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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孟海先生逝世十一周年纪念

沙孟海先生生于一九零零年六月十一日,逝于一九九二年十月十日,至今正是他逝世十一周年纪念日。他的一生几乎经历了整个二十世纪。他出生于浙江鄞县农村的一个中医家庭,兄弟五人,沙孟海居长。父亲于三十九岁时死于狂犬病复发,其时沙孟海只有十四岁,而最小的弟弟年仅二歲 ,还上有七十多岁的老祖母。家境贫寒。处于农村的一家长子,他的辛劳,孝悌,于身体力行中,形成了沙孟海先生宽厚、稳健、诚挚,勤奋的一生。

    沙孟海先生的父亲除业中医外,还性喜书画篆刻,使沙先生从小就领受到艺术的熏陶,他从少年时候起就刻苦研习书诗画印。才二十多岁时,他的书法造诣在邻近各县已享有名声,而且可以润格鬻卖补家用了。在他母亲的坚持下,他离家赴宁波第四师範求学,后成为学者冯君木的入室弟子,学问大进,交游亦广。后因冯君木的关係,到了上海,任职商务印书馆,即拜识了著名学者吴昌硕、章太炎、朱彊村、况蕙风诸先生。吴昌硕对他的印艺书法指授颇多,曾写诗赞美。国学大师章太炎也在他主编的《华国月刊》登载過沙孟海的篆刻文字。朱,况两位都是词学大师,对沙孟海的文学修养的提高,影响甚大。这一时期沙孟海的书法研究也渐臻博大。中年以后,更结交章行严、沈尹默、张阆声、余紹宋、潘伯鹰、潘天寿等。平生私淑康有为、翁同龢、沈曾植、罗振玉等。沙先生平生最服膺的是梁启超、马一浮、于右任、王福厂、任堇叔等。

    在沙先生的资助下,四个弟弟都求学成才,而受当时潮流影响,先后参加了中国革命洪流,多有牺牲,而沙先生却因家庭重负以及机遇所致,一直任职于国民党核心机构,如蒋介石侍从室秘书,朱家桦主管“中英庚款董事会”秘书等工作。他虽在官场而一直任文牍工作,后来还为蒋介石修《蒋氏宗谱》。沙先生虽身在国民党高层,并有机会仕进,但他厌恶争权夺利,不愿去组织部或中央党部任职,一生尊奉“与世无争”的“家宝”。出淤泥而不染,洁身自好。沙先生因亲自领受了官场的腐败,更感于诸弟参加革命给家庭带来的不安,他后来告诫子女一定要靠技术吃饭,攻读理工科医学等学业,他的下一代确实是遵从了他的愿望了。一九五零年中共建国后,沙孟海先后应聘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讲授古典文学和古器物学。一九五二年委任浙江文物管理委员会常委。一九五四年委任浙江省博物馆历史部主任。写灵隐寺大殿额,著《盂鼎甲器跋》,著《印学史》等等,但在文革中,他卻作为学术权威被“打倒”,继之被冷落,监督,搁置。后来我们知道,他在此时烧毁了他自二十年代以来几十年的日记,这真是书法史料的一大损失!

    沙孟海是大师,是一代书家,我一个后生学子能结识于他,并得到他长期的关注,真感有幸。

    文革初期,约上一世纪六十年代末,我们在兰州亦遭文革的衝击,陈朗业竟羁押,我带三个女儿辗转南返,后在杭郊落脚谋生,生活艰苦。

    此时沙先生正被“冷落”在家,我哥昌谷,浙江美术学院教授,正因病自“牛棚”出来在家养病。年终,我哥命我送信给沙老,得以拜识先生,那时沙老一家住在龙游路十二号(后改为十五号)旧寓。

    沙老这间东侧居室,既是卧室又是书斋,陈设也很简朴。沙老的一张小床置室内西南靠近南窗處,夫人的小木床横置在北面木板壁下,夏日都挂罗帐。居室东面有窗户,窗旁置书橱,书桌之类旧家具,南窗下也置放小橱、几、椅。室中间放一张八仙桌,桌上时时备有烟盒、果盒,以待宾客。那时先生写字即在此桌上挥洒。房间门西向,出门就是从户外入内或上楼梯去的户内通道,较宽敞。室内的墙上,什么书画都不挂,只挂了一幅毛泽东像。至于后来居室渐次扩大,一楼整层供沙老一家使用,使沙老终于有了卧室、书房、会客室、饭厅之分,这已经是十多年以后的事了。后乔迁庆豐新村新居。沙老居处数次调整,但对我来说,最感亲切、感温馨者,还是六七十年代的龙游路旧居。作为沙老本身,那时也显得清闲些,那个时候,求书者并未像后来那样蜂涌而至,尚能自在地读书、写字,包稚頤夫人则操持家务,又为先生研墨、试笔,雍雍然一室之母範。

    一九七四年冬季,我在杭州西大街(即今武林路)有了一个栖身之处,从我居处步行到沙老家,用不了五分钟,我常去他家。有时夫人托我办些杂事,有时也帮人求书,有时则纯属探望。沙老夫妇态度慈祥,不时给我慰藉,我总是忧虑前程,为生活煎熬,他俩总是体贴入微地作种种开导。我那时虽在壮龄,即已患高血压。对于陈朗冤案,他俩 让我相信沉冤定能昭雪。至于身体问题,夫人现身说法,授以养生之道。夫人说她十六岁时即罹大病,后来几乎一生未离药罐,平常小病不断,而且每隔两年,必有一场大病,即使如此,要做到勿焦躁,勿自弃,静养,服药,自能康复。她说:“生命掌握在自己手中。”这一名言,我一直谨记在心。在那个年代,他俩所给予我的精神支持,足可抵挡多少的人生炎凉!这份情谊何止是师生情谊。

    沙老惠赠我的书法多帧,各个时期都有,都是精品,尤其是七十年代的书法,那时他的书艺已是炉火纯青,且精力旺盛,又较清闲,如所惠書李白《嘲魯儒》和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的長卷,为外界流传者所罕见。又八十年代的一个春节,我去拜岁,他赠的那幅即是《沙孟海书法集》的卷端题识原作。此幅本来尚未盖印章,又适逢来客,乃是天台曹天风先生,沙先生到会客室相陪,谈话良久。匡世兄见我久候,很不过意,两次到会客室请示沙老,匡世意欲代盖印章,然沙老一定要自己盖印,方才放心。后来仍由他亲盖了印章。沙老治学严谨,由此可见。

    夫人也精书法,开始我并不知道,还是夏承焘先生相告的。夏先生微笑地对我说:“你可以向夫人求书,但不能说是我说的。”我还是“出卖”了夏先生。夫人诉说,家事繁杂,已多年未执笔了,但要她写字,有个条件,即要我做一首诗送她,“互相交換”。我写了一首古风,歌颂沙翁和夫人的法书,和对我的关怀。于是我得到了夫人的手书两幅,至今珍藏。夫人书体极似沙老,苍劲、朴茂,无一点脂粉气。夫人身体文弱,面目清丽,一派书卷气,但写字出笔恢宏,真是始料所不及。夫人于一九八六年四月二十三日仙逝,享年八十一岁。沙公旷达地说,夫人一生病体,能有此寿,也属侥幸。

    我的第二女、第三女都曾经由沙老亲自授字,当时她俩一在中学,一在小学上學。沙老授字从临字入手,以求基础扎实,结体严谨。时当七十年代,书肆难以买到字帖,沙先生只得自己书写“影格”,供她俩学习。先後 写有八张之多,至今仍珍藏。沙老主张习字先得“影”字(将“影格”放在纸下,照影而书),不能一开始即对临。影书一段时间后,然后影一行,再照影的在边上临摹一行。他对老三的习字比较赞赏,说她中锋、有力,而时加鼓励。陈朗在西陲闻知二女学字,写有《沙先生授字歌》(附)。当时我也想学字,但不知学哪一体为好,照影而书又颇不情愿。沙先生说,不妨临摹多种碑帖,取其最合意者习之,并说碑帖字体以接近自己笔体为好。我先学《十三行》未坚持,再学《醴泉铭》未坚持,后学黄山谷《松风阁》贴,仍未坚持。两个孩子后来成长远游,也未坚持学习。沙先生还常常问及她们的学习情况,惭愧良多!

    约七十年代中期,一次与沙老闲谈中,说到我有一批自西北辗转带回的碑刻拓片,未经整理。沙老听后,很兴奋,要立即亲眼看看这批拓片。因武林村住处极近便,沙老即与我同行到我们的小阁楼上。武林村是旧式木结构楼房,顶层阁楼带老虎窗,面积约十多平方米,但是阳光充沛。当时正是深秋,故黄花满座,室内一床一桌已占去地面,平日凡吃饭、来客都是席地而坐。那日沙老随我走进石库门、黑暗过道,走上曲折盘旋漆黑无光的木楼梯。让沙老坐在小矮凳上,我即搬出全部碑帖,凡拓本、影印本、石印本,都放在地板上,沙老就逐一为碑帖进行鑒別、分类,逐一用钢笔写上标籤(很可惜未用毛笔书写),他将碑帖分成四类:一、最好的,如原拓魏《高贞碑》和《张猛龙碑》等;二、如艺苑真赏社影印的诸汉魏碑等;三,如清代黄士元、潘龄皋所书石印本等等。至于第四等,他认为均是劣等印刷品或木板仿刻本,无价值可言,不必保存,留之还会谬种流传,贻误子弟。尤其挑出郑孝胥帖,放在一边说,郑孝胥是汉奸,没有人品,绝不能让孩子临他的本。在整理中,还发现一种大字拓片《麻姑仙坛记》,解决了孩子们的临本问题。沙老光临我的小阁楼,这是唯一的一次。之后,沙老曾经与包夫人、张令杭先生(沙老之婿)联袂同访家兄昌谷于未央村寓所,可惜家兄外出而只与老母会面。尔后,令杭先生不无感慨,他说,他有时与沙老外出,有时与包夫人外出,而三人同行访友,一生之中仅此一次,而居停主人又未见,岂非憾事!相比之下,沙老亲践我的小阁楼,且逗留半日之久,阁楼可以不朽矣!

    沙老特欣賞郑康成,不止一次与我谈起这位古人,谈起康成家婢的故事。先生仿婢女口气问“胡为乎泥中?”“薄言往愬,逢彼之怒。”然后爽朗地哈哈大笑。

    目今杭州各商店沙老写的招牌字很多,而且都署有名字,可是在七十年代沙老寫的招牌字就凤毛麟角。我曾受人之托为“奎元馆”求写招牌,内中还有一段故事哩!沙老应允写成的“奎元馆”三字,是以传统方式自右向左,他申明不署名字,但奎元馆方面当时一定要求写成自左至右,故又请沙老重写一幅。沙老交待,不能将字各别调换位置,因书法講究气势。不巧,奎元馆在製作招牌过程中,遗失了自左至右的后寫者。我以为决无让沙老为一个招牌字书写三遍之理。而奎元馆方面又执意要自左至右。我就擅自作了主张,将第一次所写三字,调换位置,虽然沙老交待不得随意调换,但事已至此,只得权宜,况且我还以为招牌字并非艺术品,沙老又未署名,无妨。故现今“奎元馆”三字招牌,是调位置的三字,细观“奎”字,笔势所向显然应是右边第一字。此三字以樟木製成。沙老不收分文報酬,奎元馆毛经理只给沙老送了几盆菊花,几盒精细点心,以表谢意!

    沙老说话,声如洪钟,儿媳匡世夫人无可奈何地对我说过,为了不使他劳累,导致血压升高,以博物馆名义将布告贴于房门上谢客。可是沙老在室内说话,声音洪亮,使客人在门外听见,这又如何阻挡别人造访?

    沙老与同乡已故名医周歧隐並其弟杭大周采泉先生是至交,情谊深厚,时有书法惠赠,我就为沙老送交过一次,写的是一副对联,并已装裱成轴,拿去即可张挂。那一日,采泉翁接到沙老的惠赠,展视后,望空拱手,连声说:“当勿起,当勿起。”沙夫人殁后约二年,一日,沙翁让我写一首纪念夫人的诗。此诗写成后,曾发表在《徽学通讯》学刊上(附后)。当我将诗的復印件送给沙老寓目时,沙老当着几位书法弟子的面夸獎我是“浙江当今第一女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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