什麼建築,被關押的勞動者,竟然沒有床舖,藉草而眠!除幾間土房外,只有一個木柵門。這些農場尚不是公安機關的勞改農場,是文革時期各部門私設的關押受審查、或定性,被監督留用的“罪犯”們之所。我在農場探視期間,借住在離農場三、四里處的名叫花莊的小村子裡,這個村子都是土房,約有二、三十戶人家,土房矮小、紙窗、熱坑。生產方式粗放,整個冬季不事田間勞動,是“老婆孩子熱炕頭”的時候,如果不以階級鬥爭哲學統治這些村落,即使處在邊塞,村居生活還算是恬靜祥和的。我在花莊得到村中小學教師宋老師的接納,宋老師是內蒙人,跛右腳,然而面目姣好,性情溫厚,她的丈夫在部隊裡服兵役。她非常熱情的接待了我,我在她家住了三天。白天我都到農場,為陳朗拆洗被褥,縫補衣褲。農場沒有水,洗涮之事帶到花莊完成,花莊有一口深井,水色土黃。陳朗並不能與我交談。他們還必須在冽風中出工,把田野中堆著的冰凍的糞便敲開、堆放,等待明春土地解凍時施肥。我在宋老師家的三個晚上,幾乎全村的人都到她家來看望我,到土屋中與我作伴,人們並不忌諱“反革命家屬”,西北農民的深情厚意令人感動,永生不忘。宋老師蒸白面饃招待我,用新婚的被褥供我睡眠。村子中的農民都熱情請我到他們家作客,吃水餃。夜晚在宋老師家炕桌的油燈下,我為他們代寫過書信,代打過報告,充當參謀。人們譽我為“昭君出塞”、“孟姜女送寒衣”。我確是送了一件寒衣給過陳朗。當時我在蘭州正與老右派袁煒夫婦一起收破爛、糊鞋幫。袁煒收了一件大衣,讓孟夫人打了幾十處補釘。袁煒說,穿上這件像牛皮一樣的厚實大衣,既可擋風,又可藉地坐臥,抵得上蘇武的斗篷。在花莊,除宋老師外,我還結交了一位從關中逃荒至此的婦女,她告知我一件花莊人不知道的秘密。原來她身邊這位機靈的六歲男孩,不是她親生,是在她外出時在關中田梗上撿的棄兒,當時這個孩子出生才幾天,頭蓋骨似乎是鬆散的,她用手帕將孩子的頭顱紮好,她用面糊喂他,孩子居然奇跡般的成長了。

    三天中,農場的管理者不許我和陳朗說話,居然有一天一位監視人員,允許我隨這批服役者同到田間去。野外,寒風特別強勁,監視者不知躲到何處避風了。服役者也彼此間隔較遠。我與陳朗一起運肥,我們得以自由交談。我們相約,在任何困境中都不能想到自殺。我們料想今後將更無寧日,不可能再回城市,設想若能夠在這塞外花莊營建家園,也該多好!陳朗的情緒,居然頗為樂觀。我們一面勞作,他一面向我口述一首近作《望海潮》詞,題為“紅古學耕”,因無紙筆,也不敢記錄肇事,他讓我背誦記憶,回蘭州後為他筆錄下來。經過幾次反覆吟誦,我隻字無遺的背誦下來了。

   詞曰:

   望海潮

   山迴似抱,川流成嘴,西河不做腰攔。漢壘已埋,秦渠未鑿,千年遺下平灘。沙積幾時還。但泥犁小試,為解征鞍。莊塊煙迷,最新圖畫擬重看。

   長天夜氣漫漫。有流星墜屋,斜月銜山。呵壁何求,書空多事,草間旋起沉鼾。無夢到槐安。剩案頭塵冷,誰見螢乾。浪笑從前,只因誤步落邯鄲。

    詞寫眼前景,也用了些“典”。陳朗說,本地百姓稱大通河為“西河”;嘴,近處有地曰“河嘴”,公社所在也。附近確有一條廢渠,乃秦時故跡。鄉人稱今土築園居為“莊塊”。泥犁,梵語,意為地獄,借二字以切題------耕也。“白紙可以繪出最新最美的圖畫”則倒屬“最高指示”。呵壁,典出屈原呵壁作《天問》;書空,典出殷浩(“咄咄怪事 ”)。螢乾,杜甫《鄭廣文(虔)故宅》詩:“案頭乾死讀書螢。”邯鄲,“邯鄲學步”(見《莊子﹒秋水》)。又《邯鄲夢》(即“黃粱夢”),《南柯夢》(即所謂“槐安國”),這便是我國偉大戲劇家湯顯祖“四夢”中兩部作品,兩個古代的傳奇故事經戲劇化並加以哲理性的抒發者。戲劇工作原是陳朗的“本行”呢。由於有現實的“景”並過去的“典”,所以容易記。

    我第二次去農場探視陳朗,是在一九六九年春,當時我與孩子已被趕出蘭州市,又不准遷回南方農村,即將到陝西富平農村落戶前。此去勞燕分飛,不知相見何日。我帶了大幼、二幼同赴青、隴交界處,再度探望陳朗。孩子們在這次見過父親後,要等到一九八零年夏,十二年之後,她們都已長大成人時,才重見父面。當年她們太年幼,在後來漫長的歲月中,竟完全淡忘了父親的形象以及有關他的一切……這一次赴農場,我們住了兩天,仍然不准陳朗和家人說話。夜晚我帶著大幼仍然住在花莊,二幼則伴父親睡在農場的地舖草堆上。

    陳朗在十多年間,曾在這一地區范圍內幾個所在服役過,共同相處的“戴罪”者,與陳朗較有深交,給我印象亦較深刻的,有三、五位,其中有馬逢春。馬是河北任丘人,畢業於中央音樂學院,年輕有為,為男中音歌唱家。原在北京任職,曾出國演唱,略有知名度。文革前,處於邊遠的蘭州市派人上京物色人才,商調他到蘭州文化單位工作。文革開始,他的任丘老家被抄,在他老母親的一隻陳年箱底翻出馬讀小學時的一本練習簿,因他小時聽過武俠故事,也喜使槍弄棒,亂寫亂畫,曾在練習本上畫一把刀,寫“刀槍不入”四字。不想這把“刀”下,恰印有毛澤東像,這就構成了他仇恨、要“殺”偉大領袖的罪行。先被批鬥,曾關押與陳朗同一地點服役。後定性為現行反革命,被遣押回河北任丘服刑,在家鄉受監督,作苦力勞動。

    還有一位谷成志,我雖然沒有見過他,但對他存感激之情。他當年求學,同時考取上海音樂學院並中央音樂學院,他先讀完上音再到中音進修研究生。他擅長作曲並鋼琴專業,有較深的樂理研究。在上海時,曾從吳昌碩之子吳東邁先生學習國畫,多才多藝,絕頂聰明。也是文革前蘭州方面向北京商調來的人才。他是東北鞍山市人,年輕,原無政治歷史問題。在文革大串連時,他在旅途中結識了一位女性,成為密友。這一時期各單位都處於癱瘓狀態,並不上班,他與女友同到東北各地,遲遲未歸。原來這位女友乃是當時中央文革小組成員著名筆桿子“王、關、戚”之一的關鋒的女兒。正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不久王、關、戚被打倒,女兒受株連,並波及谷成志,雙雙在沈陽的軍區牢獄裡關了近一年。谷雖然後來被釋,遣回原單位,但亦成了陳朗勞動場地的共同“難友”。谷成志為人誠懇,他對陳朗的人品很推崇,有感情。他提出今後若有機會,他要培養三幼,教她鋼琴。在文革後期,相對的有了一些“自由空間”,那時我們母女在杭州郊區,蘭州方面來信,讓三幼打印手樣寄去,看看是否具備彈鋼琴基本條件。這件事,當時給我的希望、鼓舞之大,至今感激。因為在當時,有誰關心我們的孩子!

    在與陳朗一起服役勞動的人中,要數一位女性孫麗琴最為凄慘。孫麗琴原為北京評劇演員,約三十多歲,她丈夫是蘭州市文化界的一個中層幹部,當時造反派要揪鬥她的丈夫,就先從孫麗琴下手,打開缺口,這種都是普遍使用的伎倆。可是孫麗琴的承受力太差了,只經過了二、三次壓、逼、批鬥,她就在當時勞動所在地強灣(屬皋蘭縣)懸樑自盡了。可見當時的氣氛是何等“肅殺”與恐怖。

    其時甘省“革委會”成立不久,正是“路線鬥爭”、“清隊”進入“白熱化”階段,學校、工廠,包括文化部門等均進駐了“軍宣隊”。時有遭鎮壓者。一位留洋回來在省屬人民醫院任外科主任的大夫,地主家庭出身,由於一位貧下中農成份的病人死於手術床上,經家屬一“告”, 便被輕易地押赴刑場槍決。集中在強灣的這批文化人,揪出後被認為有“嚴重問題”者,如馬逢春,還有侯廷德,也是陳朗的好友,原在某劇團操主胡兼作曲,前時被本單位的造反派指為“保皇派”,曾被打斷一根肋骨;還有一位姓許的小演員(不過生活和言詞上的小問題),三人即被押送到白銀市部隊管轄的監獄,與死囚們關在一起。半年後侯廷德放出來時曾對陳朗描述過,說在那些日子裡每天都會考慮自己的“末日”將臨,左右隔壁的單身牢房裡,時有關押次日“待決”的死囚。一條“反標”便足以致死;一個偷過幾十輛自行車的小偷,最後偷到了原市長(市革委主任)家的,即被處以死刑,侯廷德聽到他被押上囚車出監獄大門時高呼:“小白樺 ,永別了!”因監門外栽有一排白樺樹。那時,還不像後來槍決張志新烈士那樣,發明了割喉管,否則,他連這句話也喊不出來了。在強灣,被揪出關在該處“牛棚”者,則隨時為造反派拉出一批人,帶到山崖後列隊逐個用棍子抽打或用石頭狠砸,該地的老鄉都感慘不忍睹,憤憤不平。孫麗琴的上吊便是在那個歲月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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